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我在小城送外賣_風聞

出品 | 子彈財經

作者 | 許芸

責編 |  楊博丞

1、疫情之下的春節

吳林森（化名）準備在春節期間大幹一場，但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他的春節復工計劃。

吳林森來自貴州省德江縣，他所供職的外賣平台名為“德江掌上點餐吧”，他告訴「子彈財經」，公司自臘月二十八（1月22日）開始放假，原定於正月初五（1月29日）中午恢復接單。但疫情的快速發展及當地政府對疫情防控工作的快速展開，讓他開始猶豫是否要準時復工。

如果復工，吳林森擔心被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因為行業的特殊性，他每天需要接觸大量的用户，但縣城藥店已經買不到口罩。如果不復工，就必須放棄從正月初五到初十期間10元/單的高薪，吳林森陷入了深思。

經過幾天的思考，吳林森打算準時復工，但公司延遲復工的通知來了。

1月29日，“德江掌上點餐吧”公眾號發出通知，為全力遏制疫情蔓延，確保騎手及顧客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據縣委縣政府有關工作部署，決定將原定的正月初五開單時間予以延遲，具體開單時間待通知。

「子彈財經」在吳林森所工作的外賣平台上看到，截止1月31日，平台上大量的商家都處於“休息中”，餓了麼、美團等外賣平台營業中的商家也是屈指可數。

這意味着，即便外賣平台正常復工，顧客很可能會面臨無餐可點、外賣員面臨無單可送的局面。

事實上，在當地政府大力開展疫情防控工作前，包括吳林森在內的很多德江人並沒有把疫情放在心上。畢竟，在十七年前的非典疫情中，貴州省是全國少數躲過疫情的省份之一。然而，這一次大家都低估了這場疫情所帶來的影響。

據一位農家樂老闆透露，春節期間自家飯店原本接了幾十桌訂單，並備好了價值幾千元的魚、肉，由於疫情蔓延，顧客不敢聚會，只好無奈延期。“雖然訂金不用退，但魚這種沒法長期保存的食材也只能送人。”

疫情之下，商家紛紛關門謝客，消費者收斂了消費需求，在家“貓冬”。

農曆春節前後，原本是一年中最熱鬧的日子，但今年隨着疫情的蔓延和疫情防控工作力度的加強，熱鬧的場景不復存在，“人人都很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減少出門及聚餐”，因此縣城在除夕後徹底冷清下來。

2、小鎮青年的打工人生

**這場突發疫情的經歷，或許只是這位“90後”外賣員吳林森人生中的一抹痕跡。**在成為一名外賣員之前，他有着豐富的社會閲歷，而在他的打工經歷中也能窺見中國商業發展的一些軌跡。

2005年，吳林森初三輟學後，便和父母到廣東省中山市古鎮做了幾年燈飾廠工人。2011年，隨着燈飾業的寒冬到來，一些小型工廠走向倒閉，存活下來的工廠加班機會則少了很多。對於靠加班賺錢的普通工人來説，沒有加班也就意味着收入的減少，沒過多久，吳林森就離開了燈飾廠。

此後，他還在電子廠做過手機電池，在飯店做過服務員等工作。

“這些工作基本都是包吃包住，一般工廠每天上班8小時，算上加班可能在10-11小時，平時加班工資按1.5倍算，雙休按2倍，節假日按3倍。看上去很美好，但那時每月到手的工資只有三四千左右。”吳林森對「子彈財經」説道。

那些年，中國沿海經濟發達，多以製造業、代工廠和服務業為主，這些行業也釋放出大量的就業需求，吳林森的打工軌跡恰好是沿海城市主體經濟的發展脈絡。

**2016年，吳林森選擇回到縣城，“不想出去了，在外面待膩了。”**由於他的學歷不高，縣城又沒有太多工作機會，因此他的工作並不穩定。

在這幾年裏，他跟着叔叔做過建築工人，又在親戚介紹下先後做過保安、快遞分揀員等工作，甚至還和表弟做過“飛毛腿”業務——收取一定勞務費，跑腿替別人買東西。但在他自己看來，這“很不正規”，收入很不穩定。

**直到2019年，移動互聯網產業已經進入了成熟的發展階段，吳林森也看中了在線外賣平台這一行業。**他認為，在線外賣是剛需產業，而且未來肯定還有發展空間，同時隨着縣城的發展，人們對外賣的需求也增大了。

**於是，吳林森開始了他的外賣員生涯。**在他看來，做外賣員雖然需要熬夜，但已經是一份相對自由的工作。

在吳林森供職的外賣平台，有兩個運營班次：一個是從早9點一直上到次日凌晨2點，期間14點-17點、19點- 20點是休息時間；另一個是從11點半開始上班，13點-14點休息，再一直上到20點後下班，兩個班次隔一天輪一次。

“外賣員沒有底薪，拿多少工資就看自己搶到多少單。每送一單可以拿到4元，正常一天可以送40多單，一個月工資在4000元以上。每個月送滿500單額外獎勵500元，送滿1000單獎勵1000元，我基本都能拿到。”吳林森説，不管距離遠近，外賣員每單都能拿到4元配送費，“所以大家都喜歡搶距離近的單。”

**美團、餓了麼這樣的大平台，對吳林森並沒有太大的吸引力。**因為吳林森覺得，大型外賣平台的規章條款太多，管得太嚴。“美團必須30分鐘送到，送不到就要罰款，而我現在所在的平台，40分鐘內送到就可以，超時的話就跟客户解釋一下，客户沒意見就不會罰款。”他説道。

對於美團在招聘信息裏標明的3000-7000元月薪，吳林森認為這其中有“水分”：“有同事曾跳槽過去，每個月工資基本在4000元左右，5000元頂天了，因為它們是平台派單制。”

吳林森很想繼續當好一個外賣員，計劃還完債務後，再存點錢。

當今，互聯網企業一直在下沉求變，而這一代人的務工選擇已和父輩們有着截然不同的變化，留在家鄉的年輕人們有了更多的選擇。據吳林森觀察，目前外出務工人員中，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佔比居多，少數留在縣城的，基本在理髮店、服裝店和便利店等地上班。

隨着互聯網的急速發展和巨頭的不斷下沉，一些類似吳林森這樣的年輕人，人生軌跡正在發生改變。

正如外賣行業的蓬勃發展，自美團、餓了麼及滴滴等巨頭盯上下沉的生意後，激活了縣城的相關產業，不斷擴大服務的滲透率，而一些小外賣平台出現，使得年輕人有了更多就業機會。

3、外賣巨頭下沉

“下沉”，可謂是2019年資本市場重要的話題之一。

自從拼多多、快手等平台依靠小鎮青年給了寡頭化的中國互聯網迎頭痛擊後，互聯網下沉市場變得異常火熱。

在經歷“百團大戰”和併購浪潮後，外賣行業進入美團、餓了麼雙雄爭霸的時代，大城市的競爭飽和後，一場在下沉城市的外賣市場爭奪戰在悄然打響，雙方在資金實力、流量及服務場景等方面展開了激烈搏鬥。

據前瞻產業研究院的一項數據顯示，2019年上半年，我國外賣行業交易額城市分佈中，27.5%來自三線及以下城市，超過了一線城市的佔比（20.4%）。

不過，在三四線的小縣城裏，“地頭蛇”們卻依然活躍於市場，與巨頭們分庭抗禮。

“目前縣裏做得最好、最大的外賣平台是美團，有80多名外賣員。”吳林森説，這裏除了美團、餓了麼外，還有四五家與他們類似，但規模稍小的外賣平台，人數最少的，僅有4名外賣員。

吳林森所在外賣平台中，目前有十幾名外賣員，他告訴「子彈財經」，在他們平台上老客户比較多，很多新用户都是由老客户介紹而來，偶爾也會發傳單。

“主要我們對商家抽成比較少，只抽15%，但其它大型外賣平台會抽20%，並且搞優惠活動時要求商家無條件配合。另外，我們和很多商家都是獨家合作，一些店鋪在美團、餓了麼上面都沒有。”吳林森説道。

根據Trustdata監測數據顯示，2018-2019年上半年以來，三線及以下城市外賣App日均啓動次數從2.4次增長至3.7次，幾乎和一二線用户外賣App使用頻次相當，用户粘性已經逐漸養成，低線城市外賣市場容量與發展潛力已經不容小覷。

早在團購時代，美團就已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低線糧倉補給核心城市”的策略。長期以來，三四線城市的外賣業務為美團提供了高額的利潤，從而支撐着美團的無邊界擴張，堪稱其“糧倉”。

2019年3月開始，餓了麼口碑實行“上山下鄉”計劃，向浙江、廣東、寧夏和雲南等省份的100個三四線城市加速佈局，推動本地生活服務行業數字化升級，開始切美團的“蛋糕”。

“三四線城市商户對良性競爭、數字化更渴望，這是我們今年加快滲透和下沉的原因。”2019年6月，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餓了麼CEO王磊表示。他認為，2019年外賣市場的競爭核心不再是補貼，而是搶佔下沉市場。

據Analysys易觀數據顯示，從2019年第3季度中國互聯網餐飲外賣市場廠商交易份額情況來看，美團在外賣市場的交易份額佔比預計達53.0%，餓了麼+餓了麼星選的市場交易份額佔比預計達43.9%。

餓了麼和美團外賣持續擠壓市場空間，其他交易份額佔比僅餘3.1%，但這些小份額的平台活得“小而美”。

「子彈財經」在“德江掌上點餐吧”上看到，該平台起送價基本為10元，比美團、餓了麼上稍低，配送費基本為4元，但並沒有美團、餓了麼的滿減優惠活動。另外，平台上很多商家的規模並不大，大多是小吃店，有的甚至是菜市場賣滷味的小攤位，但銷售量過萬的商家卻不在少數。

“一般只有在平台成立日可以免費配送。”在吳林森看來，雖然沒有滿減活動，但平台上的商家定價、口味符合大多數點外賣的縣城人的消費需求和飲食習慣。“大家都知道哪裏的小吃攤好吃。”

當「子彈財經」問及為何大飯店的訂單量較少時，他笑着回答道：“主要貴，點的人少。”他們平台顧客的年齡大多在二三十歲，既有公務員，也有理髮店、服裝店的工作人員，消費能力一般。

至於“地頭蛇”和“強龍”之間的關係，吳林森稱，公司和其它外賣平台間的關係還算不錯，見面寒暄一下，平時互相指下路。“都在一個縣城，互相照顧一下。”

**雖然，今年突發的疫情打亂了吳林森本應在春節期間掙錢的計劃，但他覺得，在任何事情面前，安全第一。**吳林森打算先在家中過年，隨時聽候公司安排。

這是小城外賣與巨頭之間的一場暗戰，當“地頭蛇”們在縣城裏不斷開拓客源的同時，“強龍”們也在這場爭霸賽中你追我趕，誰都不想掉隊。

文中題圖來自：攝圖網，基於VRF授權；其他配圖均來自「子彈財經」圖庫，攝 / 許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