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宏：小議金昌三角城的歷史位置與特質_風聞

位於河西走廊中段的甘肅金昌三角城遺址，時代約當春秋戰國時期，屬於中國青銅時代末期至早期鐵器時代的沙井文化。它是迄今所知河西地區最早的城邑遺址，也是這一地區唯一的一處先秦時代城邑。

一

我們可以把這座城址放在當時整個東亞地域歷史文化發展的大的時空框架中來考察。

在卷帙浩繁的中國古典文獻中，關於城與築城的記載不絕於書；至今仍聳立於地面之上的古城牆也不鮮見。至於湮沒於地下、經發掘出土者，更是比比皆是。可以説，城是這塊戰亂頻仍、多災多難的土地上的一大“特產”。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城址的分佈與以中原為中心的華夏文明圈是大體重合的。就春秋時期而言，這些城址的絕大部分分佈於中原及周邊各諸侯國；戰國時期則基本上見於“戰國七雄”即齊、楚、燕、韓、趙、魏、秦等國的疆域之內。據拙著《先秦城邑考古》截止到２０１７年的統計，此前已公佈材料或見於報道的春秋戰國時期的城邑（含無外郭城都邑）遺址達６５７處，主要集中於河南、河北、山西、陝西、內蒙古、山東、安徽、湖北、湖南等省，也即東亞大陸偏東的區域。我們可以把這些城邑稱為“華夏農耕禮樂系統城邑羣”，或可省稱為“華夏城邑羣”。

那麼它的西限在哪裏呢？據考察，這一龐大的“華夏城邑羣”的西限與秦文化的分佈有密切的關聯。位於西漢水上游、甘肅隴南地區的禮縣西山、大堡子山和山坪三座周代城址，應屬早期秦文化中都邑級的城址。它們與寺窪文化遺存共處於同一區域，關係密切，後者所代表的人羣或認為可能屬西戎之一支的犬戎。這表明這一帶春秋時期城邑的華夏化程度還不是很高，但５座城址均為夯土版築，應處於“華夏城邑羣”的邊緣地帶。就現有材料看，密集分佈、連綿不斷的“華夏城邑羣”最西的地點，是渭水之濱的春秋時期寶雞平陽城和鳳翔秦都雍城，與上述三座城邑相隔近２００千米。地處隴東的甘肅寧縣西溝戰國城址，規模較大，面積達１５０萬平方米，調查者結合文獻記載認為當是義渠戎國的都城。這應已屬“華夏城邑羣”的外圍。

從地理上看，隴東一帶還屬於東南流的涇河、渭河流域，具典型的黃土高原風貌。再往西，就進入了青藏高原和內蒙古高原、沙漠的交匯地帶，海拔漸高，大部分地區乾旱少雨。這是農業和畜牧業的交錯地帶，在先秦時期，罕見城邑這種一般以定居和農業為基礎的聚落形態。在這樣的自然和人文背景下，位於“農耕城址羣”５００多千米（直線距離）以西的河西走廊上發現的金昌三角城遺址，無疑像一顆珍稀的明珠，鑲嵌於先秦時代中國西北農牧文化的版圖上。

二

據研究，金昌三角城遺址所屬的沙井文化主要分佈在河西走廊的東北部，“已確定的遺址點集中在巴丹吉林沙漠與騰格裏沙漠之間的民勤綠洲和永昌盆地之間，民勤沙井子至金昌三角城一線是為該文化的中心區”。民勤盆地位於祁連山內陸水系下游的沙漠終端湖地帶，猶同伸向內蒙古沙漠的一支觸角。“據河流的走向分析，沙井文化的遺址主要分佈在石羊河、金川河下游沿岸和湖沼沿岸的綠洲上”。在戰國以前，民勤盆地的河湖演變和綠洲發育完全循自然景觀的發展，很少受人類活動的影響，屬自然水系時代。“考慮到該文化居民有比較穩固的聚落，晚期甚至建有相當規模的城堡，説明他們所經營的畜牧業並非純粹的逐水草而居、來去無定的遊牧形式。而是採取一種以較為固定的聚落為中心，循一定的半徑活動的駐牧形式。正因為有着相對穩定的生活環境，沙井文化的居民也從事一定規模的農業生產”。要之，歷史地理和考古學研究表明，金昌三角城遺址是整個東亞大陸罕見的華夏農耕及禮樂文化圈以外的城邑遺址之一，也是東亞大陸西部地區最早的一處綠洲城址。

如果我們把視野再放寬些，可知像金昌三角城這類綠洲城址，與地理上屬於中亞的新疆地區的綠洲城址也有一定的相通之處。已有的研究表明，“山地一綠洲一荒漠系統在我國崑崙山北、天山南北、祁連山等地普遍存在，是我國西北乾旱區典型的地表景觀格局類型，那裏的綠洲更是當地人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地理環境”。“公元前５世紀之後的天山地區文化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天山以南地區，原來生活在綠洲或綠洲邊緣的牧業人羣在各種原因的作用下，邁向綠洲城郭國家的階段。新疆綠洲城市化開始的時間可能相當於中原的戰國晚期至秦漢時期。”

但迄今還無法究明上述新疆地區諸城址和金昌三角城之間是否有文化上的直接交流。總體上看，漢代經營西域之前，新疆的城市佈局和規劃主要是受中亞的影響。比如圓城、多重城牆的城可能是中亞影響的結果。之後開始受到漢文化的影響。“新疆青銅時代的圓形聚落可能來自（哈薩克斯坦草原北部地區的）新塔什塔文化，而戰國西漢出現的圓形城市可能是在早期聚落基礎上發展的結果，同時也可能是受中亞圓形城市的影響。”顯然，新疆地區的城址形態受到了更多西來的文化的影響。

就綠洲城址的屬性看，金昌三角城與其以西上千千米以外的新疆綠洲城址既有共又有個性。只有確切把握其時空定位—遊離於東亞農耕城址羣和新疆綠洲城址羣之外、地處二者之間的一處具有鮮明特色的先秦時代農牧文化城址，才能對其多元文化的內涵有更為深人的瞭解。

三

下面再談談“三角城”的問題。

金昌三角城遺址，因“西壁和西北角處，都向外邊突出，略呈三角”，故名（圖一）。那麼，這樣的平面形制，有可能有什麼意藴在裏面嗎？我們不妨從“三角城”的名字入手來做些比較分析。

查迄今已出版的２２套《中國文物地圖集》各省市自治區分冊，名為“三角城（堡）”的遺址收錄情況如表一。

此外，近年考古普查中還新發現了甘肅靖遠縣五合鄉宋代三角城遺址，亦因平面略呈三角形而得名。

由上可知，名為“三角城”的古代城址，主要分佈於甘肅和青海兩個西北省份，其中甘肅又佔了絕大部分，且以河西走廊及鄰近地區為多查各城址的實際平面形狀，有些名實相副，有些則名不副實，甚至呈長方形就後者而言，三角城可能僅是人們地面觀察的印象而已，甚至地名與傳説有關，也未可知。無論如何，相當數量的呈類似三角形的城址集中出現於甘青地區，是饒有興味的。這類城址與其所處的特定的自然環境，應有一定的關聯。

顯然，金昌三角城是這類城址中時代最早的一處。它的平面形狀，可能與永登縣民樂鄉的宋代三角城遺址最為相近，實際上是呈尖首圭形的，即只有一端呈拐折的凸出狀，而另一端則仍呈較規則的矩形。遺憾的是，包括永登三角城遺址在內的諸“三角城（堡）”大都未公佈平面圖，無法做詳細的比較。

地處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克里雅河流域的圓沙古城，可能是一個較為理想的比較標本。據１４Ｃ年代測定和遺物分析，該城的年代在公元前三世紀至前一世紀，其周邊墓葬的年代可早到公元前四世紀，故發掘者推測古城的年代上限應不晚於西漢時期，可能更早（圖二）。如是，則該城的始建較金昌三角城為晚，二者應有一段時間是共存的。兩城的另一個相近之處已如前述，即都是綠洲城址。在圓沙城的周圍已發現較為密集的灌溉渠道，表明當地居民的經濟生活方式是農牧並舉。

不同之處當然也很顯著。圓沙城的城垣是“以兩排豎插的胡楊棍夾以縱向層層鋪檉柳枝為牆體骨架，牆外以泥土塊壘砌或胡楊枝、蘆葦夾淤泥、畜糞堆積成護坡”；而金昌三角城，“從構造看，此城的牆體利用自然地形和土坯補缺兩種方法營建”。同時，這兩，種獨特的築城方法，又都不同於長江流域的泥土堆築、中原地區的黃土版築和黃河河套、長城地帶的石頭砌築城牆的方式。

我們注意到，金昌三角城與于田圓沙城的平面形狀極為相似。兩城的南部都相對規整，南門的規模都較大，是主要的城門。最相似的是兩城的北部城垣都向外凸出，且都偏向西北。前者因北部凸出呈三角形，故當地俗稱“三角城”；後者的形狀，則被考古工作者描述為“不規則的四邊形”。其實，這樣的描述也適用於金昌三角城。聯繫到上引《中國文物地圖集》所見“三角城（堡）”遺址的定名，可知如“三角城”之類的現有遺址名或當地村名地名，都不一定能準確地反映城址的實際情況。如果説被稱為“三角城”的城址未必有其形，那麼沒有這一名稱的城址未必不具有類似的特徵。

由這些地處西北和新疆地區城址的特殊形制，尤其是城址打破常規地向西北凸出的現象，我們推想這種獨特的設計佈局，是否應是當地居民因地制宜、趨利避害的一種防禦性舉措。當地西北寒風（風沙）風力較大，破壞性強，而城垣建築如果正面迎風，阻力會很大，城垣也就容易遭損毀。而將西、北城垣修築為面向西北的尖角形，從而使風向分流，是否可以減輕風沙對城垣的侵襲剝蝕。

結合上述遺址的發現情況和所處自然環境，我們認為，包括金昌三角城和于田圓沙城在內的西北古城這種獨特的設計佈局，應是古代先民適應自然環境、處理人地關係的佳例。

附記：本文原為提交給２０１２年８月甘肅金昌“首屆沙井文化學術研討會”的論文，略有增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