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足以飾非,智足以拒諫”者戒——對李文亮醫生事件的看法_風聞
驱逐舰051-人民主体的历史和政治哲学。2020-02-07 14:19
當此時期,我被臨時委派當了個小官兒——我所在樓棟的棟長。這些天除了關注疫情,準備開學上課,還要排查各户情況,並沒有再在觀網寫什麼了。但今天有些空,還是寫幾句吧。
去年12月在微信羣中披露疫情而與其餘七人一起被公安部門以“傳播不實信息”訓誡的李文亮醫生,因感染新冠病毒,罹患肺炎,於今天凌晨逝世了。

李醫生的事件中,從現在已披露出而有關方面也未否認的信息來看,公安部門和當地有關方面對他的處理是不合適的。
疫情發展到這個地步,相關省市領導都已承認,如果更早採取果斷措施,情況會比現在好得多。
那麼,為什麼沒有及時採取措施呢?
很難説與有關領導在僥倖心理之下一味“捂蓋子”,造成全社會包括政府在內麻痹大意沒有關係——有道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當上級機關流露出僥倖心理、諱疾忌醫情緒,並打擊不同意見的時候,下級也容易報喜不報憂,這又反過來加強了上級的僥倖心理,面對事態(如此次疫情)的加重,又顧惜自己所謂面子:我剛剛説沒事,剛剛壓制甚至懲辦了那些發出警示的人,現在又要我一百八十度轉彎,按他們的警示釆取措施,這傳出去豈不成為笑柄?我“官威”何在?顏面何存?於是繼續“無證據表明人傳人”,繼續“萬家宴”、團拜會——在這種心理支配下,不到積重難返萬劫不復的地步,往往是不會改弦更張的。
如今的代價,就是全國費盡移山心力來應對這場原本很可能不必這樣嚴重的危機——更不用説因此已經逝去和還將逝去的那麼多條人命。
我們確實應該從中汲取深刻的教訓:
我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要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要與各種錯誤以致反動的思潮進行毫不調和的鬥爭,要防止壞人以致敵人造謠煽動,藉機生事。這些年來,我們為此做了大量工作,批判歷史虛無主義,反對抹黑革命領袖和英雄人物,防止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某些熱點事件進行顛覆活動——這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而且卓有成效的。我們還必須堅持並大力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不應有絲毫動搖鬆懈。
同時,我們一定要明白:
正是為了社會主義祖國長治久安,為了人民根本利益,我們決不能讓對輿論的引導和管理被某些人有意無意地操弄成對人民尤其是基層羣眾合理訴求及其知情權、建議權、批評監督權和表達權的蠻橫壓制。
**尤其是在很多關係羣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上,要相信羣眾自己是最敏感,最能發現潛在危險和問題苗頭,也是能對自己負責任的。**現在擔任這個棟長工作,我就感到我們的羣眾是很配合,很守紀律的。我們不信任這樣的羣眾,那該信任誰?是師心自用,還是信任那些被我們逼得如太監宮女般一味逢迎上意的“別里科夫”,還是乾脆去信任敵對勢力?

當前,大家這樣關注武漢,關注湖北,關注防疫工作的效率和相關部門、組織、人員的德才勤績、工作作風,關注疫情的來龍去脈以及我們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在應對中出現的問題,這本身是一件大好事,這説明大家把疫區同胞當作和自己休慼相關的兄弟姊妹,也説明大家對黨和政府以及相關組織的工作有很高的期望和要求,有很強的參與意識和監督意識。這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項根本的政治優勢,是人民當家作主的一個重要體現。
羣眾在監督我們的黨和人民政府,不但積極參與着、配合着而且也在檢查着、評價着黨和政府的各項工作,不但給動力,也給壓力,不但給支撐,也給提醒。這正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有的樣子,人民羣眾的這些權利不但是完全正當的,而且應該得到更高度的尊重和更充分的實現。
羣眾特別是網民們的有些意見,説得很直接很尖鋭,這就是一個考驗:
如果是一個滿腦子凌駕於羣眾之上當官做老爺思想的人聽了,會很不舒服甚至難以容忍;
但是真正抱定為人民服務宗旨的人聽了,則會反躬自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並且會主動走到羣眾中去學習、傾聽,爭取更早一步瞭解羣眾的經驗和想法,更好地推進防疫工作,更切實有力地維護人民羣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在我們國家現有的條件下,暫時不大可能再去發動大規模羣眾性的political movement(像cultural revolution)去監督黨和政府,那麼就要在一次又一次這樣具體切實地維護人民利益的行動中,讓羣眾逐漸學會怎樣在新的條件下管理自己的國家和社會,積極地、負責任地參與政治和公共生活,也讓黨和政府逐漸學會怎樣運用好人民賦予的權力在人民的參與和監督下為人民服好務,怎樣讓自己領導、組織、教育、溝通人民羣眾的工作更加合理化、科學化。
我完全理解:現在的防疫工作是非常緊張非常辛苦的,我們的各級黨員幹部、國家工作人員正在以拼搏甚至拼命的精神,不眠不休,拋家別子,承擔起各項頭緒紛繁而且關係到千百萬人生命的任務,這個時候聽到一些刺耳的甚至可能有點兒過頭的話,有些人可能會感到有些委屈。
但是作為幹部,作為國家工作人員,要時刻想到:最難的人不是我們,而是那些急需救治的患者,急需幫助的羣眾和急需增援的醫護人員——所有這些意見,不管是不是都那麼合乎實際,都那麼恰如其分,都是為他們而發出的,面對這些可以反思改進,也可以實事求是地説明情況,澄清誤會,但任何人沒有理由漠然置之,更沒有理由去抱怨甚至打擊報復。
彭德懷同志在接受率軍抗美援朝任務後,曾經對身邊的老戰友説:
“我這人命苦,紅軍時期、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打的都是很難的仗。”

正當戰友以為他要抱怨幾句的時候,彭德懷同志話鋒一轉,説:
“不苦,不難,要共產黨幹什麼?”
困難時刻當好漢,危急關頭逞英雄,這才是共產黨人的本色,才是人民公僕的作為。孤芳自賞,顧影自憐,怨天尤人,鼠肚雞腸,動不動玻璃心碎一地,甚至諱疾忌醫,有錯不改,那不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作風。——我們的黨員幹部和政府工作人員究竟是什麼面貌,什麼作風,是不是做到了“利益面前讓,任務面前上”,是哄騙瞞,還是真實嚴,是使勁喊還是使勁幹,要相信黨和人民會有公正的評價。
黨的智慧要從實踐來,從羣眾來,否則我們就會變成聾子、瞎子、白痴。所以我們決不能捂住羣眾的眼睛和嘴巴,那隻能是閉目塞聽,自欺欺人。
羣眾身處火熱的實踐中,説話不會那麼字斟句酌,而且往往是帶着各種情緒的,但他們的經驗最生動,最真實,最豐富,他們的實踐和想法裏面包含了很多合理的內核,真理的顆粒,是黨和政府各項路線方針政策措施的真正來源和根據。如果要求羣眾説話都要步步為營,戰戰兢兢,腔調都要中規中矩,悦耳動聽,那就會造成人人噤若寒蟬,言路阻塞,一潭死水的局面,這正是為叢驅雀,為淵驅魚,是令親者痛,仇者快的。
我們要高度警惕:
敵對勢力不但會唱黑臉,也會唱紅臉。某些地方某些人的官僚主義老爺作風,以”維護穩定”為名,對待羣眾反映情況提出批評建議簡單粗暴一禁了之蠻不講理的工作方式,正是敵對勢力所歡迎並且要大加利用來挑動黨羣、政羣對立的。這種作風不是維護穩定,而是幫助敵人把我們黨和政府變成痴呆麻痹,搞亂搞垮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巧妙最有效的方式。
司馬遷曾經批評商紂王“言足以飾非,智足以拒諫”——商紂王、隋煬帝都有這種本領,當臣子批評他們的時候,他們不但能找出批評意見裏的漏洞,還能找出臣子平日裏的許多不是,而這些漏洞和錯處也是客觀存在的,結果一番頭頭是道的辯難,就能讓提意見的臣子自慚形穢,含愧而退,以後也就不再“自取其辱”了——也會讓批評和自我批評都成為不可能。
我們的有些“官老爺”是很聰明的,他們抓住羣眾或下級反映情況中的某些細節問題或情緒上的過激——比如這次的李醫生,就有人説他不是“英雄”,他在反映問題的細節和程序上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找藉口進行打擊壓制,讓大家都動輒得咎,不敢説話,是不是也很有商紂王、隋煬帝“言足以飾非,智足以拒諫”的遺風呢?然而,這二位的下場又是怎樣呢?
“烏鸞之巢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西漢路温舒這些話,值得我們今天記取。羣眾反映和傳播有關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中間縱有某些失實和過激情緒,也不應一味壓制,而應該及時予以如實回應。
在輿論引導和管理,以及處理某些突發輿情上,應該逐步摸索出一些經驗和工作方法,比如公佈一些案例,讓大家明白什麼樣的輿論是造謠滋事的違法行為,什麼是如實反映情況,什麼是雖有失實但可以理解,什麼是雖然程序上有違某些規定,但在有關部門不擔當不作為時可以允許或可以不追究的表達方式。
1956年11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指出:
“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脱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羣眾的問題,罵羣眾,壓羣眾,總是不改,羣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他又指出:
“人是會變化的,革命者也會發生變化。沒有羣眾監督和揭露,他們可能進行貪污、盜竊。做投機生意,脱離羣眾”。
並且説:
“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樣是那些人,實行這種制度,人們就不積極,實行另外一種制度,人們就積極起來了”
“ 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證羣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脱離羣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脱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

長期來看,事關羣眾利益的事項,應該有羣眾能夠真正直接而有保障地參予的預警機制和監督機制,其中普通羣眾和相關專業人士都應有足夠發言權。——像這次事件中發出預警的幾個人,如有關報道屬實,就履行了這一職責,獲得了羣眾的信任,那就乾脆建立一個機制,比如讓他們當一個“衞健問題人民監督員”之類,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
黨的最大危險在於脱離羣眾,在於聽不到羣眾聲音,不瞭解羣眾的想法,不瞭解實際情況,也不讓羣眾瞭解,而且還自以為比羣眾高明——一定要時刻警惕這個危險。
結尾,祝還在與病魔抗爭的患者們(聽説其中也有李醫生的家人)脱離危險,恢復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