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疫情期間的思考_風聞

最近疫情期間，網絡上各種消息不斷傳出，包括相互矛盾的消息，各種評論也不斷刷新，包括各種相互違和的評論。閲讀這些混亂的新聞評論，會發現這次疫情是一面鏡子，照出了政府的不足之處和網民的心態；這次疫情是一個引子，可能將激活很多潛在的矛盾。這是我們正面臨的一場影響深遠的戰役。在看了諸多報道與評論以後，想寫點自己的思考。

一、我們的國家

本來想從為人民服務談起，但是在這個市場精神盛行的時代，這很容易被人批評為烏托邦般的幻想，而失去繼續閲讀文章的興趣。那麼就從我們的國家講起吧。

中國憲法裏面寫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這就是我們國家的屬性。作為一名普通人，我熱愛這樣的國家。想來只要你不是一個資本家，認真思考後都會認可這樣的國家。新中國的成立讓中國獨立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70餘年的艱苦奮鬥讓中國迅速發展。他依舊不是發達國家，也許你會因為中國的不發達甚至貧窮而不愛他，但是世界上沒有一蹴而就的偉大成績。想想新中國之前這片土地面臨着怎樣的境地：中國在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國家，之後歷史上是接連不斷的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日本侵華戰爭等）、不平等條約、火燒圓明園、大屠殺等慘絕人寰的事件。

列數一下目前全球公認的22個發達國家，其中20個是以白人為主體的國家。這並非是偶然，這是自哥倫布發現美洲（1492年）以來的歷史積累與財富沉澱的結果。亞洲，尤其是中國，在公元1800年之前一直在世界經濟中居於支配地位。西歐在掠奪殖民地的財富將近三百年後，才積蓄爆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1765年），從此開啓了領跑世界的歷史，這也是為什麼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摧殘，西歐依舊能發展起來，培養的人才與技術不會隨着大戰而徹底消失，在有效的經濟組織與安定的社會環境中，它們會再次發展起來。美國於1890S開始取得世界第一工業國成績，又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略機遇期，半個世紀後才徹底取代大英帝國成為新的超級大國。這也是今天《華爾街日報》仍舊以“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為題發表文章的底氣。

為何西方在全球崛起是一個吸引人的課題，很多人對其作出瞭解釋。馬克思·韋伯（1904年）認為新教理想的影響是歐洲和美國的社會變革以及經濟體系發展的主要原因。約瑟夫·熊彼特（1912年）發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提出了“創新”及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技術革新引發產業革命，由此使產業不斷升級，並引領經濟高質量發展。道格拉斯·諾斯（1993年）採用制度經濟學的方法來解釋西方民族國家的興起，將制度作為內生變量運用到經濟研究中去，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認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長期從事制度經濟學研究的張宇燕（2004年）進一步指出，美洲金銀大量湧入歐洲，並作為一個不可預測、沒法控制的初始變異，在西歐民族國家間殘酷競爭的環境中，經過自然選擇和變異積累，進而引起了西歐的制度變異，並最終形成了有利於經濟增長的制度優勢。

然而，歐洲列國興起的過程豈止是產生於對美洲的殖民與掠奪，歐洲與美國的發展過程同樣建立在對亞洲、非洲等地區的殖民與掠奪。這也是中國在1840年之後不斷遭遇侵略與分食的原因，這也是印度、非洲等地資源與地盤被瓜分與掠奪的原因。這也是新中國的發展讓西方國家感覺不解的原因，因為中國無法走過與西方國家一樣的殖民掠奪之路而取得了不錯的發展。這完全是靠我們自己的努力與付出而收穫的成果，經過前三十年的篳路藍縷艱苦奮鬥，到70年代末，在軍事上，中國擁有了原子彈（1964年）、氫彈（1967年）、火箭（1970年）、核潛艇（1974年）後，中國安全問題才基本得以解決。在經濟上，中國1950年的工業總產值只有191.0億元，1978年的工業總產值已經高達4237.0億元，28年間增加了22倍多。中國的糧食產量從1950年的1.3億噸增加到1978年的3億多噸，28年間增加了1.3倍多。前30年修建起了比較完整的中國農業水利灌溉系統。在那個艱苦的年代，那羣普通人用非凡的精神搭建起了新中國發展的基礎。例如，河南紅旗渠建設（建設時間1960-1969年）所需的6000多萬元的紅旗渠建設總投資，國家撥款僅佔15%，85%都是羣眾自籌。在領給養補助時幹部的標準始終低於羣眾，除自帶口糧外，工地上根據物資供應情況，給予一定補助。1960年2月至8月，民工補2市斤，幹部補1.5市斤;1961年至1966年，民工補1.8市斤，幹部補1.2市斤。在那個光輝的時代，這樣的優秀事蹟與辛勤付出太多了，就是這樣勤勤懇懇的羣眾與幹部為我們國家打下了工業、農業基礎。想象一下，同樣的工程量在當代完成將耗費多大的財力，又將帶動多少GDP的增長，只是那不是個“講究”市場的年代。

前三十年醫療衞生事業建立了涵蓋城鄉大多數人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堅持的醫療“三個基本不能變”：一是醫療的價值體系不能變，工作上患者健康至上。第二，醫學的目的不能變，必須要預防為主。第三，醫學的社會責任不能變，醫療服務不是辦大醫院，為了讓幹部、富人能看好病；醫療是讓人人能看得起病，實現公平可及。新中國成立不久，在城市建立起了公費醫療制度，為幹部與工人及其家屬解決了醫療問題。到60年代前期，毛主席批評衞生部是“城市老爺衞生部”，強調把醫療衞生重點轉移到農村，全國全軍掀起了下農村開展醫療衞生工作的高潮；同時，通過開展短期培訓的方法，為農村培養出大量赤腳醫生，創立了赤腳醫生文化。由於生活的改善和全民性的醫療衞生體系的建立。中國人的人均壽命由1949年的35歲增長到1978年的68歲。

赤腳醫生

改開後的成就不再贅述，太多的機構與個人去盛讚。在此向那些死於山西煤窯中的民工、因工作設備不到位成為塵肺患者的民工、“黑磚窯”中的受害者、沒日沒夜在車間忙碌的工人等一線的勞動者們致哀和致敬，你們幫助中國企業家們賺得了第一桶金，完成了原始積累。依稀記得小時候電視機畫面上下崗女職工面對記者採訪，強制鎮定地表示自己通過擺小攤賣煎餅創業的欣喜。當時覺得她很厲害很勇敢，還不懂得那擦掉眼淚後保持鎮定的背後心酸，現在終於有些明白那是一種怎樣的時代鉅變，向那些堅強生活下來的你們致敬。

這就是我們的國家，他依舊不發達，但是他有着一羣可敬的人，不同的時代用不同的方式譜寫着篳路藍縷的奮鬥史。

二、他們的國家

如果你還覺得發展經濟是一件自然而然、很輕鬆的事情，那麼我們來看看拉丁美洲吧。不同於其他非發達國家與地區，1810年—1826年拉美殖民地就脱離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統治的戰爭，最終獲得了獨立。雖然獨立以後拉丁美洲，獲得了政治自由，但是在經濟上依然保留半封建的大地產製，政治上也建立了地主-資產階級的聯合政權，成為軍事獨裁統治制度。農民的土地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大莊園制依舊套在拉丁美洲各民族的脖子上，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繼續承受殘酷的封建剝削，其中的債農為了償還債務, 每年不得不在地主莊園中勞動150天到265天。大地主們滿足於土地產出，而缺少發展民族工業的熱情與期望；各國政權極不穩定，軍閥間頻繁的混戰進一步阻礙了經濟的發展；英國、美國相繼通過貿易、貸款與投資等手段對該地區進行侵略性擴張，當然挑起戰爭再索取賠款的手段也必不可少。直到20世紀初，西方民主的發展和俄國“十月革命”後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拉美左翼開始登上政治舞台，拉美左派的出現打破了右派長期執政的局面，開始了從精英政治向大眾政治過渡。那是個英雄輩出的年代，例如，古巴共產黨、古巴共和國和古巴革命武裝力量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切·格瓦拉，他有這樣一個名句“我們走後，他們會給你們修學校和醫院，會提高你們的工資，這不是因為他們良心發現，也不是因為他們變成了好人，而是因為我們來過。” 格瓦拉享譽世界的時候，有個歐洲人寫信給他，問他們是否同譜同宗？格瓦拉回信説：“估計不是。不過，如果你聽到世界上發生任何不正義的事都要氣得發抖，那我想就是吧。” 拉美左派為本地區的經濟繁榮、民主化的推進和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拉美並沒有就此長期而穩定地發展起來，拉美政治發展反而形成“左”“右”週期輪流執政的鐘擺式變化。同時，拉美的經濟外部依賴性一直很強，嚴重受國際金融經濟形勢影響，經濟奇蹟曇花一現後時沉重的債務危機、難以擺脱的債務負擔以及由此引發的其他危機，以阿根廷糧食危機為例。

切·格瓦拉

阿根廷位於南美洲東南部，東瀕大西洋，全國大部分地區土壤肥沃，可耕地和多年生作物用地2720萬公頃，氣候温和，適於農牧業發展。20世紀80年代初以前，阿根廷的農業生產體系是多樣化且富饒多產的，由小型家庭農場主導。政府無須對農業進行補貼，農民的債務也微不足道，農業不但能夠自給自足，還有大量剩餘。但是80年代的債務危機改變了這一切。為了獲得緊急貸款“穩定”阿根廷貨幣比索，阿根廷政府按照華盛頓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制定了激進的國家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私有化範圍從國有電信公司、國營石油壟斷企業到國家社保基金，一時間腐敗猖獗，取代國家產業壟斷的卻是大型外資私人壟斷企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控制下的“貨幣委員會”掌握着阿根廷的貨幣政策，將比索美元匯率死死地定在1:1上，阿根廷政府要根據其美元儲備量決定本幣印刷量。1991年通貨膨脹停止了，美國投資者也紛紛湧入阿根廷，從經濟私有化和債務掉期交易中獲取了鉅額利潤。而阿根廷的債務負擔繼續增加，到2003年外債總額增加到了1980億美元，相當於1989年的三倍。 阿根廷的農業也成了美國投資者盯住的對象。在自由市場改革大潮下，阿根廷取消國家保護性壁壘，廉價的進口糧食充斥市場，大量農民被逼得傾家蕩產，不得不賣掉他們的土地。外國公司和個人得以廉價購買到百萬英畝的良田，阿根廷再次變為由富有的大莊園主主導的農業體系。阿根廷梅內姆總統宣稱，把糧食生產轉變為轉基因大豆的工業化種植，對於償還飛漲的外債是必要的。

1996年梅內姆總統向孟山都公司頒發許可證，允許它在阿根廷全國獨家銷售轉基因大豆種子。孟山都攜着其抗農達大豆和農達除草劑進入了阿根廷，農達除草劑可以殺死雜草和傳統大豆，孟山都將農桿菌中一個基因嵌入到大豆基因組，使得改造後的大豆能夠經受住農達除草劑，即生產出抗農達大豆。為了推廣其轉基因種子和農達除草劑，孟山都向陷入經濟困境的農民發放“信貸”；以優惠條件向農民售賣種子，甚至故意放棄“技術使用許可費”。2000年，僅四年的時間，轉基因大豆的播種面積超過1000萬公頃，2004年又擴到1400萬公頃，全國將近一半的農用地用於種植轉基因大豆。阿根廷再次為當初的選擇背上了沉重的負擔。2004年，孟山都向阿根廷政府施壓，要求農民為轉基因種子支付專利費，否則將在大豆進口地美國和歐盟強制收取，農民不得不支付高達銷售額1%的專利使用費。單一化種植大豆的方式使得土壤養分被過度消耗，需要更多的化肥，阿根廷著名農業生態學沃爾特·蓬科預言“如果我們繼續走這條道路，這片土地恐怕在50年內不會再出產任何東西了”。雜草在幾年後對除草劑產生耐藥性，又需要更大劑量的除草劑或其他功效更強大的除草劑。而這些除草劑不但會殺死附近農民未經過基因改造的莊稼，對他們畜養的家禽家畜甚至農民自己也產生巨大的傷害。在債務危機和農業商業化的浪潮中，沒有什麼制度去保障農民那一點土地，破產的農民以及被利益集團強制沒收土地的農民，背井離鄉，成為大城市貧民窟中的一員。也沒有什麼有效途徑供給他們實現富裕，於是聚集在城市貧民窟中的人越來越多，偶爾有幾個孩童憑藉着資質與勤奮成為足球明星，改變人生。

對於非發達國家而言，國際社會的現實總是殘酷的。他們彷彿會永遠生活在底層，沒有希望。他們國家的富人通過投資移民到發達國家，國家辛苦培養的醫生、技術工人憑藉所長移民發達國家，普通人只有通過危險超載的船隻、泥濘荒僻的道路甚至冷凍的冰櫃偷渡到發達國家。可是，更多的普通人只能繼續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為國際資本與國內資本創造着豐厚的利潤，自己留存微小的一部分。當然，國際社會也不像劉慈欣筆下黑暗森林法則，暴露的文明被迅捷毀滅。而是一種更殘忍的現實：有些民族/國家被無限期地“禁錮”於貧窮，同時，自己的文化漸漸地被拋棄直到消失，無論好壞。因為伴隨着長期處於劣勢地位，他們失去了對自我的辨析能力，人們將成功的原因歸因於強者自身的特殊，學習他們的“一顰一笑”，希望藉此擺脱弱者的身份/命運。有比看得見希望卻永遠摸不着夠不到更殘忍的現實嗎？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沒有現成的成功階梯，世界在不斷地變化，即使有成功之路也早已時過境遷、面目全非。

三、我們的改革

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們可以停下來反思一下改革。在大部分中國人的字眼裏，改革意味着向好的方向改變，意味着越改越好，但是這明顯是不符合辯證唯物主義。改革是一場社會實踐，實踐的結果才是決定改革方向正確與否的關鍵，而結果可能是好的，可能是壞的。所以，改革是一箇中性詞，而我們也應該正視改革，要勇於接受改革出現壞的結果，最要命的是害怕承認錯誤。

例如，過去40年，政府將市場原則引入了很多行業，教育與醫療行業也不例外。伴隨着改革，一切原本堅持的原則都變了，人才迴流城市，各大醫院集中在發達地區，1985年後開始醫改，向醫療市場化進軍，公立醫院產權變賣。治病變得昂貴，成為很多家庭難以承受的負擔。醫患關係緊張，醫生表示難以承受大量的就醫需求，上班累，而患者表示看病難。當下醫療體系的改革顯然並未達到為廣大羣眾提供更好服務的目標。有人趁機表示了，應該繼續加強市場化，學習美國將解決問題，這基本已經成了很多人的邏輯，做得不夠好是因為學得不到位。針對這個問題，談些自己的認識，什麼是最好的制度，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一）在解決問題之前，要全面客觀地認識世界，不要一味盲目地吹捧國外經驗。可以看一下美國的醫療體系，並非某些人吹噓的萬能藥——彷彿服用了所有人都能得到幸福。美國的醫療制度也有自己的問題需要解決，不然不會每次大選都被拿出來討論一次。（二）醫療從來不只是醫療行業的問題，而是國家實力與歷史文化等方面的集中體現。醫療保障制度與水平受限於國家經濟實力與制度設計，論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歐美髮達國家仍舊是第一梯隊的國家。另一方面，我們是時候學會將西歐發達國家與美國分開來看了，他們並非對很多問題都有着相同的認識與理解，也並非同樣的措施解決問題，比如醫療體制就不同。西歐在面對美國時沒有天然的自卑，他們會根據自己的情況採取合適的措施，而非簡單的自我否定與“一切向美國看齊”這樣簡單的邏輯。

還有國企私有化、企業不斷被外資收購等問題。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應當理直氣壯地鼓勵推動發展國有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從學術界的觀點來看，美國才是符合主流理論的標準做法，他們在改制中歡呼着進步。但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並不是支持者的多寡，而是現實的情況誰在受益。將企業改製為少數人所有的私企，使之暴富，同時，惡劣的工作環境與工人超負荷的工作換來私企的高效率。那些歡呼稱讚這些改變的人，有幾個真正體驗一線工人的生活？他們甚至通過這樣的邏輯為莆田系醫院的劣跡辯解：西方國家早期資本原始積累的時候不也是這樣嗎？他們總是這樣，一句西方國家也這樣（過）就為自己的觀點找到了“堅實”的依據。今天，我們還面臨着大量企業被外資控制的問題，那些企業或是直接被外資收購，或者先被私有化再被收購，對了，還有富起來的老闆們大量移民到外國。想象一下這樣的境況持續下去，大部分利潤被國際資本賺取，留給工人養家餬口的工資，還要主動提供更好的投資環境留住他們不會把工廠轉移到人工成本更加低廉的地區。

毛主席晚年擔心和不能釋懷的一點是：中國共產黨不能冷靜地駕馭、利用國內外資產階級，而且反被其利用。這是何其犀利的眼光，今天沒有誰再説這是杞人憂天。毛主席清醒地認識到，一旦黨脱離了人民，一旦黨在“官僚主義的鐵籠子裏”喪失了現代化建設的能力，就不可能面對國內外資產階級的挑戰。改革是一個複雜的工程，我們要借鑑國外的先進經驗，又要結合本國國情；同時也要發揮自己的制度、歷史文化優勢。只能説它需要我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面對，要時刻清楚改革的方向與目標，既要總結成功經驗，更要直面失敗教訓。

四、我們的未來

人民保障和實現自我利益的路徑在哪，人民的權力與責任在國家憲法中清晰的寫着，黨的性質與義務在黨章中明確的規定着。但是沒有什麼必然到來的未來，只有黨與羣眾的暢通互動，兩者共同努力方能將中國建設的更加美好，只有腳踏實地的現在才能換來光明的未來。實現共產黨黨員主要來源於人民，又要服務於人民，同時要在兩者之間建立起流暢的互動通道。實現這種良性互動，才能避免治理體系變為僵化的官僚體系，才能避免權力掌握在少數羣體手裏淪為私有，才能確保政府為人民服務。

我們又一次地站在選擇的十字路口。技術發展已經超越了幾十年前人們的想象，例如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已經對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但是，技術帶來的“隱性”權力還沒有得到人們足夠的認識與重視。而它們卻已經確確實實地影響着世界的各個方面。製造並利用輿論是政治中的常用手段，再加上網絡與大數據技術後，將達到難以想象的效果。劍橋分析事件相比於技術潛力而言，猶如冰山一角。當有技術可以做到“比你自己更瞭解你”的時候，你應該感覺到害怕。將技術消滅，數據焚燬是不可能的，將數據“鎖”起來而不被濫用？那就像分佈在網絡中的金礦，難以想象誰能建立強大的鎖將其隱藏。同時，我們四周一直有呼聲希望將國家改變為世界上另一個資本狂歡的場所。但是，在那個場景裏，可以預見的是另一個大號版的阿根廷，或者是另一個小號版的拉丁美洲。隨着資本積累的增多，貧富分化加快，即使能生產出產品，當大多數普通人淪落為生存掙扎，產品只能外銷給更有消費能力的國家，我們也將無限期地“禁錮”於貧困。最近看了一部《極樂空間》的電影，裏面的高高在上的樂土與地球間的關係，宛如全球剝削關係的簡潔清晰展現。只是現實中，不可能由幾個莽夫的無計劃行動打破那堅固的藩籬。資本、權力與技術的結合將會塑造怎樣的未來，出現超級統治階層，權力隱蔽地支配公共領域而以“代主”去架空民主，使民主變成專制的外殼。

技術是把雙刃劍，有弊有利，原來很多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設想在技術支持下不再是烏托邦式的幻想。我們可以將其應用於自我治理，將其用於改善民生、合理未來規劃等方面，用它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其實，我們的道路很明確，我們現在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這是我們的出發點和行進方向，我們並非是無方向的，也許道路曲折。我們改革是為了更好地實現最廣大人民羣眾的利益，而不是為少數人服務。但是，要想實現這樣宏大的目標，需要依賴人民，或者説需要人民自己努力去實現，還需要制度保障、與時俱進的理論創新和切實可行的方案。我們要實現共同富裕，就要共同參與進來，不僅參與創造財富，還要真正的參與到政治、經濟和社會管理等方面。這並非易事，我們要有冷靜分析問題的能力，而非輕易被人蠱惑，左右搖擺；我們要懂得協調和共享利益，通過集體行動實現自己的利益。集體行動的困境是老鼠屎毀一鍋菜，如果個別人謀取非法利益不得到相應處罰，那麼就會引發效仿，最後就是集體失去權力，看看改·制中的瘋狂拆解國企；我們要學會等待，任何大目標都不是一蹴而就實現的；我們要學習並發展新的理論，指導行動並且贏得輿論。做蛋糕和分蛋糕是兩回事。美國是前所未有的帝國，它擁有着巨大的財富。美國人民的勤勞為國家帶來了財富與地位，讓它在20世紀登上世界之巔的位置，但是這些財富大部分聚集在極少數人手裏。當然，在很多經濟學家理論裏，這是資本家創造的財富，這也是他們佔有大量財富的依據。當代轟轟烈烈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表達着美國人民的不滿。當然他們的聲音如同石沉大海，並沒有在世界輿論中引發一點浪花，也許其他地區的人在想都生活在美國了還有什麼好苦惱的，畢竟那是一個國際輿論中無限美好的天堂。同時，美國媒體面對這麼大事件的集體失聲與幾乎一致的譴責。

       我們能不能抓住現在，贏得未來？老子《道德經》有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我們黨能不能涅槃重生，在於當下。我們國家能不能繁榮昌盛，在於當下。政府與各機構裏面的蛀蟲不除，難以負重前行；思想道路上障礙不清，難以撥雲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