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笑聲：春晚小品好笑嗎？_風聞

來源：界面文化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春晚的語言類節目經歷了巨大的變遷。一方面喜劇演員逐漸更替，陳佩斯與朱時茂、趙麗蓉與鞏漢林、宋丹丹與黃宏等老搭檔漸次告別舞台；另一方面，喜劇的主題也隨着時代變化而不斷更新，從獨生子女政策背景下的“超生游擊隊”、市場經濟浪潮中的“如此包裝”，到今天的手機直播、飛機高鐵改變下的生活。小品與相聲的場景在更迭，我們每個人發笑的對象也在改變。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試圖從今年春節期間央視及各衞視晚會的喜劇類節目入手，一邊分析當下語言類節目的主題、套路與問題，一邊討論它們如何影響了我們今日的笑聲。

1、婆媳、懷孕與“私性文化”

在近些年的春晚舞台上，不少小品的場景都設置在家庭中間，家是集中體現新生活與舊生活衝突的場面，比如東方衞視的《通訊已中斷》（2020年）就從子女離不開手機與老爸要切斷手機的矛盾入手，《一年又一年》（2017年）展示的也是一個在上海工作的單身女性回東北老家、在親戚夾擊之下陷入困窘的片段。

家庭衝突多集中代際層面，包括農村家庭不瞭解城市生活、老一輩不理解年輕人生活方式等具體敍事。

《一年又一年》

在舞台搭建的“家”中，家庭成員之間的摩擦與不和也成為了一種重要的笑料。

2020年央視春晚賈玲和張小斐的小品《婆婆媽媽》聚焦於“恆久遠”的婆媳矛盾，展現出了一個男人生命中“兩個最重要的女人”是如何表面一套背後一套的。

婆婆與媳婦因家務活要不要請保姆而發生爭執（有意思的是，家庭成員不管站在哪一陣營，似乎都默認婆婆應當幹活），又牽扯出二人生活習慣的不同——婆婆在客廳種葱蒜還施肥，媳婦亂扔衣物而且花錢無方，但整個小品的重點和笑點放在“婆婆總看媳婦不順眼”上，飾演婆婆的賈玲甚至還向上追溯了她與自己婆婆之間的激烈衝突。

兒子帶領科長進家、打斷了兩人的爭執，兒子需要安慰深受婆媳矛盾困擾的科長，應此要求婆媳在科長面前演一齣戲，婆媳衝突的高潮也借戲爆發：婆婆撕衣服毀口紅，媳婦拔大蒜毀葱苗；以演戲給科長看的名義，她們實實在在激烈地向對方展開報復。兒子勸解科長“得看開點，家家都一樣”，又一次愉快地默認了婆媳矛盾代代相傳、普世存在。

家庭成員之間難免生活習慣不同、追求趣味迥異、家務勞動分配不均，但只是這對婆媳衝突的表面原因，更深層次的大概是對作為“核心資源”的丈夫/兒子的爭奪。這種緊張感不會因為角色的誇張表現和戲謔打趣而減弱，也不會因為舞台的新潮場景而增添些許新鮮感。婆婆撕媳婦衣服、與媳婦互罵猥瑣齷齪的兇惡場面，反而令人想起相聲裏婆婆要剜媳婦的大腿肉當藥引子的段落。（郭德綱相聲《跳大神》侯寶林/郭啓儒《一貫道》）

2019年春晚小品《站台》也涉及到了爭奪兒子/老公的主題，小品中丈夫對妻子年年都要回孃家過年心存怨言，還被路人嘲笑——“年年回媳婦家過年去，讓街坊鄰居知道了笑話死你”，看似是過年回家的敍事，核心還是重複着婆媳衝突的老橋段。

《婆婆媽媽》

在《婆婆媽媽》結尾，二人似乎領悟了家人相處的真諦，齊呼“一家人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鬧鬧也是家”，但本質上沒有做出任何改變，只是覺得吵完一架“舒服很多”。

總的來説，這是一出陳舊的婆媳戲，這個草率虛無的大團圓結局也不過是告訴我們，這樣的矛盾仍將繼續支配中國人的家庭生活，沒有人去追究她們相處一室如此不適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只是覺得她們看不慣彼此的樣子很好笑。 

“懷孕”也是一個被頻頻提及的要點。2020年春晚中共有8個語言類節目，其中3個——《走過場》《風雪餃子情》和《快樂其實很簡單》——都提到了“懷孕”，雖然其場景都在家庭之外。開心麻花小品《走過場》中的馬主任懷孕了，領導批評她時也注意了尺度（這當然是因為演員本人懷孕了）。

賈冰小品《風雪餃子情》裏的“懷孕”元素是一個重要的戲劇推動：餃子館的老闆娘懷孕了仍堅持工作，客人願意裝懷孕來騙餃子。在孫濤閆妮的小品《快樂其實很簡單》裏，“懷孕”是一個男性角度的玩笑，男洗車工提到自己願意為錢做任何事，甚至是“懷孕”。

《風雪餃子情》

在家庭之外的場景中頻繁提及“懷孕”，這一點非常有趣，似乎一方面是將懷孕作為社會交往中有利於自己的砝碼，另一方面又將私人的生育之事置於公眾的審視之下，默認了懷孕並不只是家庭私事。

將“懷孕”搬到舞台之上大説細説的“典範之作”是小品《催孕》（山東衞視2018年春晚），年過五十的男主人公不僅催下一代趕緊懷孕，還催老婆再給自己生個孩子，對生育的熱情令人印象深刻。 

在觀察更多喜劇節目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婆媳失和、懷孕催生都只是喜劇節目聚焦家庭的體現，很多喜劇對家庭的描摹侷限於家庭內部、家庭成員之間，幾乎掏空了成員之間的關係，所以我們一次又一次看到婆媳矛盾、婚姻危機、老年孤獨、孩子淘氣（不做作業），即使某些小品看起來充滿時代氣息——《婆婆媽媽》裏媳婦愛買口紅是近年流行的梗，《催孕》裏男主人公的健身器材都是語音智能的——然而在本質上，這些故事發生在任何時代都可以。

它們都遵循着這樣一套敍事：將家庭關係孤立於社會空間之中，對着家庭內部無限放大，讓家人陷於對彼此無休止的戰爭之中，最後經過一番掙扎得出“這就是愛”“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美美”這類結論，如同一幕幕“私性文化”的狂歡。（王汎森説私性文化：“雖然有燦爛的逸樂、多彩多姿的文化活動，但根本性質卻是私性的……不想觸及更高層次的反思。”）

早年間，家庭喜劇的社會感與時代感更為明確。

以1992年陳佩斯與朱時茂的《姐夫與小舅子》為例，小品既包含了姐夫與小舅子的關係，也指向了二人警察與混混的身份，正是這種角色的疊加，製造出了公與私之間的戲劇衝突。

宋丹丹的《超生游擊隊》也發生於夫妻兩個人之間，但假定的外部的“危險”環境與他們在逃的身份使其敍事遠遠超出了家庭故事本身。

2、弱勢打工者的“智者”光環

趙麗蓉與鞏漢林的小品《打工奇遇》（1996央視春晚）和《如此包裝》（1995年央視春晚）曾為觀眾留下深刻印象，老太太來打工的主題令人忍俊不禁。

事實上，打工者與老闆的衝突也是春晚小品的一個固定主題，除了“老太太”打工者，我們還看到了打氣工（黃宏《打氣》，1999年央視春晚）、砸牆工（黃宏《裝修》，2005年央視春晚）、保安（孫濤《你攤上事兒了》，2013年央視春晚）等等。

《打工奇遇》

打工者/老闆的衝突場景也未缺席今年春晚。

在小品《快樂其實很簡單》裏，洗車工與女老闆面對面，一如既往以二者地位、財富差異製造出戲劇衝突。

這類打工者/老闆主題的喜劇有一個共同點：打工者雖然是地位較低、需要表現服從的乙方，但往往展示出了樸素智者的形象，為那些處境優越卻沒事找事的老闆排憂解悶、指導人生。

孫濤扮演的洗車工為閆妮扮演的大老闆開解，“活得就是個心態嘛”，“人不能光想着自己，要回饋社會，做公益”，“人的一生活得簡單點，簡單點，你就快樂了”，此外還給她推薦旅遊、找老伴兒、看短視頻等排遣方式。

在這裏，打工者的尊嚴並沒有因為提供額外的服務（比如陪聊）而有所貶低，相反，他正是通過陪聊體現出了自己的樸素智慧遠在這位老闆之上。老闆幻想功成身退後在鄉下過上無憂無慮的生活，他一出生就實現了。 

《快樂其實很簡單》

近些年的語言類節目呼應時代變化，為我們展現了一些新生工種，比如代駕員和快遞員，但“樸素智者”的核心始終不變，他們都是比僱主更明白事理的人，彷彿都是黃宏飾演的打氣工的轉世投胎。

在婁藝瀟宋小寶的《代駕光臨》（2019年東方衞視春晚）中，女代駕司機先是扮演被誤會的“第三者”，後來又扮演起調解方，一邊告訴妻子體諒丈夫的難處，一邊忠告丈夫錢買不來愛。

小品《幸福快遞》（2017年北京春晚）的結構幾乎和前者一模一樣，楊樹林飾演的快遞員也在一對夫妻之間來回調解、勸慰雙方，“知足吧，有人跟你吵那是幸福”，“你們這幫人怎麼了，生活好了，把日子過壞了，怎麼就不知足呢？”。

打工者開解老闆，老闆認打工者為大哥，這種結局設定似乎令大多數觀眾感到寬慰，寬慰到似乎可以忽略交心開解前的誤會和衝突，以及衝突之中打工者的弱勢與無助。

在小品《看車》（2017遼寧衞視春晚）中，蔡明扮演的看車人買了一瓶價值700元的酒作為老伴的生日禮物，卻被一位車主誤會為從自己車中偷竊所得，蔡明攔在車前試圖自證清白，這一舉動又被嘲諷為“碰瓷”。“一瓶酒700元”這句台詞反覆出現，沒有人相信一位老年女性看車工願意花700元買一瓶酒，更令人心酸的是，她説，這瓶酒花了她半個月的工資。

在誤會被澄清、衝突被解決之前，打工者面對的處境其實沒有他們表現得那般樂觀，看車工被奚落買不起酒，孫濤扮演的保安（2013年央視春晚《你攤上事兒了》）被經理罵“死心眼”，並屢屢以“你攤上事兒了”表示恐嚇，以“不就是個看門兒的嗎”表示不屑——在“智者”的光環之下，打工者依然弱勢。

《看車》

這一類小品的慣常敍事套路是，出場時，打工者與老闆之間的差異顯而易見，前者在工作過程中超越工作的界限，為僱主排解煩憂，最後藉由僱主的好心與覺悟獲得了一個相對平等的對話權以及似乎完滿的結局——比如車主邀請看車人蔡明（和她老伴）一起過生日、一起消費昂貴的白酒，比如閆妮飾演的老闆大方地認洗車工為“大哥”，這位“大哥”也贏得了老闆下屬的服從（拍馬）。

這些結局如此完滿，似乎將打工者先前受到的鄙夷和誤會一筆勾銷。明明設置在真實的社會場景之中，認親結局卻如同童話一般。這樣的人情味真的符合現實嗎？一定要用攀親戚來確保僱主與打工者一團和氣嗎？一定要依靠僱主的覺醒與好心來維護打工者的尊嚴嗎？

對比早年的《打工奇遇》，到故事的最後，趙麗蓉飾演的打工者也沒有與鞏漢林飾演的老闆論上親戚，還是各自回到了各自的位置。

從這一類主題的語言類節目中我們也可以觀察到，以情感解決不和幾乎成了喜劇節目最常用的技巧之一，可是，情感真的可以解決真實的矛盾嗎？喜劇肩負着確保矛盾解決的任務嗎？ 

3、還沒招人笑，就要招人哭？

現在的喜劇節目還好笑嗎？無論是《歡樂喜劇人》還是各大晚會的語言類節目，都曾招來觀眾對於落入套路、過度煽情的批評——沒有讓人樂呢，就招人哭了。

舉例來説，很多與老年生活有關的小品會套用健忘、患阿爾茲海默的橋段，2019年央視春晚小品《車站》裏一個老爺爺得了阿爾茲海默，不記得妻子的名字，2019年東方衞視春晚《愛回家》裏的媽媽也得了阿爾茲海默，2020年央視春晚《機場姐妹花》結尾處也引出了患有阿爾茲海默的姥姥，2020北京春晚小品《家有兒女》也沿用了蘇大強的阿爾茲海默……

喚起全社會對阿爾茲海默患者羣體的關懷當然值得肯定，但是這一病症在喜劇中運用過多，是否也體現出了創作上的某種路徑依賴，比如只會用老人健忘製造笑點、用親情感動觀眾呢？

《機場姐妹花》

“笑中帶淚”的套路不僅在老年題材中運用廣泛，在其他喜劇主題下也並不罕見。

這一套路往往體現為結局的無由來煽情，比如婆媳荒唐大鬧一場後牽手錶態“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鬧鬧也是家”（2020春晚《婆婆媽媽》），比如鬧着要離婚的小夫妻因一個電話而相擁領悟“只要兒女開心，父母就放心了”（2019春晚《站台》） 。

反覆在喜劇中以情動人，究竟是希望觀眾受到教育，還是彌補笑聲的不足、以討巧的方式收尾呢？

昔日的經典晚會小品並沒有這樣“笑中帶淚”的尾巴，爭執的雙方也不必到最後握手言和——《賣枴》（2001央視春晚）沒有讓“大忽悠”與被騙者達成和解；《超生游擊隊》裏的夫妻最終認識到超生遊擊不值得仍是從自身處境出發——“在這人生地不熟的，要抓住，不就麻煩了嗎？” ——而沒有上升到人生頓悟的層面。

《超生游擊隊》

喜劇不招人笑，反而要感動人、教育人，這也並非一樁新鮮事。在上世紀50年代，經歷過相聲改革的作家老舍曾探討過這個問題，他對新相聲宣傳內容過多而不招笑表示不滿：

“這些段子的缺點大概是頗願提高相聲的思想性，可是在言語上不敢放膽創造。……包袱勉強，失去相聲應有的效果。當然老段子只顧招笑、不管其他， 是不好的，但是新段子又只顧宣傳，忘了招笑。比如説你寫的是悲劇，可是叫人哈哈大笑起來，這就分明是人家否定了你的悲劇形式，看不下去了，還怎麼接受其中的思想教育呢？”

4、新生活與舊諷刺

直播帶貨、主播詐騙等等新事物新問題紛紛在今年各大晚會的語言類節目中亮相。在《主播行動隊》（2020年江蘇衞視春晚）裏，直播變成了揭穿詐騙的好工具，但整個小品只在頭尾用到了直播；《春天養老院》（2020年北京衞視春晚）以老年人熱衷直播為背景，但直播在其中的用途僅僅是串聯才藝展示；《確認過眼神》（2020山東衞視春晚）以直播詐騙為題材，大體上仍是美女一波三折的相親故事。

不得不説，這些喜劇中的直播元素更接近於串聯工具，直播影響之下的人與生活的樣貌並沒有成為其描繪與分析的重點。

與之相比，小品《OH買尬》（2020年東方衞視春晚）走進直播間，再現了兩位業績不佳的主播充滿明爭暗鬥的工作過程，還對直播賣貨進行了分析——主播應當學會講故事的營銷策略，並且應當提前試用產品。喜劇擁抱新生活、新題材，也仍需要更真實的處理、更細緻的打磨。

2020年央視春晚小品《走過場》的表現令人驚喜，以領導探望病員走過場的段落，批評了形式主義的官僚作風。小品中躺在病牀上的工人是因為給青山刷綠漆而受傷的，這一背景也取材自為應付上級檢查一些地區給荒山刷綠漆的真實事件。如此諷刺力度在近年來的晚會喜劇中實屬罕見。

而事實上，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嘲諷可以説是中國喜劇的老題材了。

《走過場》

上世紀50年代，由何遲創作、馬三立演出的《開會迷》對於官僚主義嚴重、迷戀開會作報告的風氣進行了諷刺。相聲講述了一個一天到晚開會的廠子，會議討論的都是些與正經業務無關的荒誕主題，不是“工人夜校是否學習接生問題”就是“工人下班以後是個別回家還是排隊回家的問題”。

與這個相聲同時期同主題的，還有段繼棠創作的《改日再説》，某個發明創造需要一次次開會、一輪輪討論，最後落了個“改日再説”的結果。

在馬季、唐傑忠的作品《多層飯店》裏，住店的人想吃一碗麪條，還得輾轉多個部門、層層上報批條子、等領導批准，其荒唐可笑可謂以小見大。

梁左編劇、馮鞏牛羣表演的《小偷公司》為觀眾展現了一個專業的小偷公司，這個公司的特點就是組織繁雜、冗官冗員，連管計劃生育的部門都有，就是沒有幹活的人。

對比前文，我們不難發現，如果將喜劇的視線從家庭私域轉向社會話題與公共空間，諸如工廠、飯店、公司、醫院及官場等等，人們能夠發笑的對象將遠遠不止婆媳矛盾、老來得子或者頻繁出現的阿爾茲海默症，我們或許有機會通過喜劇認識、言説、再現、諷刺那些更加切實存在的、更加影響廣泛的、更加意義重大的真問題，而這些問題所引發的笑聲之廣大、之真摯、之複雜，大概也與婆媳互罵的逗樂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