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紀念就是讓悲劇不再重演_風聞

原創 潮思 新潮沉思錄 今天文 |

 劉夢龍昨天李醫生不幸離世了，也是昨天，長江救援隊的建立者，曾經救人無數的俞關榮老先生也過世了。真切心痛哀悼的同時，也反對鋪天蓋地的消費死者及其家屬。

回到問題本身，這次疫情絕不能説全無預兆，但為什麼會發展到這個地步，我們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回頭梳理時間線，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的張繼先醫生在12月27日就已經通過自己的患者第一個判斷出存在新型肺炎疫情並上報給當地疾控中心，12月30日，武漢市衞生健康委員會醫政醫管處發佈《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李醫生也開始在私人羣內告知朋友們現出了SARS病例。到1月4日，官方通報感染人數達到44例。

結果前期工作被辜負，從那時開始到疫情爆發，為什麼本來有機會搶救的問題會發展到這樣地步，會在最不該發生的時刻發生，造成最嚴重的後果，以至於此刻，當地百口莫辯，我們不僅僅是同樣受累其中，更感到無力與悲哀。

演變成如此大災的問題並沒有那麼複雜，當地根本沒有能力承擔如此巨大規模的災難性事件，而當問題到來時，又本能地選擇了程序化的拖延和粉飾。這種無力在後來事情的發展過程中造成的危害是愈演愈烈的，體現在全方面上，尤其是它剛好處於致命的時間節點上。又反過來説，或許恰恰因為是春節這個時間節點，讓當地覺得過於敏感，必須想辦法拖過去。

然而，這些主觀和客觀都共同構成了這場大災難。這裏不談當地官僚自身素質的問題，當地官僚本身的水平無疑是使問題急劇惡化和極大擴散的關鍵。但這裏仍然帶有存在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假如這次不是發生在武漢，不是發生在臨近春節如此微妙的時刻，那麼它或許不會造成這麼大的災難，而一些深層問題也沒有那麼容易暴露出來。

預警為什麼沒有及時發生作用？哪怕只是提前幾天，事情也不會如此急迫和致命，得以避開春節這個要命的時間點。雖然責任也許要很久以後才能理得清，但作為第一道防線的當地不可能説自己沒有責任。但作為官僚的本能恰恰是不會為了不應該發生的事情做準備，而這次武漢的事件恰恰是屬於這類不被認為應該發生的問題。

這是帶有普遍性的問題，當前的地方體制實際上沒有能力去應對這樣的問題，也不敢假設這樣的問題，不會有這樣的想定，也不會做足夠的準備，因此當類似的情況發生時，唯一的辦法是當做它沒有發生。只不過很少能像這次武漢暴露的那麼徹底而已。僅從當代體制來説，沒有比這次的事件能更嚴峻地突出問題所在的。

根本性的矛盾在於，足夠斷然的措施實際上很難由本級部門來做出，它只能依賴上級才有魄力做出。瞞報為什麼惡劣，就是耽誤了上級下定決心的時間。為什麼要拖延，拖延的心思有很多，本質都是為了分擔責任和責任上行。而在正常情形下，誰也沒有想過情況會惡化到必須靠本級單位來硬抗，情況會如此之糟，到了沒什麼臨危受命，不會再有人敢來背鍋的情況。

這確實很荒謬，我們都説對各種災害極端做好各種預案。這些預案也確實都有，但這些預案無論客觀，主觀上都存在難以落實的地方，甚至越是嚴重的情況，就越是被當做放棄來處理，唯一的指望其實是它不發生，真到了發生的時候，唯一的指望是向上移交，而一旦要自己負責，那隻能抓瞎，或者説就是放棄治療。

這次偏偏就是最糟糕的情形，所有本地體制的力量理論上都在，應該正常展開工作，而本地現有的機制實際上幾乎沒辦法對這種狀態做出反饋，也不可能認真建立這樣一個預案還去落實它，事到臨頭只能亂成一片。

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潛台詞，是地方政府以經濟為重心，一切服務於這個重心。地方的資源永遠是緊張的，這也意味着不經濟的行為會被靠後乃至主動排除。這意味着什麼問題，比如説存在重大的風險隱患，但它僅僅是理論上存在，哪怕這個理論數值不低，那麼為了防範還沒有造成危害的東西，就很難有足夠的動力去做出防範。

只要放眼周邊，我們就會看到很多類似的事情，典型如很多企業的安全生產領域往往存在嚴重問題，而對他們指出這些隱患的意見不但不會被尊重，反而會使勁渾身解數，想方設法的擋回去，掩蓋掉。防患於未然實際上是一種對未知的預支成本，正因為它是未知而不可見的，所以必然被最大限度的削減。到了地方，這就變成了防災減災體系的最低成本建設和最低限度運行。

在這種精算下，不會有人冒着天下之大不韙去消弭隱患，隱患越大，投入越多，越不可能。任何事情都被壓上短期收益的軌道，以至於沒辦法為可能性埋單。到了真發生如此大事的時候，沒有什麼力挽狂瀾的英雄，而是意味着地方工作出了重大問題，仕途半毀了。

正因為是最糟的結果，以至於很多地方寧可當做它不會發生，也不願意為此投資，或者説投資不足以應對可能發生的問題。而恰恰是後果如此嚴重，一旦發生問題，地方必然會猶豫，想方設法去爭取僥倖的機會，這其中就是上級與下級的博弈。

而疾病長時間潛伏，快速傳播的特性等於極大放大了這個潛在的問題，使得這次博弈上級確實不如下級，而結果就是進一步的失控了。武漢的災難就是這樣來的。恰恰是預警，正因為是預警，所以就説明還沒有造成那麼大的危害，所以地方就不可能那麼迅速地下定決心，而必然要想辦法把事情掌控住，那麼警告步調不一致的人就是本能，也沒有人想到這件事會有如此巨大的後果。這就是我們一開始提到的下決心的問題。

只有到了事情發展到足夠可怕的時候，當地才會知道自己沒有能力應對，也知道唯一的辦法是向上求助，但這個過程不可能是即時的，是需要往復博弈的。而在兩害中取其輕的過程中，時間就過去了。這次如果不是疾病而是別的什麼災難，或許不會帶來這麼大的影響，但也正因為這種極端情況的檢驗，才能暴露這種嚴重的問題，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僥倖。

我們過去的幾十年一直是以這樣一套邏輯來指導地方工作的，絕大多數地區也都是這樣安然運作的，絕大多數官員也是在這樣一種氛圍裏被培養出來的。甚至，即使是那些惹出了禍端的官僚，大部分也得以平安落地，大家相互體諒理解。這一次不過是用一個誰也沒有想到的極端情況，在一個特別薄弱的地區，剛好擊中了這套體制最要命的問題，鬧出了天大的簍子。

可以肯定的説，在目前情況下，地方是很難有足夠的能力和意願為這樣的災難去投入和準備的。實際上只有中央政府有能力，有意願為這種情況做準備，但這也不過是近些年來才開始而已。

我們這個國家的中央集權程度實際上比我們想的要低，當代不過是在巨大外壓下挽回從前放鬆的權力而已。但是這種建設本身就需要時間，而這種建設傳達到地方，無論建設的力度還是意願都是逐級削減的。實際上，即使是中央也未必能背上這麼大的行政成本，典型的應急一類工作還是對地方負責的，而不是中央。只能説，如果中央的改革和建設力度持續高壓，假以時日，那麼問題多少也會得到改善。

但偏偏在這樣微妙的時刻，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這就是某種壞事一定在你最不想它發生時發生的墨菲定律了，使人無話可説。

天下之大患在承平無事，我們這個時代承平無事太久了，以至於太多的問題被當做理所當然，以至於對危機的預警被認為是可恨的烏鴉嘴。事已至此，我們也希望有人能為這樣的災難付出足夠的代價。在未來，我們應該在一切事情的發源地立一座紀念碑，紀念所有的犧牲者，紀念如此的悲劇。

官僚是按照既定軌道運作的，總是需要足夠沉重的先例，希望這樣的先例能壓倒他們的僥倖，讓他們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時候，在足夠短的時間裏做出正確的選擇。但願是這樣，這樣犧牲才有足夠的價值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