日本説“風月同天、與子同裳”，我們該如何回答_風聞

來源 | 談資有營養（tanzifeed）

作者 | iC70

01

在此次向武漢捐贈醫療物資時，日本漢語水平考試HSK事務所一句“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讓國人想起盛唐高僧鑑真。再後來四家日本機構聯合捐贈防護服，一句“豈曰無衣，與子同裳”又讓國人記起高中語文教材上的《秦風·無衣》。以華夏文明風度來致意疫情下的中國，日方的友善憑藉短短十六字，一時間圈粉無數。

風月同天句，語出日本奈良時代真人元開於公元779年所著的《唐大和尚東征傳》，記載唐朝高僧鑑真在揚州大明寺説法，日本沙門榮叡、普照頂禮前來，求鑑真往日本傳法。鑑真答道：從前日本國的長屋親王造一千襲袈裟來佈施我國眾僧，袈裟緣上繡着“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於是起身東渡赴日。

而寄來防護服時所引的與子同裳句，歷史更為久遠，語出中國兩千多年前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於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據流沙河先生考釋，這一首是秦軍士兵操練時喊的戰歌。每段四句喊完，第五句是喊口號，相當於如今下操時喊“一二三四”，於是秦軍齊聲高呼：“……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聲音似乎能穿越時空傳到如今。

言語貴在傳不言之意。日本人不寫完“寄諸佛子”，也不用第一句“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其實倒是希望彼此心有靈犀暗自應和，將“共結來緣”和“與子偕行”的含義補為完璧。一唱三嘆、有餘不盡，本來是中國文化的特徵，卻被一衣帶水的鄰邦學了個十足。

02

即便無法舉一反三，甚至難以理解“風月同天”“與子同裳”本身的意境，但日本捐來的物資上明白寫着的“加油！中國”，卻是瞎子在黑暗中也一目瞭然的正能量。

“加油”語出民國時代的清華大學。在陳岱孫、李方桂等清華學生的回憶錄中記載，當時清華學生覺得食堂菜餚油水稀少，於是常常高呼“加油加油”以喚夥計給菜盤裏加油。後來在全校運動會上，有人偶然喊出“加油”來為運動員鼓勁，憑藉廣泛的羣眾基礎，“加油”就成了清華啦啦隊的口號。但在1928年之前，沒有其他高校或社會輿論使用“加油”一詞，當時所用激勵口號的是源自歐美的“rah-rah”。

“加油”真正變得流行，是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後開始的。雖然在1934年的《大公報》報道體育比賽時，仍然看不到加油的口號出現。但在1935年紅軍長征經過貴州仁懷縣時，宣傳隊的順口溜已經唱到：“同志們，快加油，不怕腳痛汗水流，飛到仁懷打白狗，勝利捏在手裏頭。”

在普遍營養不良、油水稀少的舊中國，“加油”是跟電燈電話一樣人人期盼的美好未來，因此也很快成為文藝作家筆下的新話。杜鵬程在《保衞延安》的第三章寫到：“楊主任把本本上記的話看了看，説：‘……同志們，加油幹哪！’”

多年後的北京奧運會上，國外觀眾很少有人明白國人所高呼的“加油”不是“Add Oil”而是 “Go! Go! Go! ”的含義，於是當時《時代》駐京記者西蒙·埃勒根特給出了“（中國）加油”最貼切的英譯：“Zhongguo Jiayou! Go China!”

但嚴謹規範難比約定俗成。十年後的2018年，中式英文“Add Oil”被權威的《牛津英語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收錄，釋義為“expressing encouragement, incitement, or support : go on! go for it!” 既然已被英語世界正式接受，歷史不足百年的“加油”，在中國語境裏如今更是無所不在。

其實見人有難而施以援手，也並非日本的一家之善，而是文明社會通常所謂的Universal Value。歐美國家寄來的援助物資， 上面也會寫着跟中文“加油”類似的口號如“Go! Wuhan!（武漢加油）” “Hold On!（堅持住）”“Cheer Up!（別灰心）”或“Keep Trying!（繼續努力）”等等。但為什麼不像“風月同天”“與子同裳”一樣，能夠一擊即中國人之心呢？

因為還有文化認同的原因。同樣使用漢字的中國和日本之間，與英語國家相比存在更默契、更長久的文化淵源。

03

遣唐使晁衡和仿造長安洛陽建京都奈良的佳話，在中日關係史上已是老生常談。實際上在12~16世紀之間，諸如書法、水墨畫、庭院佈局和素食料理這樣後來成為日本傳統文化的元素，大多都是在元明時期才從中國傳到日本並確定下來的。從與今天直接相關的意義而言，這幾百年帶來的影響比隋唐時代還要大，即便當時日本輸出的更多是倭寇。

江户時代的學者保岡孚一邊感嘆“崇拜中國的日本是會被瞧不起的”，一邊又用漢字在表達着這樣的觀點。當時日本的民族主義思潮興起，不乏主張極力去除中國痕跡的學者，以彰顯日本文化的本位色彩；但也有學者認為此舉無異於抓着自己的頭髮想脱離地球，他們不但不以中國文化為忤，反而自視為華夏文明的真正傳承者。正是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出現了“明亡之後無華夏，崖山之後無中國”的説法。

進入十九世紀，閉關鎖國的日本和中國一樣遭遇了西方列強的衝擊。不同的是中國的洋務運動甚至早於日本的明治維新八年，但最終卻在甲午戰爭中一敗塗地割地賠款。日本不但沒有像中國一樣越來越淪為殖民地，反而通過成功的現代化轉型成為與西方列強並列的世界強國，於是活生生的反差震驚了中國的有識之士。

為了救亡圖存，中國的革命志士們一邊推翻清室建立民國，一邊開展新文化運動割自己精神上的辮子——首當其衝即是語言文字。魯迅要提倡白話文廢止文言文，“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得到一種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胡適要倡新詩而反舊詩，“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錢玄同要廢除漢字，以世界語復興中國……而同樣主張廢除漢字、中國才有未來的，還有從譚嗣同到蔡元培、從吳玉章到陳獨秀。

當然不必苛求前人。在挪動一張桌子都可能流血的中國，空前強大的傳統讓新事物的進入變得無比困難，因此矯枉或者必須過正？在深受舊學薰陶的他們看來，不亡舊文化即亡國。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文言文退出了歷史舞台，簡化字也取代了以往的字形，語文的革新有目共睹。舊文化如願被掃地出門，而中國也竟真的沒有亡。

但同時日本的成績也有目共睹。國情不同，他們現代化轉型的阻力更少，也沒有朱子八股來限制一代又一代聰明人的頭腦。雖然軍國主義盛行招致了二戰的失敗，但似乎並沒有阻礙他們在現代化路上前進的步伐。如今的日本不僅有現代的社會制度，還有並未被棄之如敝屣的漢字文化。比如當下最豐富的漢字設計字體其實在日本，當然幾乎都是繁體。

至於他們在倒髒水的時候，為什麼並沒有一起扔掉圍棋、茶道、禪宗與和服，原因複雜得能寫一座圖書館的書。簡單地説，除了幕府和天皇都是日本人、權力的移交比中國滿漢交織更簡單，另外改革阻力也更小之外，跟日本本身的民族性格也有莫大關聯。從向中國派遣使節開始，他們就一直是努力學習的一方；明治維新仍然是努力學習，只是從中國的朱子學陽明學，更多地換成了歐美列強的數學、理化、軍事和教育。日本不僅知道要繼續學習，而且知道如何在學習時保持自己已有的成就。

即便掉頭向西，但學新並不意味着一定棄故。日本學者福永光司年輕時即便被徵召入華作戰，懷裏仍然隨時揣着一本《莊子》。歷史學家小島毅上書法課時，學習日文假名的範文是48個字的日本《伊呂波歌》，開頭是“花豔香氣溢，終有凋落時。”學習漢字的範文則是1000字的中國《千字文》，起始一句為“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中學生小島毅當時只覺得“怎麼看都更加氣勢恢宏”，“不愧是中國。”

可在中國的課堂上，如今已經沒有了《千字文》的蹤影，倒是《弟子規》藉着復興國學的名義甚囂塵上。這樣的中國就算完好，然而是當時提倡除舊佈新不破不立、“漢字不亡中國必亡”的魯迅們，心心念念心嚮往之的嗎？魯迅知道自己變成了表情包網紅，可有什麼想説的麼？

​04

而且就算是新的白話文的誕生，日本也起着常常為人所低估的作用。有多少現代中文詞彙來自日文轉譯？ 中華、人民、共和國，除中華外都因為日文而誕生，七個字裏倒有五個字。不管兩千年來多少恩仇風波，日本始終是一個多世紀以來對中國造成最大影響的國家之一，甚至可以去掉之一。

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在出訪歐美歸來後，於《文化的意義》一文中寫道：在判定文化程度的標準上，比起科學、哲學來，文藝和藝術才是更正確的衡量標準。猶如一個人的一生，十三歲之後頭腦就已經漸漸地比較理性了，但要在趣味上充分發展，卻非經歷過漫長的歲月不可，而國民或民族也是一樣。內藤在將近一百年前就認為，拋卻純粹的科技、物質甚至體制成就而言，日本和中國是世界上文明程度更高的國家，即便一起步不久、一積貧積弱。

內藤描述的理想生活，其意涵近似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所述的“詩意地棲居”，比照日本此次捐贈物質的十六字贈語，或者庶幾近之。 “山川同域風月同天”，以古之典故喻當下之事，情景相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看似脱口而出的平易之語，每個字落在月球上都可以砸出一個坑。什麼是文化軟實力？以輕描淡寫的短短十六字令千萬人衷心誠服，這就是文化軟實力。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以《詩經》中的詞句相酬答，本是春秋時期各國往來的通例。《左傳》中明確出現的《詩經》篇名，達116篇之多。當時諸國往來，每逢外交場合、社交場合甚至作戰，都會互引《詩經》為風雅明禮的表現，而瞠目以對、不知所云者則被視為粗鄙無文。

此次日方以“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相贈，朝野知聞。而其所承襲泱泱大國之古風，一句即躍然紙上。若能得到一句“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的類似回答，自然會聞絃歌而知雅意，明白對方感謝的善意隱在無須廢話的下文裏，“非報也，永以為好也。”

但日本終於被正式提及時，卻沒有什麼木桃瓊瑤，而是一句“病毒無情人有情。疫情是一時的，友情是長久的。”

所以這算什麼呢？若是用日本當下的方式來表述，就是楚辭源頭《越人歌》裏的“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若是用另一種方式來表述，就是“扁擔要綁在板凳上，板凳偏不讓扁擔綁在板凳上。”而明珠暗投、解人難得、我本將心向明月，統統都是百分百的中國典故。

若以內藤湖南的觀點作譬喻，日本就像是一個成熟的健全人，既有為世所知的理性，更有華夏文明造就的風雅——而不像劫後餘生的莽昧少年，離理性的差距尚一目瞭然，遑論理性之上的精緻趣味。如今在一套話語體系下，別人情真意切地説着“與子同裳”；而身處另一套話語體系中的自己，明明聽起來似曾相識，腦汁絞盡之下卻只憋出一句“我靠，是在下輸了……”人世間最弔詭的事，莫過於數千年文明赫然在列，卻已似盡付東流。

福永光司一生膜拜的典籍《莊子》，《秋水》一篇裏有“壽陵餘子”的寓言：趙國邯鄲人走路的姿勢瀟灑優美，於是燕國壽陵一個年輕人就專門去邯鄲學習，結果不僅沒能學會邯鄲人的步態，連自己原來怎麼走路的也忘了，最後只能爬回壽陵去。現在面對藴涵漢語精華的風月同天和與子同裳，感覺既沾親帶故又形同陌路、既仰慕欽佩又如芒在背、既欲言不能又欲哭無淚，只知道身上疼痛、心中悲哀。

主要參考：

內藤湖南《東洋文化史研究》

小島毅《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史》

流沙河《詩經現場》

大象公會《比賽時為什麼喊“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