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在戰疫，這幾個西方媒體在辱華！_風聞

執筆/董一凡

最近這段時間，在有關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報道中，多家西方媒體出現惡性辱華內容。

丹麥《日德蘭郵報》和比利時《標準報》網站發佈惡意篡改五星紅旗的漫畫，將黃色五角星改成病毒形狀或生化防疫標識；

德國《明鏡》週刊以“病毒中國製造”的標題作為封面；

“美國之音”網站和澳大利亞《先驅太陽報》分別以“武漢病毒”和“中國病毒”來稱謂新冠病毒，並妄稱中國疫情“已經失控”。

這些辱華報道表明西方一些國家數百年來的種族主義和“懼華”“排華”惡流迄今陰魂不散，並且在當今全球東西方地位和發展態勢呈現結構性變化的背景下更趨張揚和猛烈，對人類的文明、良知以及和諧發展都危害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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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種族主義和抹黑色彩濃重的辱華內容背後，是西方國家自視其文明、制度甚至是人種、膚色“高人一等”的扭曲心態在作祟。

工業革命後，西方世界憑藉由此帶來的技術優勢，逐漸獲得比非西方世界更加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

緊接着，西方國家將這種對世界的支配，解析為其制度、文明乃至人種具有“優越性”，併為其對非西方世界進行的侵略和掠奪尋找藉口和心理安慰。

這種心態和思維也潛移默化地廣泛影響着西方政治精英和社會大眾。

無論一些西方學者在“文明衝突”理論基礎上對非西方文明的警惕甚至無端批評，還是美國國務院前高官斯金納提出中國是美國第一次遇到“來自非白人的挑戰”，乃至歐洲一些政治人物對於“亞洲國家崛起和美國注意力向亞太轉移使歐洲不再處於全球事務中心位置”的擔憂，相關論述和表態的背後，都或多或少有着“西方優越論”和“歐洲文明中心論”的影響。

事實上，這也是部分西方媒體和政客帶着歧視甚至敵視眼光看待中國以及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思想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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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戰後最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中，伴隨新興國家羣體性崛起的是西方世界的相對低迷和衰落。

在此過程中，西方國家部分中下層民眾由於製造業外遷和資本全球流動，成為金融危機、歐債危機乃至新自由主義氾濫中的受害者，在就業和社會福利等方面的安全感以及中產階層的傳統優越感不斷下降。

在近年來民粹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思潮的蠱惑下，他們中的一些人將自身境遇惡化歸咎於其他新興發展中國家和人民，類似“白人優越論”和“黃禍論”這樣的糟粕受到越來越多迷信，並與其“Loser心態”相互作用不斷髮酵。

很大程度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西方部分媒體、記者和政客，為了博取眼球、流量以及政治資源，拋棄基本道德良知、人文關懷和價值底線，無視中國政府和人民為抗擊疫情所做的巨大努力，故意將病毒貼上“中國標籤”，抹黑中國的口吻和手法可謂惡毒。

同時，這也使“應對病毒無國界”“應對疫病等非傳統安全挑戰須全世界共同合作”等它們曾經標榜的的普世情懷成為奢談。

當前，這種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仇華論調正如病毒般在西方社會蔓延，毒化民眾對中國的認知與觀感。

部分人羣“談華色變”，也助長着種族主義歧視和霸凌。英國、意大利、德國、澳大利亞等國不同程度出現了對華人和乃至亞裔羣體的霸凌、侮辱甚至暴力攻擊事件，這無疑會影響中國與這些國家雙邊交流的民意和社會基礎。

這些現象背後，與部分西方媒體的帶節奏、博眼球不無關聯。

事實上，西方媒體以其自封的“言論自由”為這些惡劣言行進行辯解根本無法成立，正如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言論自由也非胡言亂語，肆意踐踏人類基本價值理念、對其他國家和文明起碼的尊重和媒體從業者道德底線。

正如歐美國家普遍將歧視特定種族和宗教的言論視作過街老鼠，德國與歐洲對涉納粹言論進行全社會反對和封殺，但卻對一些媒體當下顯而易見的辱華內容視之如常。

這隻能反映西方的政治正確和價值理念上存在雙重標準和選擇性失明，其自封的人權、價值光環的虛偽性更充分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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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同時，西方種族主義優越心態以及拒絕正視其他國家和文明的傲慢，已經讓其付出巨大代價。

美國深陷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泥潭，很大程度上就是源於以自身意志改造非西方世界的意願；

2014年法國《查理週刊》遭遇恐襲的事件背後，與該刊曾長期醜化和妖魔化伊斯蘭教與穆斯林羣體不無關聯；

2011年挪威的槍擊和爆炸事件及2019年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市清真寺槍擊事件，標誌着“白人至上”的極端思想逐步演變成恐怖主義威脅的來源之一；

歐洲國家本土居民與穆斯林背景移民、美國白人與少數族裔關係惡化，導致社會不斷撕裂分化，融合與共識文化日漸衰敗，隨之而來的族羣仇視、暴力事件乃至恐怖襲擊嚴重損害人權狀況和社會安全感。

在全人類面臨越來越多共同的非傳統挑戰的今天，西方的種族主義和排華思想不僅無法解決其自身問題，反而會讓它在南轅北轍的路上越走越遠。部分媒體和政客不負責任的做法，最終也勢必將使其品嚐到自己種下的苦果。

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學者

圖片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