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瘟疫更可怕的，是恐慌_風聞

清末東北鼠疫之後，東北防疫處成立，成了中國近代防疫衞生體系的先聲。

1920年，鼠疫再次出現在東北。面對比1910年還要複雜的局勢，東北防疫局在人力物力都並不充裕的情況下積極響應，相對成功的扼制了鼠疫，體現了近代防疫體系的巨大優勢。

它又捲土重來了

鼠疫耶爾森氏菌，3D插圖 

(圖片來自：shutterstock@ Kateryna Kon ）

然而也許是因為十年鼠疫留下的巨大傷痛還未被淡忘，民眾對於鼠疫的恐慌依舊存在。恐慌的情緒，帶來了過於積極的參與，並未給防疫工作幫什麼忙，反倒添了很多亂。甚至有無辜者因此付出了生命。

天災無情，恐慌卻讓天災逐漸變成了人禍，讓後果更加難以承受。

防疫處的建立

1910-1911年，東北鼠疫在病死6萬人之後終於被撲滅，伍連德等醫生使用近現代防疫手段功不可沒。在伍醫生的推動下，哈爾濱防疫院於1912年10月成立，後改組為東北防疫處，（1920年東北鼠疫時全稱仍叫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本文統一稱為東北防疫處）設立目的在於防止鼠疫復發、研究鼠疫的成因、提高衞生水平、預防和醫治其他疾病。

這一套防疫系統在清末的中國確實也算新鮮事物

正是可怕的瘟疫促使其得以建立

所幸這套系統並未因政權變更而政息

（原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舊址就是現在的伍連德紀念館，旁邊就是濱江站）

（圖片來自：高德地圖）

也許是因為鼠疫給人的記憶太過慘烈，當地政商各界對於這一工程極為支持，撥款捐款紛至沓來，防疫體系方能順利建成。

建立過程中，從海關税收調出的撥款非常關鍵

而這需要海關、外國領事、地方政界的共同支持

此外，時任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撥款14萬

吉林巡撫陳昭常亦為此劃撥土地

（左：趙爾巽 右：陳昭常  圖片來自：Wikipedia）

哈爾濱濱江醫院作為總院，伍連德為院長並常駐；在三姓（依蘭）、拉哈蘇蘇（同江）、滿洲里、大黑河、牛莊（營口）設立分院；在海拉爾、齊齊哈爾、安東設立互助醫院，各個醫院互相傳遞傳染病的疫情報告，並監控關內和遠東地區的疫情以便及時做出反應、提早預防。

這個醫院系統除了要包含鐵路沿線節點以及對外口岸外

離鐵路線較遠的偏遠地區也要有所照顧

（下圖採用現代政區，依蘭和同江算是較為偏遠的區域了）

但運營費用卻出了問題。根據溝通，醫院運營費從關税調撥，但實際直到1917年才獲得穩定的撥款，硬件設施才得以逐步更新，在1920年鼠疫發生時遠未到完備的水平。另外，東北還缺少受過現代醫學教育的醫生，整個防疫處僅有10名左右有中外醫學學歷的專家作為核心。雖然在當時的中國已是首屈一指，但仍然顯得寒酸。

專業醫務人員是防疫的核心骨幹

光是戴口罩這個習慣，讓當時一般老百姓養成就挺難

（圖片©Thomas H. Hahn Docu-Images）

但防疫處的工作者還是在比較艱苦的條件下打出了一些成果。借用此前東北鼠疫爆發的經驗，他們關於鼠疫的研究成果領先全國，基本釐清了鼠疫的爆發和傳播機制，對於猩紅熱等傳染病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就。防疫處也試圖培養醫學人才，1926年起，防疫處開始招收醫學生，派出專家出國考察、交流、短期留學。

防疫處的意義不止在於建設醫院、培養醫學人才、進行防疫研究，更在於這些行為都服務於衞生防疫這一宗旨，並形成了一個體系，這是一種從無到有的進步。

雖然與日後完備的防疫體系不可同日而語，防疫處卻經受住了數次傳染病考驗，避免了東北地區再次出現動輒萬人死亡的慘劇，近現代防疫制度的進步性不言自明。

清朝末年的中國東北大鼠疫慘狀

（圖片© Thomas H. Hahn Docu-Images）

疫病再次來襲

靠近中國的俄羅斯外貝加爾地區遍佈旱獺棲息地，當地的布里亞特人善於獵取旱獺、出售皮毛獲利，這也使得當地鼠疫頻發，1863-1928年間有記錄的鼠疫出現了75次。只是因地廣人稀，多數並未流行開來。

貝加爾湖周邊雖然已經是西伯利亞人口很多的地方

但人口密度和中國東北比還是非常低

皮毛產業確實也是當時西伯利亞的支柱產業

這種狀況有點類似今天人類大量進入蝙蝠棲息地

（貝加爾湖沿岸，圖片來自：shutterstock@Katvic）

隨着西伯利亞鐵路貫通後與東北地區的中東路相連於滿洲里，鐵路方便了人貨流通，促進了滿洲里、哈爾濱等沿線城市的興起。比如哈爾濱在1910年人口只有7萬，1920年時已經擁有了30萬人口，儼然北方巨鎮。

但傳染病也隨之而來。

中國東北作為東北亞的地緣樞紐所在

在當時的時代因對外開放（被滲透）經濟快速發展

也因此很容易成為傳染病擴散的温牀

外貝加爾1920年3月出現了易於捕捉的落單旱獺，很快8、9月份遠東獵人中就出現了鼠疫。10月，海拉爾的鐵路信號員、皮毛加工匠和皮匠的士兵朋友也出現鼠疫死亡案例。12月，九名密切接觸者被隔離在一所旅館，但旅館的股東中有兵痞一名，他怕鼠疫影響生意，帶20名士兵鬧事並釋放了隔離人員。

不要隨意吃野味，也不要隨意穿野味…

（貝加爾地區旱獺，圖片來自：shutterstock@Fanfo）

1921年1月2日，這兩名“幸運的”隔離人員逃至人員密集的扎賚諾爾礦區，引起疫情爆發，很快鐵路沿線的滿洲里、齊齊哈爾、哈爾濱都出現了疫情，進而傳遍了東北的主要城市，並影響到了山東和河北。

扎賚諾爾礦區是滿洲里的大型煤礦區

有露天煤礦，不過大部分礦藏在地下，地下礦工也更多

（現在已經是扎賚諾爾國家礦山公園了）

（圖片來自：google map）

疫情爆發的同時，東北也處在一段百年未見的特殊歷史時期。那幾年來白軍與日軍的行動已經使得國界形同虛設，各方勢力在東北盤根錯節，互相掣肘，沒有人真正有能力對整個東北發號施令，而防疫行動恰恰需要強大的權威與執行，這讓疫情更加一發不可收拾。

在蘇俄正經受殘酷內戰之時

各方勢力（蘇俄、白俄、日本、中國）匯聚的中國東北

事實上成為蘇俄與反蘇俄勢力對方的一個後方戰場

面對複雜的情況，防疫處根據1910年鼠疫的經驗，在能力範圍內作出了部署：在重要的火車站設置防疫檢查站，之後一度阻斷道路，停止鐵路日常客運。這一決策為長春，奉天等城市的低死亡率做出了巨大貢獻。

當時東北發達的鐵路網成為疫情傳播的最快通道

而東北防疫處所在的哈爾濱也是東北鐵路的樞紐所在

將疫情堵截在哈爾濱以西，哈爾濱以南就能安全很多

（圖片來自：wikipedia@xue siyang (df45086)）

各大城市中哈爾濱的手段最為嚴密：中國城區被劃分五個隔離區，居民被限制外出，防止出現交叉感染，每個區都配備警察隊、消毒隊、檢查員、護理員和衞生助理，發現病人立即送往檢查、隔離，發現未被認領的屍體及時火化。

在缺少隔離病房的情況下，車廂又一次充當了隔離病房。60節車廂分佈在哈爾濱的三個地區，由俄國醫生負責，隔離病房早晚各測體温一次，發現發熱、脈搏加快的病患立即送至醫院。隔離車廂成功預防了飛沫感染的情況，兩千名隔離人員中僅有8人確診。

最終，哈爾濱30萬人中僅有3215人死亡，死亡率1%，1911年鼠疫的死亡率則高達10%，防疫的進步不容忽視。

可惜防疫處人手緊缺，在哈爾濱之外只能起到指導作用，具體執行需要警方配合——當時衞生工作沒有獨立部門，常由警察局代理。但警方沒有防疫知識，且執法粗暴，出現過不按防疫程序直接將患者家人全部送去隔離，且只提供飲食沒有後續醫治的情況；滿洲里地區警察也被批評過敷衍怠慢，而且當地死亡比例的確較高，防疫效果也不好。

在這兩次防疫中

警察的做法雖遭詬病，但也發揮了很大作用

（圖片@《north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

舉措失誤為流言留下了口實，在疾病和死亡的渲染下謠言四起，恐慌對抗擊疫情帶來了巨大負面影響。

恐慌製造恐慌

1910年鼠疫的慘痛經歷讓當時的東北人對鼠疫足夠敏感。從滅鼠、到路上鋪撒石灰、再到佩戴防疫囊，人們在恐懼的同時開始了力所能及但未必有效的防疫工作。

經歷過的，一輩子都忘不掉那段可怕的經歷

（圖片© Thomas H. Hahn Docu-Images）

伴隨着恐慌的情緒，很快各種想發一筆橫財的江湖騙子、牛鬼蛇神也出現了。

當時鼠疫近乎絕症，可以預防但很難治癒，正規醫生都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可無良報刊卻為自稱可以治好鼠疫的藥做起了廣告，各種打着傳統成藥名號，實則是棒子麪丸的藥丸大行其道，更不用説走街串巷的“神醫”和神棍了。

當時的民眾可能難以理解瘟疫背後的微生物

但對易於理解的土方子、神藥，很容易上道

然後從極度相信到懷疑一切，包括正規醫療

（鼠疫耶爾森菌，圖片來自：Wikipedia@NIAID，NIH ）

隨着疫情發展，死亡人數上升，把醫療想得太簡單的民眾開始出現懷疑的聲音。再加上警官缺少醫學培訓導致處理比較粗暴，加重了民間對於隔離醫院的流言，認為隔離醫院“只進不出”“有死無生”。

這個問題在當代的非洲埃博拉疫情中也很嚴重

當地人對正規醫療的不信任極大惡化了疫情

（圖片來自：Wikipedia@CDC/Dr. Lyle Conrad）

為了避免被隔離，有人躲避檢查，繞開檢查嚴密的車站；有人不聽從阻斷交通的命令，在客運火車停運後想辦法做公務車、貨車以達到躲避檢查並長距離交通的目的；有患者即使出現了症狀也能躲就躲，寧可躲在家裏請“神醫”，讓家人暴露在傳染風險裏，結果往往是死在家裏被半夜拋屍（果然家屬也怕被隔離）。

恐慌逐漸發展為對醫療機構惡劣行徑，有俄羅斯醫生被圍困在防疫站36個小時，在阿什河甚至出現過60多名村民圍攻防疫站，打跑工作人員，搶走兩名被隔離的密切接觸者的情況。伍連德本人也收到過威脅信。

部分人對疫情的深深恐懼在恐慌的渲染下變成了對患者的敵視，甚至是對疫區人的敵視，出現了害怕被隔離而打死患病親人的案例。還有人寫文章矛頭直指疫區人，批判疫病的爆發是源於疫區人“貪飲食起居之不慎”，用地圖炮打出了巨大的優越感。

面對恐慌造成的非理性，防疫處只能努力科普闢謠。防疫處每日刊印數千份報紙介紹鼠疫的傳播和死亡情況，並和其他防疫、衞生部門交換資料文獻，醫生們有機會就出門公開演講，解答大眾的疑惑，爭取讓民眾正視疫情，避免恐慌。

隨着防疫工作的開展，疫情逐漸得到控制。可是誰也不願意看到的是，有72名醫務人員犧牲，9300名各國病患去世。但對比十年前6萬人死亡，這一成績已經是巨大的進步，特別是在硬件設施還未置辦完善、缺乏醫務人員、民眾不信任醫療機構、防疫經驗不夠豐富的情況下。可這個代價仍然過於慘重。

即使在一百年前的東北，這個各方勢力的角鬥場，初步建立的近代防疫制度都可以有效扼制世間傳播性最強、致死率極高的疾病。這一百年來，不論醫療條件，醫生數量與質量或者主管部門的執行能力，都已不可同日而語。對於當代人來説，出現疫情聽從醫生的建議就是每個人能採取的最好行動。

而在所有情緒中，恐慌是最不必要的。它會麻痹理智，分化人羣，甚至耽誤患者的最佳救治時間。面對洶湧的恐慌情緒，最受傷的恐怕還是被歧視的疫區民眾和因為恐懼妨礙防疫工作害人害己的恐慌者自己。

參考文獻：

梁坤蓮 東北鼠疫與民眾反應(1920-1921)

馬學博 東三省第二次肺鼠疫大流行(1920~1921)述論

鄭宇 東三省第二次肺鼠疫大流行(1920~1921)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