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醫生走了，但是我仍然不主張過度吹捧“吹哨人”_風聞

李醫生的去世無疑是過去十幾個小時最令人在意的話題。雖然追捧李醫生是輿論主流，但是在目前情緒的洪流中，我還是想説，李醫生的做法難言正確，這個行為確實是在正確的時間發生在了正確的事情上，但是不意味着這個行為本身的正當性。

估計很多人要憤怒了：如果我們聽了李醫生的話，事情何至於此？如果官僚能夠更早認識到這件事兒的嚴重性（類SARS），事情何至於此？

沒錯。但是我們必須在意另一個問題：如果這一次的疫情，並沒有發展成為現在的情況，而是經歷的最初的幾人發病後就悄無聲息了，李醫生帶來的聲音又會有何種影響？

我們任何人都沒有任何權利用惡意的角度揣測李醫生的動機。不過我們必須要知道，社會是動態的。我們必須要警醒，如果未來的社會還需要通過“吹哨人”而不是我們的政府以及專業機構去處理和預警這些事，那麼我只能説，這次的災難帶來的教訓並不算多。

設想一下，如果未來的社會仍然是由所謂“吹哨人”來預警重大事務，那麼請問，預測失誤了怎麼辦？虛假預測增加了怎麼辦？把預測內容放到不可預測的地方去博眼球怎麼辦？如果引起了巨幅社會動盪最後誰來買單，又有誰買得起這個單？

所以我認為在獎勵上，國家獎勵了一個堅持通過體制上報而不是訴諸輿論的醫生是正確的。但是接下來的事情並不是過度吹捧或者批判李醫生，而是應該反省，在嚴肅的官僚體制下，有SARS之鑑的前提下，一個明星省份的明星城市，一個追逐“準一線”名頭的國之重鎮，為何還會出現如此重大的決策和施政失誤？除了這個病毒本身確實具有潛伏期長等問題外，是不是還有更多需要我們反思而不是推脱的事情？如果重大事務的行政效率不能提高，我們最終因為自身問題最終被困頓成一個原地踏步的凡庸。更有甚之，如果我們的行政能力不提升，這次國家的一等功獎勵都會變成笑話。

李醫生的死不可挽回了。有中紀委介入檢查，我相信這件事情能夠明明白白，水落石出。但是如果這次的事情僅僅還只是就是論事，那麼恐怕李醫生的死，也僅僅只是一個人的死去，和又一個另社會失望的問題而已。如此，歷史必將在未來重演。

在此，我鄭重建議要做到如下工作：

1、嚴肅清理體制內的蛀蟲，把這些平時清水衙門，關鍵時候卻要發揮核心作用部門的蛀蟲統統趕跑，用更專業的體系選賢任能，而不是沿用與其他部門一樣的體制。

目前的管理體制內最值得我們警醒的問題並不是瞎幹活兒，而是瞎推責任。筆者由於工作原因，接觸了許許多多的政府官員，發現很多政府官員都有一個問題：一個事情下來，能獲得最高嘉獎的往往不是那些真正把事情做掉的人，不管那人做得是好還是壞；而是那些能夠讓事情平穩過度，但最終責任不在自己身上的人，卻無論最後這件事情最終後果如何。這種太極拳在平時的其他事情上可能是一個聰明的態度，但是在大災大難面前卻變成了大災大難的催化劑。

平心而論，這個問題並不是政府的特有問題，任何大組織（比如大型國企和私企）都有這個問題。但是既然是人民政府，就更需要比別的組織更加負責和高效地解決這個問題。

對於這些專業機構，比如紅十字會，比如CDC，是不是在用人選人上更加專業化？在報備上多一點專業發聲權利，少一點行政管理權力的壓制？如果專業機構發出的聲音能夠一定程度上制衡地方政府，那麼官僚機構勢必會被鯰魚效應攪動得更加積極。也許其他部門更需要這些能夠把事情“擺平”的人，但是對於這些特殊機構而言，不要怕這種專業的聲音會“給政府添麻煩”，要更多想想不聽這些聲音會不會“給人民添麻煩”。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很可能未來説得就是這些機構裏的無名英雄們。

2、嚴肅反思這次問題的根源在哪兒。除了行政體系，標準化不足，17年前的經驗和社會環境和現在完全無法比擬，預案不足也成為了我們反射弧過長的原因。

17年過去了，客觀來説，我們的國家取得了世界上其他國家可能都無法比擬的成就。然而正是這種飛速發展，讓我們忽略了社會環境急速變化帶來的可觀問題。

第一：這次病毒初期檢測，認定人傳人的標準過於不科學。這個問題我不贅述，但是即使是我這個外行，也能很輕易看出用“有沒有海鮮市場的接觸歷史”來判斷這個人是不是目標病患顯然是極度不科學的。這就體現了我們在有關專業工作上標準度不夠，導致的專業化水平參差不齊帶來的極大隱患。

第二：我們的疫病應急體系完全沒有根據社會實際情況的發展而發展。現代社會的人、貨、信息的流通量跟17年前相比完全是兩個世界，但是我們的應急體系和應急預案明顯出現了極大的滯後，這一點從萬人宴這件事上就能看得出來。一個疫病已經出現，已經明顯有了人傳人案例，即使你考慮到春節期間的影響想要控制社會恐慌度，也不應該繼續舉辦這種宴會。我們的應急預案是不是落後了？時代有什麼更多需要我們跟上的地方？恐怕這個更需要考量。

3、相信人民，相信羣眾

正如今天看到的一段文字：“在鍾南山説確定人傳人的第二天，上海地鐵三分之二的人都戴上了口罩”。人民和羣眾在社會主義祖國永遠是人民政府的堅強基礎，只有那些背離人民的政府才會害怕人民，才會端着槍去救災。

我們的人民對政府的看法始終是正面佔絕對優勢，即使是在國外學習社會科學類課程，筆者也從來沒有看到在這方面不利於我們黨和政府的數據，西方只能用“中國人被xinao”來解釋這個數據的成因。既然如此，我們的政府，尤其是個別地方政府，要更加地相信羣眾，依靠羣眾，而不是把羣眾當做不可使知之的對象來對待。失去了羣眾的支持，丟掉了人心的向背，任何組織都不可能成功。

這一點上，在數據發佈上也能看出施政能力的高低。得到人民誇讚的往往是那些數據披露及時準確的地方，被人民廣泛唾棄的往往是那些數據披露滯後和模糊的地方。那些披露得好的地方恐慌了麼？披露得及時的地方亂了麼？披露得模糊究竟是不相信羣眾還是能力不到位，值得我們深刻地反思。

這位醫生的去世值得我們緬懷，更值得我們警醒。筆者並不打算藉着這個醫生的去世去借力打力或是指桑罵槐，但是我認為這件事背後牽扯到的是關係到這個社會體系機制、運轉效率、輿論戰場方方面面的問題。

望民興，望國強。祖國萬歲，人民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