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名醫護被隔離背後：是誰在隱瞞武漢旅行史_風聞

圖片來源：人民日報

昨天（2月5日），山東濰坊市公安機關發佈通報稱，濰坊市公安局奎文分局依法對故意隱瞞旅行史和接觸史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張某芳立案偵查。

今年1月17日至20日，張某芳曾離開濰坊，赴安徽省蚌埠市，返回途中曾聚餐。1月21日，他因咳嗽、頭疼就診於濰坊某醫院。2月2日確認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確診病例。

在返回濰坊後，張某芳拒不配合當地社區調查，就醫時面對大夫的問診，刻意隱瞞個人旅行史和人員接觸史，使與他接觸的多人存在被傳染的嚴重危險。目前，濰坊市已對與其接觸過的68名醫務工作者和49名市民，全部實行隔離觀察。

從濰坊最新的通報來看，2月4日新增的2例確診病例，2月5日新增的4例確診病例，都是這位張某芳的密切接觸者。

無獨有偶，2月2日，福建晉江市通報一起新冠肺炎病例，這名男子從武漢返鄉卻謊稱菲律賓回來，期間他參加進主宴請（閩南習俗），共計3000餘人參加，這些賓客都需要居家醫學觀察14天。此外，他還參加東石鎮婚宴，近千人也被要求居家觀察。

疫情洶湧，刷到這樣令人窒息的新聞，人們的第一反應自然是憤怒。社交媒體上，喊打喊殺的聲音此起彼伏。

憤怒之餘還有恐慌。在濰坊，某醫院被隔離的消息早在2月4日就傳了出來，很快還衍生出了“醫護人員已被感染”的傳言。在濰坊和晉江之外的許多地方，不少人也緊張起來，因為誰都不敢保證，自己身邊就沒有個隱瞞接觸史的傢伙。

然而憤怒和恐慌並不解決問題。只需一個隱瞞真相的個體，就可能引發大片的隔離、感染乃至恐慌，防疫形勢就可能陡然嚴峻起來。可以説，一個人破壞了規則，刺激了整個社會過度反應。要避免這種因自私行為造成的社會損失，還是得搞清楚這些隱瞞湖北接觸史的人是怎麼想的。

在這裏，共情能力特別重要。在相同的境遇下，你很可能不會像他們那樣隱瞞真相，但這不妨礙我們設身處地地感受他們的心理，不妨礙我們對他們的行為邏輯多一些瞭解。

從個體的角度來看，承認武漢接觸史至少會有幾個困擾。

**第一是文化上的壓力。****中國農村是熟人社會，全村口碑會直接影響這家人在村裏的生活狀態。**在巨大的集體恐慌中，人們將有過湖北接觸史的人視若瘟神，唯恐避之不及。最典型的例子是，有的村子打出了“帶病回村，不肖子孫”的橫幅。

《南風窗》此前的文章（《我從武漢來，但我不是敵人》）對這種文化壓力作了探討。文中有個案例，一位從湖北返鄉過年的大學教授，其姓名、身份證號和詳細居住地址都被泄露出去，他家居住的小區和周邊幾個小區的業主羣，天天瘋狂傳播其信息，很快變成謠言，説他是感染者，有幾位鄰居甚至上門勸説他家不要住在小區裏。

可想而之，被排擠和孤立的人感受到壓力，心裏肯定不是滋味兒，誰都不願意成為那個被敵視的“湖北人”。

**第二是怕麻煩。**這是種既可笑又可氣的心理，**因為怕麻煩往往帶來大麻煩。**可這種想法又很常見，尤其多見於三、五十歲間固執己見的中年男人身上。有些人總覺着心裏特有數，自己沒事，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這種心態更多出現在春節之前。大過年的，要被隔離起來，要天天測量體温，人們覺得煩。春節後，各地防疫工作迅速升級，多數人不敢再掉以輕心，可依然有人不當回事，就算出現了咳嗽、發熱等症狀，他們還是要懷着僥倖心理，自欺欺人，偏要賭一把自己沒病。對這種人，我們很難產生同情。

第三是擔心交叉感染，這應該是許多隱瞞湖北接觸史的人最大的擔憂。去過湖北、咳嗽發熱，肯定要隔離觀察，大多數還要去到醫院的隔離病房。可隔離病房是高危場所，病毒肆虐，有沒有可能，我本身沒感染新冠，到了醫院反倒被傳染了呢？

醫院是這樣，集中隔離更是這樣。對社會來説，對疑似病例或潛在感染者集中隔離，能有效避免更大範圍的擴散；但在個體眼中，集中隔離像是把自己置身於“病毒池”中，很容易陷入“本身沒病，卻被傳染上病”的擔憂中。

基層幹部對人們的這種擔憂體會最深。一位鄉鎮黨委書記告訴我，就連在家隔離的人都怕交叉感染，因為每天有社區幹部登門測體温，一天三次，測體温的工作人員穿着防護服，但在家隔離的人是直接暴露在防護服前面的，不只一户人家抱怨：**你們防護服上可能有病毒，把別人家的病帶到我們家來怎麼辦？**這種擔憂不能説沒有道理。

或者是擔心遭到歧視，或者是出於僥倖心理，又或者是害怕交叉感染，不管怎麼樣，總是有人冒險選擇隱瞞湖北接觸史。這些因隱瞞真相而危害他人健康、造成防控形勢更加嚴峻的人，理應受到譴責。但這些隱匿的小心思又真實地存在於許多人、甚至是大多數人的內心深處，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防控措施的粗糙與困難，譴責未必能解決問題。

顯然，隱瞞背後是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的博弈。講道理的時候，每個人都明白，自私地隱瞞湖北接觸史有可能損害集體利益，傷害更多的人，但在生死抉擇、恐慌情緒之下，我們的確很難指望每個人都做出有利於集體的選擇。

一個值得深思例子是要不要“逃離”武漢。以我瞭解到的華北某縣為例，全縣目前只有一個確診病例，他是武漢封城之際從湖北駕車返回的，到家不久就因發燒咳嗽入院隔離，並很快確診。

由於他是全縣唯一的確診病例，縣裏自然希望他能儘早治癒，緩解民眾的恐慌情緒。為了救治他，縣裏調集了最有經驗的醫生護士，最好的隔離病房和醫療設備。很快，醫院內就傳出他症狀緩解的消息。

與此同時，另一種聲音在人們中間傳播：多虧他離開了湖北。邏輯很簡單，**如果這個患者留在湖北，他恐怕享受不到這樣充足的醫療資源，**那風險就大了許多，至少不會這麼快好轉。

你看，**對社會來説，武漢封城是控制傳染源的有效舉措，所有人都留在湖北才不致疫情在全國範圍內蔓延。**但只從個體角度看，逃離湖北反倒成了明智之舉。

這些問題異常棘手，又出現在非常時期，這就對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極高的要求。

依法採取強硬手段當然是一個重要且有效的辦法。濰坊案例中的張某芳已被採取相關措施，並隔離收治。公安機關認為，他的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從嚴追究責任能起到威懾作用，可以讓絕大多數人放棄僥倖，但這種威懾更像是亡羊補牢，保不齊有些人還是會在危險的邊緣試探，那後果是很難補救的。

對政府來説，需要講求實效，有針對性地把工作做得更細。比如加大對瞞報行為將承擔後果的宣傳，讓這種震懾作用不只是出現在電視新聞上，更直接傳達到每個個體。

過去一段時間，許多地區發動羣眾，對提隱瞞線索的羣眾予以金錢獎勵，這乍一聽有些不厚道，現在看來，也是有必要的，至少舉報確實幫助基層政府找到了不少的一批潛在感染者。

但與此同時，**高壓防疫、硬核手段也在民間形成了對疫情的恐懼心理，隨之還有對湖北人的排斥心態，這恰恰是許多人不願承認湖北接觸史的原因，**反倒增加了疫情防控的苦難。針對這一點，我們的基層政府也要想辦法解決。

比如不過分描述湖北接觸史的危害，不塑造湖北返鄉者的恐怖形象。有些基層幹部為了萬無一失，在隔離家庭的門上貼封條，甚至用木板完全封死，這種手段實在是過了。

再比如在工作的細微之處體現對湖北返鄉者的友好，比如語氣、措辭，畢竟他們也是受害者，而不是敵人。官方在嚴格執行隔離的同時也該釋放善意，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不至於使“居家隔離”成為一件可怕的事。

這樣細碎卻關鍵的事項還有很多，需要融入到具體的工作中。當然，我們深知一線基層幹部的工作壓力已經非常大，他們冒着被感染的風險，承擔着幾倍於平常的工作，他們的辛苦付出也應該被看到、被記錄。但現在是非常時期，一線的醫護人員、基層幹部都是揹負着民族使命的一羣人，我們心疼他們，但還是要在祝他們平安的同時提出要求。

當前的形勢依然嚴峻，我們迫切需要那四個字的重新迴歸：實事求是。

政府的舉措是向下解決問題的，不是向上彙報工作的。只要有利於防疫工作的事就及時做，但凡對防疫工作沒用但形式上好看的事就別幹，比如前些天部分縣市為了顯示防疫工作有力而動員全體公務員返崗上班，這就是瞎添亂。

個體也是這樣，每個人都需要想想，自己之於家人和社會的責任是什麼。要做好防護，也不必過分驚慌。

如果政府、各行業、個人都做好自己份內的事兒，遇到困難不逃避、不敷衍，不胡作非為，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解決問題，疫情哪有那麼可怕？

人人負起責來，才能儘快戰勝疫情，迎接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