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 ：柏拉圖“失蹤”了？_風聞

文章來源丨復旦大學出版社

文章出處丨《梁捷西方經濟思想史講稿》 、

如同鴕鳥一般，

柏拉圖把自己深深地隱藏起來。

我們在柏拉圖的書裏，

找不到出自柏拉圖之口的任何意見。

蘇格拉底才是柏拉圖書裏永恆的主角，

那麼，“柏拉圖思想”從何談起？

更深一層地思考，

蘇格拉底所説的話，

是否真是柏拉圖心中所認同的內容呢？

柏拉圖為什麼不肯直接地寫出自己的觀點，

而要費盡心思地搞出這些戲劇、對話？

文/梁 捷

柏拉圖生於公元前427年，死於公元前347年。他與他的恩師蘇格拉底、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被稱作“希臘三賢”。

為何我們只講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卻不講蘇格拉底？因為蘇格拉底沒有著述，而柏拉圖有很多著述，著述裏卻只有蘇格拉底，而沒有柏拉圖。

這也是我們閲讀柏拉圖所必須明白的一點。亞里士多德則不然，現存亞里士多德的著作都為課堂授課的講義筆記，不存在柏拉圖諸多“對話錄”的戲劇性。

所以研究柏拉圖這個人，必須與蘇格拉底置於一處，一併研究。

柏拉圖身材高大，相貌優美，辯才無礙，才華出眾，而且出身於一個比較富裕的雅典貴族家庭，家庭中有不少政治家，所以他從小就持有不小的政治抱負。不幸的是，他生活在一個雅典社會轉型、民主衰落的時期。

在公元前450年前後希臘與波斯持續數十年戰爭之後，著名政治家伯利克里主導了雅典民主政治，並在外交上拉攏一些小國，組成提洛同盟。此時，與雅典相鄰並長期不睦的斯巴達也在崛起，組織了針鋒相對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兩個同盟摩擦不斷，從公元前431年正式開打，即所謂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後來曾參與戰爭的雅典大將修昔底德撰寫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成為史學經典。

蘇格拉底就曾參加過伯羅奔尼撒戰爭，據説還頗為勇敢。但他職位不高，無關大局。公元前404年，雅典徹底戰敗，斯巴達攻破雅典，在雅典扶持了一個傀儡政權，史稱“三十僭主”，標誌着經歷數百年、凝聚數代人心血的雅典民主制度崩潰。此後雅典政治仍有反覆，再從僭主制轉向代議民主制，但其最輝煌的時期已經逝去。當時柏拉圖才二十出頭，正想一展身手，卻遭此政治打擊。

這還不算什麼。公元前399年，雅典發生一件思想史上的大事，即蘇格拉底被民主投票判處死刑。有人説，西方思想史的核心是兩人之死，一是蘇格拉底之死，一是耶穌基督之死。蘇格拉底並非必死不可。按照美國學者斯東在《蘇格拉底的審判》的看法，這是蘇格拉底自覺尋死，蘇格拉底希望用自己的死給予雅典民眾以啓示。蘇格拉底入獄之後，還有人試圖救走他，可是都被蘇格拉底嚴詞拒絕。柏拉圖親歷了這個過程，對他的人生造成巨大影響。

今日我們常見的柏拉圖的著作，有時取名為《柏拉圖對話錄》，由數十篇組成，還夾雜一些偽作。過去談論最多的是他的《理想國》與《法律篇》，但《理想國》是他中年時期的集大成之作，《法律篇》則是他晚年的思考，對於不熟悉柏拉圖思想和表達方式的人而言，都不易讀。我主張按照發展順序閲讀柏拉圖。

柏拉圖的思想浩瀚廣大，希望簡單地從《理想國》和《法律篇》中提取出他的思想，那是絕無可能的。

讀過一些柏拉圖的著作就會明白，這些都是一篇篇“對話”，更準確地説，都是一出出“戲劇”。蘇格拉底是戲劇中永恆的主角，而柏拉圖自己幾乎從未在這些戲劇中露面，連一般的配角都不是。

柏拉圖把自己深深地隱藏起來。我們在柏拉圖這些書裏找不到出自柏拉圖之口的意見， “柏拉圖思想”從何談起？

也有人建議，蘇格拉底是永恆的主角，那麼柏拉圖可能就藉助蘇格拉底之口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可以用蘇格拉底的話作為“柏拉圖思想”。

但問題是，在對話中，蘇格拉底雖然總處於優勢地位，但他並不願意説教，而是喜歡使用反詰的方法，誘導周圍人説出自己的觀點，加以引申發揮後，有效地形成矛盾，從而促進周圍人的思考。

蘇格拉底所説的一切，從今日角度看，多是“話術”，又怎能算是“柏拉圖思想”？

更深一層地思考，蘇格拉底所説的話，是否真是柏拉圖心中所認同的內容呢？柏拉圖為什麼不肯直接地寫出自己的觀點，而要費盡心思地搞出這些戲劇、對話？

芝加哥大學已故的政治哲學大師列奧·施特勞斯認為，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柏拉圖目睹蘇格拉底被民主審判致死，柏拉圖深知政治本身的危險性，在雅典民主制崩潰的時代，他用這種“隱微書寫”的方式既可以表達自己的觀點，又能有效地保護自己。

柏拉圖的這些著作本身就包含了兩重或者多重的含義，不同人所讀到的東西、理解的東西各不相同。對一般人而言，只能讀出柏拉圖的字面意思，即淺白書寫的層面。而對於有經驗的讀者，受過施特勞斯學派大師的指點，就有機會從仔細深入的文本閲讀中，理解柏拉圖真正要傳遞的思想。

我不想在柏拉圖是否“隱微書寫”這個問題上糾纏，但我同意施特勞斯學派的很多看法，閲讀柏拉圖絕不能簡單粗暴、斷章取義。我們要理解柏拉圖對一些經濟問題的看法，就一定要先理解作為背景的政治思想。

柏拉圖認為，認識事物的關鍵在於“理念”，又有人將其翻譯成“相”。比如桌子就有桌子的理念，我們平時看到的只有高的、低的、圓的、方的、木質的、石質的各種各樣具體的桌子，但是我們都能很快地將其命名為桌子，我們相互之間也並不會誤解。這是因為，所有桌子背後都有桌子的理念，這種理念能被我們的心智所認識。理念是普遍性的，桌子、杯子是這樣，勇敢、善良、美好等亦是如此，正因為有理念，我們才有可能認識這個世界。

今日我們談論經濟學，談論各種市場、交易、貨幣、GDP 的增長，這些概念背後的理念都是什麼？

最終的理念是不可達至的。你可以找到各種各樣的桌子，但不可能找到“桌子”。按照柏拉圖的看法，所有事物都是對理念的模仿而存在，所有的桌子就是對桌子理念的模仿，所有的善都是對善的理念的模仿。事物因為對理念的模仿而成為事物，柏拉圖認為，我們這個可感知的世界也不過是造物主根據理念世界所創造，所以要認識終極理念是極困難甚至不可能的。

但另一方面，我們可能天然就掌握這些理念，在前世就已熟知所有理念，只是“忘記”了。所有的學習過程，只是幫助我們“回憶”起那些已被遺忘的記憶而已。

在此基礎上，我們來討論一個後來被不斷提起、今日仍然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問題——分工。這個命題因為後來被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的開篇中討論而被一些經濟學家所瞭解。柏拉圖在《理想國》的第二卷中也提及分工。但柏拉圖論述的分工與效率沒有半點關係，而是與個人的等級、個人的品性直接關聯。柏拉圖認為，分工的意義僅在於使得每個人專門去做最適合他性格的工作，從而導致效率提高。有些人能坐得住，就適合做一些需要專心一致的工作；有的人好靜不好動，就應該去做更需要活動的工作。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表達瞭如下意思：理念與理念的等級不同，比如“馬”作為理念高於“白馬”，“白馬”又高於“白色蒙古馬”；人與人的等級也不同，也存在等級差異；勞動分工可以根據每個人的習性，去做最適合自己的工作，從而對整個城邦有利，實現城邦的正義。這種説法，從啓蒙主義之後的政治制度來看，是明顯的“政治不正確”。但在柏拉圖本身的思想體系裏，具有很強的説服力。

柏拉圖的這本對話錄，一般翻譯成《理想國》，有些學者主張更直接地翻譯成《王制》。顯然它不是《經濟學原理》，而是從古典的、原初的立場上探討城邦應當採取的善的政治制度，這是認識《理想國》的基礎。

我們不妨順着這個問題繼續追問。**《理想國》的核心議題是“正義”，包括個人正義、城邦正義等概念的聯繫和互通。**後來的斯密是將分工與效率聯繫在一起，這已為我們所熟知。但這並非天然。在柏拉圖看來，與分工相聯繫的是正義，每個人都從事最適合自身內在德性的工作，這才是實現正義的必要條件。説實話，這個觀點比分工提高效率更符合我們的直覺和常識。

所以毫不奇怪，很多人聽到後來經濟學的奇談怪論，都會異常驚訝。已故華裔經濟學家楊小凱認為，系統會自動朝向分工的趨勢演化。而事實上，人的直覺總是反對分工的。18世紀，有個法國醫生寫過一本《人是機器》的書，收入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的哲學系列。它的意思是，人體就像一部機器，複雜而有序地運作。這種機械觀點當時就遭到批評。到了20 世紀，機器已變得越來越簡單，泰羅發現人的勞動可以根據動作進一步拆分，福特發現可以用流水線組裝汽車，人的勞動被徹底機械化。用我們很熟悉的一個詞來説，就是馬克思説的“人的異化”。

如今時常聽到一種批評，認為經濟學在倫理學維度存在缺失。哈佛有兩位教授，寫作《經濟學原理》的經濟學教授曼昆與寫作《正義》《什麼是金錢不能買到》的倫理學教授桑德爾，一直在這個問題上爭論不休；北京大學的汪丁丁教授也一直倡導“尋找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所有這些問題的根源都在於此。回到柏拉圖，回到《理想國》，我們卻發現並不存在這些所謂的問題。後來斯密偏離了柏拉圖的方向，發展了經濟學，也同時引發了這些問題。這正是我們學習思想史的趣味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