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與他者：流行病為何總是引起恐慌和歧視？_風聞

來源：界面新聞

當地時間1月31日晚，世界衞生組織（WHO）對外表示：中國疫情已經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與此同時，WHO不推薦任何國家對中國採取旅行或貿易限制。

隔離與檢疫是人類在與疾病鬥爭的漫長曆史中總結出的重要應對策略，然而當一種前所未有、傳染性極強的流行病出現，上述公共衞生措施並不足以消除人們的恐慌。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外國，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引發的歧視和排外現象已經出現。

據英國《星報》報道，當地時間1月30日，一名戴口罩的中國女留學生在通往謝菲爾德大學的路上遭到三名陌生人的謾罵與推搡。據德國《世界報》報道，當地時間1月31日下午，柏林中心區兩名女性辱罵並襲擊了一名23歲的中國女留學生，先是稱呼她為中國病毒，隨後又向她吐口水、撕扯她的頭髮，在她倒地後又對其進行毆打。警方將這一罪行定性為“種族歧視襲擊”。法國的亞裔羣體在推特上發起“我不是病毒”的標籤，以此抗議該國針對整個亞裔羣體的仇外事件。巴黎一家越南菜館的店主Pasal Corlier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表示，自新型肺炎爆發以來，許多焦慮的顧客開始詢問店內是否有中國店員或乾脆不再到訪，與去年同期相比，這家餐廳的銷售額下降了40%。

我們從來就不能只從科學的維度去理解疾病。“沒有比賦予疾病以某種意義更具懲罰性的了。”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這樣告訴我們，任何一種病因不明、醫治無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義。人們傾向於將潛意識中最恐懼的東西與疾病聯繫起來，疾病本身因此成為一個隱喻，恐懼被具象化，影射到某一個羣體身上，這是流行病爆發之後歧視和排外事件層出不窮的深層原因。

被“他者化”的流行病

縱觀歷史，人類普遍傾向於把一種新出現的險惡疾病的源頭歸結於外國人，在本地之外尋找替罪羊。桑塔格指出，瘟疫（plague）一直被隱喻地加以使用，用來指代最嚴重的羣體災難、邪惡和禍害。對於這些歷史上最致命的傳染病，人們向來有一種理解，“瘟疫一律來自他處。”

14世紀中葉，歐洲爆發被稱為“黑死病”的大鼠疫。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指出歐洲在1346年之後一再遭受鼠疫，是蒙古騎兵橫行歐亞大陸，將喜馬拉雅山麓早期疫源地的鼠疫桿菌擴散的結果。然而當時缺乏歷史後見之明的歐洲人卻把這一令人束手無策的致死疾病怪罪到猶太人身上。1347年至1348年，全歐洲範圍內（特別是日耳曼及鄰近地區）對猶太人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屠殺，等到瘟疫結束，大屠殺也立即停止了。或許正是因為對猶太社區的攻擊，歐洲猶太人口中心加快了東移的步伐。

另外一個例子是梅毒。1494年，法軍進攻那不勒斯時，梅毒在查理五世的軍隊中爆發，這種新型流行病隨之首次在歐亞大陸擴散開來。不同地方的人給梅毒起了不同的名字，對英國人來説，它是“法國花柳病”，對巴黎人來説，它是“日耳曼病”，對佛羅倫薩人來説，它是“那不勒斯病”，對日本人來説，它是“支那病”。

在與流行病抗爭的過程中，人類不斷積累經驗，學習如何降低被傳染的危險。麥克尼爾指出，歐洲大鼠疫爆發當年（1346年），檢疫觀念就已經存在，這起源於《聖經》中驅逐麻風病人的論述。人們將鼠疫患者當作暫時性的麻風病人與仍然健康的人羣隔離開來，最終40天的隔離期成為了標準，在16世紀的地中海地區被廣泛效仿。然而由於對跳蚤和老鼠在病毒傳播鏈條上的作用一無所知，直到19世紀末，隔離的有效性都是很有限的。在有所作為卻依然無法防範感染的情況下，人們對傳染性重疾的恐懼和厭惡自然也隨之上升。在桑塔格看來，這構成了瘟疫隱喻的雙重性：“它使得人們既把疾病看作是脆弱的‘他者’自己惹的禍，又看作是每個人（可能患上）的病。”

《瘟疫與人》【美】威廉·麥克尼爾 著 餘新忠、畢會成 譯見識城邦|中信出版集團 2018年5月

桑塔格如此解釋瘟疫隱喻的運作機制：當一種具有傳染性的疾病病因不明，醫治無效時，人們傾向於將內心深處最恐懼的東西與之畫上等號，把疾病變成隱喻；然而人們借疾病之名把這種恐懼投射到其他事物上，“疾病於是變成了形容詞，説某事像疾病一樣，是指這事噁心或醜惡。”根據上述鼠疫和梅毒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疾病想象往往和一個族羣對“異邦”和“他者”的想象有關：傳染性重疾是“邪惡”的“他者”“異族”的錯，他們蠢蠢欲動，不懷好心，時刻準備着污染整個社會。流行病因此常常引發禁止外國人、移民入境的呼聲。

隨着醫學發展，許多曾經在歷史上奪走千萬人生命、令醫者一籌莫展的流行病變為可控疾病，它們（比如鼠疫和梅毒）也就褪去了異族聯想，成為純粹醫學意義上的疾病。然而即使是現在，難以治癒的傳染性疾病依然無法擺脱這類污名化的過程，艾滋病就是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桑塔格批評認為，20世紀西方社會對艾滋病的想象充斥着“歐洲中心主義”意識形態，即將歐洲視作一個被來自“原始”地區的致命疾病所殖民化的地區，非洲被想當然地視作艾滋病搖籃，而這一恐怖絕症則被視為一種來自第三世界的侵擾。諷刺的是，這類陳詞濫調在中國也屢見不鮮。

某種程度上來説，病毒學的問世升級了瘟疫隱喻——它強化了某種疾病“陰險”且“防不勝防”的印象，疾病被看作是外來微生物的入侵，身體則調動免疫系統進行防衞，治療藥物也是具有“攻擊性”的。在當下，這套話語已經深深地嵌入了公共衞生領域，被官方和大眾傳媒廣泛沿用。

悉尼大學臨牀醫學教授、《兒科學與兒童健康期刊》（Journal of Paediatrics & Child Health）主編David Isaacs分析指出，從非典、中東呼吸綜合徵到禽流感、H1N1流感和埃博拉，西方社會都將之類比為恐怖主義襲擊，比如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彼得·杜赫提（Peter Doherty）在討論人類病毒感染時將自然稱為全球最大的“生物恐怖分子”。“感染源通常被描繪為敵人，針對它的措辭充滿了軍事語言，”Isaacs寫道，“埃博拉與恐襲之間的相似之處包括政府傾向於妖魔化敵人，並強調甚至誇大危險。”

《疾病的隱喻》【美】蘇珊·桑塔格 著 程巍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4年4月

面對未知流行病，

我們該怎麼辦？

不過客觀而言，在流行病肆虐之時人們的種種過度反應也情有可原。2015年，美國心理學會官方雜誌《心理學瞭望》（Monitor on Psychology）以《恐懼流行病》（An Epidemic of Fear）為題，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了這一現象。

文章指出，像埃博拉、禽流感這樣的新型外來流行病往往比人們熟悉的威脅更讓人感到焦慮。這與我們的杏仁核有關，它會在我們接觸到陌生信息時觸發恐懼感。俄勒岡大學心理學教授Paul Slovic指出，這與人們感知危機的方式有關，“當埃博拉的威脅被傳播開來時，在各種意義上它都讓人心中警鈴大作：它可能致死，它看不見摸不着因此很難防範，你可能在無意間會被暴露在病原體面前，人們也不清楚當局是否正在掌握全局。”

與之相比，人們在面對熟悉的威脅時通常會不以為意。舉例而言，每年流感會影響20%的人口，導致成千上萬的人死亡，但有意願去定期打流感疫苗的人依然不多。另外，人們熟悉但缺乏直接感知的疾病也會讓人放鬆警惕。這或許是為什麼許多美國家長不願意帶孩子去打百日咳和水痘疫苗的原因。

文章認為，政府特別是公共衞生領域從業者有責任也有能力引導人們降低對流行病的恐慌，其中非常關鍵的一點是通過公信力高的渠道進行及時、真誠的溝通。“任務非常簡單直接：確定那些人們最應該知道的信息，想辦法用清晰、值得信任的語言向公眾解釋。”卡內基梅隆大學心理學家Baruch Fischhoff表示。

這也意味着媒體在進行流行病報道時需要特別注意如何向公眾傳達精確有用的信息，而不是用誇張的語言煽動恐慌情緒。一項比較研究顯示，在2009年H1N1流感肆虐期間，澳大利亞和瑞典媒體都準確地向公眾傳達了感染疾病的風險，其中瑞典媒體做得更好，因為瑞典記者大量報道了人們可以如何防範感染，並公開承認了這種新型流行病的不確定性。雖然在H1N1流感爆發前兩國的疫苗接種率差不多，但在流感爆發後，瑞典的疫苗接種率比澳大利亞高出18%。文章得出結論，將信息關注點放在如何保護自己，給出切實具體的實踐指導能有效降低人們的恐慌與焦慮。

與此同時，也有許多學者指出一刀切式的隔離措施對於遏制流行病來説不一定是一項好措施。布朗大學人類學副教授、《感染之變：在流行病後重塑中國公共衞生系統》（Infectious Change: Reinventing Chinese Public Health After an Epidemic）作者Katherine A. Mason撰寫評論稱，當下許多國家對中國施行旅行禁令不僅將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大負面影響，而且也無益於阻止病毒蔓延。

根據對過往全球性流行病的研究，一些學者發現旅行禁令至多隻能做到延緩病原體的擴散。以2009年備受H1N1流感困擾的墨西哥為例，一項意大利研究發現，宣佈向墨西哥關閉國境的政府平均只能將感染時間推遲三天，儘管墨西哥的航班量下降了40%。與此同時，旅行禁令也會重創疫情最嚴重的國家的經濟，並讓其他國家的政府在未來某種新型傳染病暴發時更加不敢在第一時間披露相關信息。“我認為人們直覺性地認為（禁止旅客入境）有效果，雖然歷史經驗一遍遍地告訴我們這是無效的。在政治上這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選項，但這不是一個正確的選項。”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資深學者Eric Toner表示。

同樣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不斷提醒彼此警惕因流行病恐慌而墮入歧視和排外心理的危險。讓人欣慰的是，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都有人在公開呼籲抵制這種破壞社會團結的意識形態。

日前，一則日本學校發送給家長的通知在中文互聯網引起熱議，通知的最後一段寫道：“隨着信息在新聞和網絡上不斷擴散，大家不要對中國以及在武漢生活的人產生言論上的不平等對待，請各位家長和孩子説起此事時要從培養孩子的正確人權意識出發，注意言行。”

一日本學校發送給家長的通知要求家長注意培養孩子正確的人權意識。

2月1日，日本厚生勞動省官員在記者會上表示，很多關於新型肺炎的傳言侵害了中國人的人權，令人遺憾，並呼籲不要因為新型肺炎的傳聞歧視中國人，“壞的是病毒，不是中國人。”同日，佛羅倫薩市長納德拉在意大利發現兩例新型肺炎確診病例後在推特上發起名為“擁抱一箇中國人”的倡議，表達對華裔羣體的支持。他表示，這是一場共同的戰鬥，並譴責了那些藉機發動排外“心理恐怖主義”的行為。

這是包括我們在內的所有人都應該取得的共識。當航空交通和社交網絡使人員和信息流動變得前所未有的迅捷，我們再也沒有藉口認為流行病只是一個“他者”的問題。我們需要在保護好自己的同時看到他人的痛苦，團結起來監督公共衞生政策施行過程中的失當之處而非相互指責。正如日本漢語水平考試HSK事務局支援湖北高校物資的包裝箱上寫着的那句優美感人的漢語所言：“山川異域，風月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