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馬克思從黑格爾那裏繼承了什麼_風聞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曾説：“黑格爾的《現象學》及其最後成果（選自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性的辯證法（選自的偉大之處首先在於，黑格爾把人的自我產生看做一個過程，把對象化看做失去對象，看做外化和這種外化的揚棄；因而，他抓住了勞動的本質，把對象性的人、現實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他自己的勞動的結果。”長期以來人們對這段話充滿疑惑。首先，辯證法所講的“三大規律”與“人的自我產生”和“勞動”似乎都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其次，“否定性的辯證法”是什麼意思？它與“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又是什麼關係？馬克思從黑格爾辯證法中所吸收的“合理內核”是否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否定性的辯證法”？

　　所有這些疑問都要涉及到我們對“辯證法”的理解是否根植於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原理解之中。按照黑格爾的用語，“否定性的辯證法”屬於邏輯學辯證發展的第二個大的階段，即“消極的理性”階段。馬克思獨獨把這個環節從黑格爾的程序中挑出來，認為《精神現象學》的“最後成果”不在他的積極理性或積極的辯證法，而在於他的消極理性和消極辯證法，並從中引出“人的自我產生”和“勞動的本質”，這到底是為什麼？

　　黑格爾辯證法的意義只是在有關“人的思維和行動”方面表現出來，即表現了人的思維和行動的自發性、能動性和歷史性，它沒有終點，而是不斷地超出自身、否定自身。作為人的思維和行動的統一的“勞動”恰恰就具有這種性質，它是人區別於動物的最根本的特徵。但這種力量和傾向，在孤立起來看待的自然界那裏是看不出來的，它們只是人類及其社會和精神生活的專利品。所以人與一般自然物、與動物是有區別的。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從這裏得出一個結論，即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辯證法的意義和價值僅僅在於有關人的哲學，並不涉及孤立看待的自然界，而只涉及人和由人所組成的社會呢？一般來説，我們的確可以這樣説。所謂的“自然辯證法”，或者“辯證唯物主義”，如果僅僅理解為離開人而存在的自然界（客觀世界）本身的某種客觀規律，那是極其空洞而無意義的。與此相反，馬克思和黑格爾所理解的辯證法，就是歷史辯證法、實踐辯證法、人學辯證法。離開人的活動、人的歷史、人的自由歷程來談“辯證法”，在黑格爾和馬克思看來都只能是天方夜譚。

　　黑格爾對自然界有雙重的眼光，一方面，他認為自然界與人類社會比起來，單獨來看是僵死的、機械的、無生氣的，本身沒有歷史、沒有發展，“太陽底下沒有新東西”；但另一方面，從更深的層次上看，在這種外表僵死的現象底下，其實隱含着看不見的衝動，那是上帝本身在暗中支配和發動自然界向精神的目的進展。黑格爾用上帝的合目的性的眼光來看待自然界，的確有先入為主和獨斷之嫌，但與此同時也帶來一個好處，就是避免了脱離精神來看物質世界，而能夠從一個自然和人的統一整體的視角來把握人與自然、物質和精神的相互依賴關係。在這方面，馬克思和黑格爾有一脈相承之處。

　　馬克思認為把精神的屬性考慮在物質固有的各種豐富特性中，而不是把它還原為物質的某種單一屬性，這不是唯心主義，而正是唯物主義。在馬克思看來，物質能夠思維，思維就包含在物質的本性中，而這種本性固然不能訴之於上帝的萬能，但也不能歸結為低層次的機械運動和數學運動，而是物質本身的最高本性：這就是唯物主義。這樣一來，就帶出來一個嶄新形態的宇宙觀，馬克思把它稱之為“共產主義”。以往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在這種宏大的宇宙觀中達到了統一：“我們在這裏看到，徹底的自然主義或人本主義既有別於唯心主義，也有別於唯物主義，同時是把它們二者統一起來的真理。我們同時也看到，只有自然主義能夠理解世界歷史的活動。”顯然，馬克思所説的“徹底的”自然主義，不同於以往的機械論的自然主義，那些自然主義是“不徹底的”。因為它們把人這種自然存在者排除在考慮之外，因而把人的感性和精神生活排除在自然之外。而只有馬克思的這種包含人本主義在內的自然主義才是徹底的，也才能“理解世界歷史的活動”。而這樣理解的世界歷史也就當然包括自然史，它把整個自然界看做一個“自然向人生成”的歷程。這就與黑格爾的歷史目的論或自然目的論接上頭了。當然，在馬克思看來，自然界以人為目的，並不是上帝的安排，而是自然物本身潛在的一種可能性，即它只有在從自身發展出具有智慧的人來時，它才算發揮了自身的全部本質和最高本質，才算是“完成了的”自然界。

　　由此也就引出馬克思對黑格爾第三個方面的繼承，即對歷史目的論和歷史規律的論證。

　　歷史目的論在黑格爾那裏是以“歷史理性”及其“理性的狡計”的形態表述的。但實際上，正是由於歷史被看做客觀上有終極目的的，歷史中的理性才有了一種自上而下的標準，歷史也才有可能被視為有“規律”的，按照從低級到高級的程序而“發展”和“進步”着的。黑格爾運用他的辯證邏輯於歷史領域，可以説得心應手。但這種邏輯也正因為不是抽象的形式邏輯，所以它需要憑藉對於人性的自由發展的“巨大的歷史感”，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巨大的歷史感”應當就是對歷史中那種“內在聯繫”的直接體驗，它就是我們用來評判歷史的標準。但如果人內心沒有對自由的追求，沒有建立在自由感之上的正義感和希望，他也就不可能獲得用來衡量歷史進步的標準。

　　黑格爾對歷史的這種深刻洞見對於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具有奠基性的意義。正如恩格斯説的：“這個劃時代的歷史觀是新唯物主義觀點的直接的理論前提，單單由於這種歷史觀，也就為邏輯方法提供了一個出發點”，而在歷史中運用辯證邏輯的方法，這“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其意義不亞於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成果” 。這一觀點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費爾巴哈唯物主義並建立新唯物主義的“直接的理論前提”。馬克思並不是毫無前提地接受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他是先在黑格爾那裏早已接受過某些歷史唯物主義萌芽的影響，才在遭遇到費爾巴哈的思想時豁然開朗、一瀉千里。歷史和邏輯相一致的這種看待歷史的方法使馬克思遠遠超出費爾巴哈，構建了一個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立足點,把自然界、人類社會、邏輯方法、認識論和世界觀全都統一為一個整體的哲學體系。平心而論，從思想來源上説，這一哲學體系最多地得益於黑格爾。

　　綜上所述，馬克思的哲學從黑格爾那裏所獲得的教益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性的辯證法”，二是“自然向人生成”的目的論的世界觀，三是“歷史和邏輯相一致”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觀。而這三者之間具有層層遞進、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