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和制度_風聞

新冠爆發引出“制度”問題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

首先提一個問題：為什麼前30年可以滅掉天花，麻風，血吸蟲，而後40年不斷出現疫病流行？2003年的SARS和2019的新冠都到了考驗國家體制運行的程度。

後40年最關鍵的變量是引入了市場經濟。

歷史證明不論任何國家，任何歷史階段，如果不加限制，市場經濟導致資本通吃，“零和遊戲”，兩極分化是常態。

西方社會藉助民主選舉制度和新聞監督，達到了對“資本通吃”現象的有限控制。

中國市場經濟的建立由政府主導的各種“改制” 而推動，當局相信，政府幹預和市場效率的結合可以做大“蛋糕”。

“蛋糕”的確做大了，但“改制”中帶有的“以權謀私，權錢交易”成分使得基尼指數也上去了。而一個社會基尼係數超過0.45就不會穩定。

作為應對，自由派提出要搞多黨民主制和全面私有化。

面對壓力，當局強調黨的領導，加強反腐力度。同時積極協調發展戰略產業，推動一帶一路項目，為做大“蛋糕”尋找新的出路。

然而道路維艱，先是美國全力圍堵不讓你“和平過渡”到世界第一，後是發生了嚴重疫情。

疫情的發生，證明黨的領導和市場經濟之間需要中介。這個中介就是民主法治和新聞監督。

媒體的缺位是促成這次災難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論是中國CDC專家的判斷失誤，還是湖北，武漢當局的瀆職，如果有正常活躍的媒體，社會不會在疫情快速擴散的兩個星期裏，不作反應，導致積重難返。

然而必須要澄清的是中國現行體制仍然是抗疫的主心骨。如果把公立醫院，交通運輸都私有化了形勢將不可收拾。

接下來的局面仍然會很嚴峻，生產外貿都可能受到影響，危機面前必須團結起來，眾志成城，嚴密組織，積極應對。

疫情平息後，必須在民主法治和媒體監督方面做出改革。這些改革已成為堅持現行政治體制的必要條件。一黨制政體和市場經濟可以兼容，但需要民主法治和新聞監督的相輔相成。

陳雲提出的“鳥籠經濟”模式可能更合適中國社會。國家體系是籠子，籠子可以做的很大，但不能讓市場經濟的鳥飛出去不受控制。

華安基金首席經濟學家林採宜撰文指出：2019年，中國可投資資產上億的高淨值人羣達到17萬人次。《中國經營報》曾報道，2018年在香港上市的的內地企業家有15名設立了離岸信託，總計將285億美元資產轉移到國外。

最後要指出的是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和經濟體制不是中國的靈丹妙藥。

二戰後，西方國家可以説經歷了三個階段：二戰到1970年代的和諧發展期，中產階級不斷壯大。1980年代撒切爾-里根時代的迴歸競爭時代，希望借重市場看不見的手提高經濟效率，維持高生活水平。第三階段是2000年前後的全球化階段，資本出走，經濟脱實向虛，兩級分化加劇。

當今的特朗普現象的實質是美國一般民眾對資本的不滿，對捍衞邊境的渴望，對重整美國雄風的期盼推動特朗普獲得總統權力。特朗普的經濟政策的實質是減税和逼迫美聯儲降息，誘使美國跨國公司迴流，擴大貨幣供應，刺激經濟，提高就業。這種經濟政策的最主要基礎是美元霸權。

美國削減政府財政赤字，減少國家債務的捷徑是薅別國的羊毛，中國投入美國懷抱，很可能是自廢武功，將自己辛苦積攢拱手與人。

這次疫情很可能讓中國做出很大轉變。中國現行體制在發展經濟上可圈可點，如果在民主法治社會管理上補上短板，中國模式會更有競爭力，這對解決香港和台灣問題都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