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讀馬克思將永遠是一個錯誤——訪復旦哲學王子王德峯_風聞

來自專欄慧田哲學人 “愛因斯坦晚年在普林斯頓大學接受記者提問，被問臨終前最遺憾的會是什麼，他説：就是聽不到莫扎特的音樂了。這才是精神家園。音樂和思想家是同一層面的”——“終極追問！”

“海德格爾和馬克思分別從兩個維度對本體論發起了革命，前者從當代文明的‘遺忘存在’，後者從‘勞動的異化’。”——“哲學當代性？”

採訪中，記者的好奇心一直在面前這位58歲男子前“嘀咕”：他為何被複旦學子冠以“哲學王子”的雅號？時光流向80分鐘尾聲時，淡淡的煙霧中答案似乎不尋自得：“王子”是詩意、性靈的象徵，用汪洋恣肆的才情表達，帶你進入哲學的深刻、逶迤綿延的批判長城中，耳邊響起王德峯教授的《哲學導論》上的箴言：哲學在當代就是懷着鄉愁尋找家園。

尋找的“短路”：被迫送煙後的“器”、“道”之問

王德峯的口才是有天分的，孩提時剛識字，從父親書架上覓得幾本印度版的《美猴王》，看了幾篇後，便在弄堂口滔滔不絕，引得同齡人一時“樂不思蜀”。留校復旦，上全校公開課《哲學導論》，場場爆滿。進入教室，面對黑壓壓的學生，他會説，“大家不是在等我，是在等待哲學。”這樣的開場白，你鼓掌嗎？

王德峯的尋根問底也是天性，“凡事，我都愛追問個為什麼。”初二學無機化學，楊老師説公式兩邊要配平，因為一切化學反應都趨向平衡，世上一切事物都趨向平衡。王德峯問：那麼，宇宙的原則究竟是平衡導致靜止呢？還是不平衡導致運動呢？講台上停了半晌，“這是另一個領域的研究了——哲學。”老師送了他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論》，雖然只看懂了小部分，但王德峯已經感到哲學要抽象於物理化學，“以後要學就學更抽象的哲學。”

1975年中學畢業，他分配進了工廠做了電焊工，“工人空閒時談飲食男女，我就看書，有時就給他們背背賀敬之、郭小川的詩歌，他們都很喜歡我這個文弱書生。”直到1978年考入復旦哲學系，王德峯依然保持着對文學的愛好，舒婷的《這也是一切》、《思念》、《致橡樹》至今他仍倒背如流。但愛追問的天性卻使得中學成績優異的他在哲學系常常只拿80分，“我不願意把筆記還給老師，考試成了我表達想法的平台，自然付出了試錯成本。”

正是這種追問，在大學畢業5年後，讓他重返校園。

1982年本科畢業，他進了上海譯文出版社，一座記憶中温馨的“人文作品翻譯學校”，1980年代的編輯是較為純粹的文化人，需要較高的人文素養。譯文社裏，外國文學的研究者吳巖、湯永寬，海明威作品的譯者吳勞都是身邊隨時可以學習的前輩。國門初開，出版社成了引進西方思想、著作的前沿陣地。王德峯清晰地記得，在參與編輯《20世紀西方哲學譯叢》時，自己編輯了《弗洛伊德後期著作選》，出版《當代西方學術思潮》叢書時，編輯了馬斯洛心理學《第三思潮》。

無比愉悦的“談笑有鴻儒”終於被“遷户口事件”打破。王德峯不明白為何把學校户口遷回街道始終沒有下文，同學笑着説，“你要送煙。”“這不是讓我俯首稱臣，助長奴性嗎？”在他看來，中國尚未完成“五四”時開啓的啓蒙任務，改變主奴關係的社會結構，樹立國民的獨立人格，遠遠重要於國家制度的改變。“讀書讀傻了，那你還要吃虧。”同學留下話。

那個年代，户口和糧票掛鈎，為了生存，思前想後，王德峯收起人格的尊嚴，買了煙，第四次去了派出所，終於辦成了户口遷移，出門時異常難受：“究竟是國民性導致制度的落後，還是制度落後催生了奴性的國民性格？”想了幾天，他覺得無論是國民性格還是制度，終究都是形而下的“器”，形而上的“道”究竟是怎麼解釋呢？想到九年前初進哲學系時，教授們就説，哲學是研究“道”的學問。“那瞬間，我知道自己雖然畢業於哲學系，但根本不懂哲學。”

這一場社會現象後的自我追問，不僅使他重返校園，這種問道的方式也伴隨了此後的生涯。

尋道於《資本論》：馬克思和海德格爾的本體論革命

考研回到哲學系，王德峯選擇了當時頗為熱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他依稀感到，以前未曾讀懂的《資本論》裏必然有一場哲學革命存在，他有強烈的願望要研究馬克思。3年後碩士畢業留校，時光已駛入1990年代，他為自己對馬哲的選擇感到欣慰，雖然這條路還是若隱若現，但是，還原一個真正馬克思哲學的意願已經非常清晰。

1996年，當他做完博士論文《歷史的本源與人的生存》時，他感到這場裂變終於走上了正軌。馬克思哲學不能再用西方傳統哲學的框架來理解，馬克思概括了西方哲學因其知識路向而導致的虛無主義病根，質疑了近代哲學在認識論領域內的主客體關係問題，根本上撼動了西方哲學傳統。在王德峯看來，“馬克思打開了一種新的本體論視域，全世界真正領會的人並不多，在《巴黎手稿》中的本體論革命，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則昇華為歷史唯物主義，而最終成果集結在《資本論》中。”

從此，王德峯將自己研究的着力點聚集在馬克思的本體論革命，而不能去接受現成的結論。經多年的研習，他得出心得：馬克思的哲學革命的關鍵處在於，它使得對於現代資本社會的真正理解成為可能，從而可以揭示資本文明的根本來歷、以及其存在方式是如何自我否定的。“凡是有當代意義的哲學都要在本體論上構成對資本的批判。”

話鋒一轉，海德格爾的存在論被提及。“這是兩次真正的革命。”在王德峯看來，在馬克思去世後8年出生的海德格爾，指出了當代文明的病症在於“遺忘存在”，這和馬克思指出的當代文明的病症是“勞動的異化”，在本體論上所指涉的是同一件事情。資本作為存在者和僱傭勞動作為存在者，都遺忘了兩個存在者的存在，即，他們都是被異化勞動構建出來。“儘管用不同的方式，語詞也不相同。”

在尋找到馬克思的本體論視域前，王德峯一直將《資本論》僅僅視作是一部經濟學著作，“其實，《資本論》不是經濟學著作，它的副標題就寫着‘政治經濟學批判’。在哲學上講，‘批判’是指澄清前提，劃定界限。”從本體論入手後，他悟出了其中的哲學意義。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只研究投資、利潤、價值等經濟事實，而作為經濟學批判的《資本論》，是要揭示這些經濟事實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等價交換並非在人類社會的一開始就存在，價值範疇是在社會的歷史動中產生的。

從追問的受挫，到問道的豁然開朗，王德峯體驗到研究哲學的愉悦和力量。在器和道的困惑中，他為自己做了初步的解答。

解道於中國文化：現代化的第二階段是“非西方化”

為自己找到了初步答案，還要尋找對所處的當下社會的真正理解。

薩特説：無需讓一種活的哲學去重新適應世界的進程，它會通過千萬種首創性的特殊探求，自己去適應世界的進程，因為它和社會的運動是一回事。王德峯認為，薩特的這段話點出了馬克思哲學的當下性。在他看來，改革開放30年，中國從西方引進了市場經濟。資本邏輯在中國該怎樣發揮作用，如何駕馭中國的“資本”，這些都應該向馬克思的《資本論》請教。1840年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尋找現代化道路充滿坎坷，第一步是從向西方學習開始的，“而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一定會走‘非西方化’的道路。”王德峯認為，中國現代化的下一步發展目標應從國學中得到啓發。他分析，任何國家的經濟，其基礎都深扎於民族文化的土壤。而中國哲學裏凝聚了中國基本的文化精神——儒釋道的融合，也滲透在每個中國人的言行中。人類的精神家園的安頓，無非在哲學、藝術、宗教這三種精神形態中，但他認為。當今中國社會的諸多問題，是不可能通過走宗教的道路而解決的。“這就好比人們不能因為所遇多為江湖郎中就説中醫不行一樣。不能因為今天社會上踐行儒家文化的人少了，就否定融儒釋道於一體的國學。”當然，他所指的儒家文化是其話語體系能充分現代化的部分。王德峯例舉了“中庸之道”的有效性，例舉了漢字的豐富內涵，“如緣分這個詞，既表示偶然性又表示必然性，兩個對立面涵括於其中。”

非西方化的道路就是要重新紮根於民族文化的土壤，只有在那裏才會有精神家園。要解決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社會目前暴露的種種病症，馬克思哲學可以成為管理者行政方法的根據，而百姓的道德則總是以儒家文化為依據，因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須是與儒家文化的結合，結合的產物就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形態。須知，任何形態的資本主義要能存在，在它當中就必須包含其對立面，即社會主義。“因此，要為市場經濟的資本邏輯劃一條社會主義界限。”王德峯進一步指出，“馬克思對資本的研究所具有的深刻洞察和預見力，是當今各民族都可以共享的，中國式的市場經濟更不例外。”

從《資本論》這條線，王德峯看到了人類的精神家園所必然具有的民族文化的差異。

授業於莘莘學子：哲學公開課裏學批判思維和尋真理

從馬克思的本體論到對《資本論》的參悟，到破解種種現代性病症，王德峯的追問樂趣並不僅限於深奧的哲學思辨，他同樣樂於做的是充滿激情地為復旦莘莘學子“授業”。

談到《哲學導論》和《藝術哲學》兩門復旦公開課中的人氣課程，記者詢問，講課18年，學生有變化嗎？王德峯的神情豐富起來。他又點了一支煙，描繪了85前後出生的學生的“哲學卧談會”。白天，來自不同學科的同學們拿着錄音筆錄下課程，夜晚熄燈後，逐個回放，精彩處叫停，一番龍門陣，爭論不下時或依然不理解的，留着下次問王老師。“並非我的口才好。哲學是人的一種內在需求，在精神成長過程中誰都有困惑，但被壓抑了。我的《哲學導論》不過是喚醒這種被壓抑的困惑，讓他們明白，我曾經想過的問題，原來是大哲人都思考過的。”比如，講到斯多葛派對幸福的理解在於內心靈魂的快樂，靈魂都需要安頓，但不可能安頓在豪華別墅裏。王德峯覺得，這些討論還會發酵，還會伴隨着復旦學子走不同的人生道路。

《哲學導論》是讓學子們學會如何尋找精神家園和擁有批判性思維。對於復旦這樣的高校來説，需要培養創新性的人才，在科學裏可以學到知識，但有了知識，未必有智慧和思想。哲學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説不是必讀的專業，但是，作為精神修養，則是復旦學子必須擁有的。至於後來才開設的《藝術哲學》，則是講述了藝術與真理的關係、以及藝術作品是如何作為作品存在的。“真理最初存在於藝術中，”比如青銅器的冶煉，並沒有等到化學的成熟才產生，而是在巫術、祭祀活動中就產生了，而這些活動就是原始藝術。因此，藝術是人類生活中基礎性的活動，是守護“性靈”的。王德峯強調性靈是直覺、想象力和感悟，是人類心智的最高能力，人的創造性根植於“性靈”中。

“所以，我提倡大家要把業餘生活交給藝術。沒有藝術愛好的人生是某種不健全的人生”，説到這裏，王德峯有些遺憾，因為在復旦這樣一所綜合性大學中是沒有充滿特立獨行色彩的藝術家的，而他的這門《藝術哲學》只能起到一些呼喚的作用。

王德峯教授酷愛音樂，從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無不鍾愛。一個音樂家的大作品，往往是一部精神探索史，比如柴可夫斯基的六部交響曲就是如此。因此，在王德峯看來，真正的音樂家和思想家是同一個層面的。音樂作為藝術的一種樣式，是對人類生命之精神的另一種表達。

在給學生的哲學入門課中，王德峯顛覆了中學教學中的不少概念，比如像“哲學是所有科學的概括和總結”這樣的表述，他認為，哲學是所有學科的基礎，既不是中世紀神學的婢女，也不是當代科學的婢女；又比如，“真”藴含在藝術之中，而不是如康德哲學中三大批判所指向的與“善”、“美”並列的一項。這些結論背後都有着對哲學革命的深刻認識。

這種教學如同他一貫的追問風格，是他將自己追問後的新體驗分享給了學子。在他看來，大學教育是年輕一代精神成長的事業，在傳授知識和技能之餘，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傳承更為重要。在轉型中的社會里，多元利益和多元文化並舉，功利主義價值觀容易甚囂塵上。在這樣的有破而未立之際，讓我們帶着鄉愁去尋找家園的哲學，變得彌足珍貴。

作為一個哲學教授，王德峯自己這樣尋找着，也和學生們一起尋找着，這也就是為社會尋找它的未來，儘管並非每個人能感受到這種力量，儘管每一種尋找都不可能立竿見影。

問答部分

問：您曾把哲學在當代的主題概括為“懷着鄉愁尋找家園”，如何理解？

王德峯：要尋找家園就表明當代人無家可歸。作出當代人無家可歸這個對當代文明狀況的判斷，是因為看到當代人類經濟生活的一個基本方式是資本的運作和資本的增殖，這是很多國家經濟生活的基礎，而資本本身不包括精神內涵，在資本的增殖當中，人們也無法安心立命，因為它是個數量的目標，並且必須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增長速度慢了，就會被別的資本吞掉，於是就把當代人捲入了一個無窮盡的“競比”的漩渦。在這樣的漩渦中，很多人正在失去對故園的記憶。如果尚未失去對故園的記憶，那麼還有鄉愁；假如失去了這份記憶，那麼連鄉愁也就不存在了，也就談不上尋找家園了。哲學還在，就表明鄉愁還在。在資本和技術的時代，根基是虛無主義，每個個體在此時代中，都無法擺脱這個時代的基本病症。不是説絕對沒有逃脱的個體，但比較少見，那需要巨大的勇氣。

問：可以把“尋找家園”理解為“尋找心靈的慰籍”麼？

王德峯：哲學與心理學不同，心理學也許會教某些方法，教人暫時舒緩心靈的傷痛，但哲學是直面痛苦的，並且要診斷痛苦的根源，因為她是真理的事業，而不是緩和我們煩惱的技術和方法。因此，把“尋找家園”理解為“尋找心靈的慰籍”，太表象了。哲學的智慧，對現代人的意義，顯然更深遠。

資本誕生在歐洲，按照它的本性，要征服世界，因此要把全世界人類的需要都看成是它的市場，把整個地球的資源都看是它增殖的材料，因此，它一定要越過歐洲的疆界，帶來資本徵服世界的過程，世界歷史就這樣形成了。今天看得很清楚的就是全球化——市場經濟的全球化，西方經濟模式的全球化，這樣一種狀況，表明誕生於歐洲的資本，似乎成為了人類共同的命運。

前面談到當代人無家可歸，歐洲人最先感受到這種無家可歸，這正是尼采、海德格爾最初的感受。因此，哲學的智慧對現代人的意義，是尋找文明的出路的問題，而不是停留在以接受資本和技術為前提，然後來撫慰心靈；是怎麼尋找一種揚棄資本的道路，以及對技術採取一種自由態度的問題，而不是被資本和技術支配。

問：您曾經談到，“五四”以來近百年，中華民族逐漸認識到，西方哲學以及西方現成的制度不能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真理不能向外面求。您覺得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如何才能找到屬於我們民族的“家園”？

王德峯：現代化過程中，有人主張完全徹底地向西方學，但終究成不了西方人，可他們還是堅持認為西方文明的價值目標是我們未來的趨向。求而不能得之，但仍在求，這叫“失戀”。擺脱這種“失戀”的痛苦，要靠重新恢復我們的文化自覺，因為西方文明不是我們的戀人。

尋找屬於我們民族的“家園”，當然應該求助於中國傳統的思想和智慧，不過，有一箇中國傳統哲學“返本開新”的問題。這個話題説起來很大，具體來説，就是要有中國人自己的言説方式。人以語言之家為家。為什麼我們吃麥當勞、肯德基，看好萊塢大片，西裝革履，但我們還是中國人？根源在語言。任何一個人對世界的基本經驗，都是通過語言的經驗獲得的。我們在語言中獲得了對世界的基本理解，也獲得了我們基本的生命情感和基本的人生態度。

我們今天的小孩子讀書，你給他們什麼文字？應該是中國近現代大文豪的作品，而不是歐式的漢語。比如《紅樓夢》，雖然不會得諾貝爾文學獎，但我們中國人知道，《紅樓夢》的文學價值無可置疑，圍繞《紅樓夢》甚至產生了一門專門的學問叫“紅學”。紅樓夢是我們不斷從中汲取智慧、獲得啓發的富礦，而曹雪芹可説是“中國的尼采”。

問：在我們這個時代，經典著作的閲讀確實面臨尷尬，現在書店充斥的都是一些教人們所謂“成功學”的書。

王德峯：這些書是很不好的，是在毒害下一代，教我們的下一代做一個不知道平靜的、野心勃勃的、慾望無度的人，教人沒有敬畏、無限肯定自己，難道我們不應該更多地反思自己麼？一些“成功寶典”類的書籍，請商界領袖談成功經驗，年輕人趨之若鶩。人做自己該做到事情，做好了，人生一樣精彩。（精編版閲讀）

問：您曾説，“馬克思的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從根本上是相通的”。為什麼這麼説？

王德峯：馬克思的哲學最重要的事情是完成了哲學革命，揚棄歐洲哲學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從柏拉圖主義哲學的傳統中走了出來。柏拉圖主義就是理念論，強調用理性來把握世界，把感性貶低，馬克思正好是倒過來的。馬克思認為這個世界是感性活動的世界，而中國哲學是從來不把感性和理性二分的，中國哲學講的真理，都是生活中的真理，馬克思的哲學講的也是現實生活中的真理。馬克思的哲學要揭示的，就是民眾的生活實踐本身所包含的方向和目標，而不是用理性去規範民眾的生活實踐，在這點上，馬克思的哲學和中國哲學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記：談中國哲學還好，可現在一談到馬克思，總有人覺得過時了。

王德峯：教條地談論馬克思主義，確實是過時了。正是由於教條式的理解和教育，才導致年輕一代對馬克思有一種牴觸的情緒。全世界真懂馬克思的人並不多，一個偉大的思想家，總是遠遠超越他所處的時代。不去閲讀馬克思的學説，將永遠是一個錯誤，但馬克思的思想學説要為世人掌握，需要好幾個世代。很可惜的就是，很多人心目中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我一直跟我的學生講，你們要感到光榮和驕傲，因為在現今的西方哲學領域當中，有哪一個哲學家可以和馬克思相比呢？你們學的是最高的也是最難的，你們將在馬克思的哲學這所偉大的學校裏獲得遠遠超越一般人的修養。

問：怎樣才能在與中國傳統的接續中真正讀懂馬克思、走近馬克思，從而提高我們的哲學修養？

王德峯：對於年輕的一代來説，讀懂馬克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現在那些馬克思學説的真正闡發者，那些真正批判資本主義的，在一些大學裏往往是比較孤獨的，很多學者寫的書都是在歪曲馬克思的學説。年輕的一代走近馬克思，可以在生活的體會當中讀馬克思的原著，不要害怕艱難，因為像馬克思的《資本論》，其實是寫給德國工人階級看的。馬克思自己講，如果德國的工人讀《資本論》能夠有所收穫，那是給予他的勞動的最大報酬。所以，年輕的一代如果覺得想要理解資本的世界，最好的書就是《資本論》，當然還包括《共產黨宣言》這部不朽的文獻。

問：您研究馬克思多年，在您看來，《資本論》是本什麼樣的書？

王德峯：對《資本論》的性質判斷，直到今天仍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很多人主張它是一部經濟學著作，認為它在經濟學説史上代表了一個發展階段，不少當代的經濟學學派、新理論的創始人也承認，自己從《資本論》中汲取了靈感。但是，能否就此判斷《資本論》是一部經濟學著作？我認為不能。《資本論》並不是一部經濟學著作，馬克思也不是繼亞當·斯密、李嘉圖等人之後的又一個古典經濟學家。

亞當·斯密，經濟學的主要創立者

問：同樣是研究資本經濟，為何有此不同？

王德峯：我們看亞當·斯密的經濟學名著之標題——《國富論》，就可以知道經濟學家對於自己這門科學的重要性的自信。所謂“經濟學”，即研究國民財富增長規律的學問。人類社會的財富在資本的時代，以資本作代表，以資本為形態，以貨幣作量化的計算，所以，研究資本運動的規律，同時也就是研究國民財富增長的規律。這就是經濟學家對自己研究之意義的信心所在。然而，馬克思的《資本論》，卻絕不可能被命名為《國富論》。因為馬克思所見到的資本，不僅僅是財富，而且還是權力。權力是社會關係的一種。這種社會關係的特徵是“人與人之間的支配與被支配”。資本主義生產在生產物質財富的同時，就在生產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支配關係，即生產“社會權力”。把資本運動規律只當作物質財富增長規律來研究的人，我們稱為“經濟學家”。在經濟學家看到一個國度中的財富增長的時候，馬克思卻看到了在該國度中社會權力的擴大，所以他把資本運動規律當作社會權力增長規律來研究，這是他們之間的根本不同。

問：《資本論》並非經濟學著作，那麼，是否可以認為它是一本社會學著作或哲學著作？

王德峯：也不能這樣認為。馬克思開創了一種新類型的科學，這類科學可以有一個總的名稱，即“歷史批判科學”，其中有一門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這名稱正是《資本論》的副標題。

問：如何理解這“批判”兩字？

王德峯：批判不是簡單的否定。西方學術術語中的“批判”意味着“澄清前提，劃定界限”。《資本論》對已有的政治經濟學做了澄清前提，劃定界限的工作。“政治經濟學批判”不是隻看到經濟事實、只描述經濟事實、只敍述經濟事實之間的因果律的科學，而是表達歷史性實踐的歷史科學。在我看來，它更加確切的名稱應該是“社會權力科學”（The Science of SocialPower）。

問：英國學者伊格爾頓在他的著作《馬克思為什麼是對的》中打了一個比方：馬克思主義像醫生，人們在身體好的時候常常看不到它的作用，但是一旦資本邏輯發瘋的時候，馬克思主義就會發揮它特有的批判作用。

王德峯：伊格爾頓的思考方向是對的，但他那本書的論證還停留在比較表面的層次，對馬克思學説的當代意義討論得不夠深入。他的這個“醫生”判斷我很贊成。在經濟運作正常的情況下，馬克思容易被大家遺忘。但是全球經濟不可能總在快速發展中，對於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馬克思所作的揭示迄今為止沒有人能夠超越。資本主義經歷了幾個階段，從最早的商業資本主義，到工業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再到如今的金融資本主義。人們一度認為金融資本主義克服了馬克思的經濟危機週期理論，預先通過資本市場讓全部參與者分擔投資風險，減少盲目投資，從而消解了相對過剩危機。事實上，金融資本主義隱藏了更加深刻的危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了資本邏輯有四方面的非自洽性，2008年的金融危機證明了他的判斷。因此，《資本論》遠遠談不上“過時”。

問：學習和研究《資本論》有多種方式，今天我們該如何閲讀這部著作？

王德峯：一種方法是研究《資本論》本身的內容和思路，理解它作為一種新類型的科學的性質和意義。另外一種，則是運用《資本論》的原理和方法來研究現實問題。今天，我們在《資本論》中當然不可能讀到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某些重要的經濟現象的分析，但是卻可以而且應該讀到如何去發現這些現象之實踐來歷的方法。在這樣的讀法中，才可能進入比實證的社會科學更根本的歷史批判科學中去，才可能去確定在每一種新的經濟關係中形成起來的新的社會權力，去發現這些新社會權力的特徵、範圍及其改變中國社會生活的力量和趨向。

記：只有這樣閲讀，才可能使《資本論》再度展現它的生命力。

王德峯：是的。總而言之，如果我們今天學習馬克思主義，我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穿透經濟學對當代經濟生活的概念表達，去解讀當代社會權力的形成、變遷、消長的根本。

問：對於想要閲讀這樣一部艱深的著作的讀者，您有什麼建議或鼓勵？

王德峯：閲讀《資本論》沒有捷徑。萬事開頭難。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引用的但丁的話：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這裏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裏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