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之死，誰在假悲痛，真狂歡？_風聞

李文亮醫生去世了，我們都很難過。

但是讓我感到非常憤怒的是，在李醫生過世後，外網內網都有一羣妖魔鬼怪跳出來，消費過世的李醫生，把他的死亡當成一杆槍，當成一個政治符號，拿來達成自己的目的。

比如這個最早從外網開始流行的：“哈佛醫學院為李文亮醫生降半旗致敬”的謠言。

實際上，哈佛醫學院降半旗，是為了悼念哈佛醫學院和麻省總醫院的教授Stephen P. Dretler的去世。

比如網傳的那張李醫生妻子付雪潔的求助信，實際上並非本人所寫。

最詭異的是，這封信的內容是編出來的，但是留的聯繫方式是真的。

這就導致付雪潔不得不出來闢謠，不然就會被電話煩死。

今天，又有人假冒了付雪潔寫了李文亮的書信，付雪潔在今天下午無奈又發了一則聲明，再次強調自己沒有發佈過任何捐助信息，希望大家不要傳播，以免給家人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李醫生去世以後，大家都沉浸在悲痛中，有誰在這個時候會有閒工夫，還花心思打造如此精緻的謠言？

這兩波謠言，已經給李醫生的家屬造成了極大的困擾。

而更多的妖魔鬼怪，還在利用李醫生的死亡做文章，他們假惺惺地為李醫生的過世哭嚎，最後卻每每在關鍵處圖窮匕見。

香港廢青迅速討論是否要趁着李醫生過世的時間搞事，準備向內地“輸出革命”。

他們毫無人性地説：“別管李文亮是不是好人，該不該死，這同他有沒有利用價值是兩回事。”

“就看看怎麼樣能利用來攻擊中國政府就行”，“不要有吃人血饅頭的包袱。”

有人説，李文亮是一張好牌，要打就使勁打，不要管有沒有效果，我們一直都是先試了再説，麻煩大家都上點心，別袖手旁觀。

馬上就有網友發現，香港廢青組織了文宣團隊，在微博上帶節奏。

（圖片來自微博網友及微信公眾號“黔線曝光”）

有人已經貼出了類似廢青在牆上寫字的照片。

有人已經發起了在口罩上寫字的活動，還拉上幾個人拍了照片。

我不知道圖中的人是內地人還是香港人假扮的，看看他們這個樣子，不是和香港廢青如出一轍嗎？

各種宣傳圖已經畫好了，經歷過香港事件的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我很憤怒，李醫生已經過世了，有人卻只想借他的名義興風作浪？這是悼念李醫生嗎？這是對李醫生的侮辱！

國外國內的公知竭盡全力，想把李醫生打造成**“反體制”**的“英雄”。

可是他們忘了，李文亮醫生自己就是一名堅定的共產黨員！

在李文亮生前的自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胸前的黨徽，在醫院號召黨員上前線的時候，當時已身在醫院的李醫生也毫不猶豫地報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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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疫情發生開始，截止到現在，已經有40多位在防疫一線工作的人犧牲了，其中的大多數都是黨員。

張輝，共產黨員，湖南省衞生計生綜合監督局黨委書記、局長。

從疫情開始後，他就連續奮戰在抗擊疫情一線，連軸轉了半個月，因過度勞累突發心梗，搶救無效，不幸因公殉職，終年56歲。

孫士貞，共產黨員，山東省臨沂市費縣薛莊鎮城陽村黨支部書記，在當地當了十幾年的幹部。

城陽村交通便利，7個路口延伸到周邊各村，收到防疫的通報後，孫士貞加班加點進行工作，一天時間就把村裏900多户村民排查完畢。

排查完之後還要檢查春節的過往車輛，人手緊張，他就24小時站在路口檢查，確保不漏過一輛車。用他的話説就是：“疫情形勢再嚴峻，我們城陽村不能出亂子！”

2月1日早上，連續奮戰6個晝夜的孫士貞因過度勞累突發疾病，不幸去世，終年59歲。

何建華，共產黨員，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突泉縣民警，平時就是負責任的民警，拿過一次三等功，“先進個人”等稱號多次，在大型安保工作中從未下過火線。

2020年1月26日，當天本來輪到何建華休息，但由於疫情嚴重，何建華主動請纓要求繼續執勤。

不幸的是，下午1點，在突泉縣汽車客運站工作時，何建華突感身體不適送醫搶救，當晚21時許，因小腦出血搶救無效殉職，時年52歲。

在全國，類似的例子太多太多了，還有更多的基層共產黨員們，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到現在還在抗擊疫情的最前線。

在全國無數大大小小的村口、鎮口、高速路旁、衞生防疫站，不分白天黑夜，風裏雨裏雪裏，永遠都有他們佇立的身影。

他們和李醫生一樣，都是勇敢的共產黨員，他們都對得起自己胸口的黨徽！

正是這些千千萬萬的基層工作人員，我們才得以把疫情控制到現在的程度。

因為湖北省某些官員的問題，我們在應對疫情時，一開始的對應的確沒有做到最好。

但後續的措施讓我看到了中國的力量。

湖北省有難，我們調動了足夠多的資源，短短十幾天就建好了火神山雷神山。

有記者去採訪建醫院的工人艾時春，她説：**“國家有難，這裏需要你。**誰都不敢上，事情誰做？”

火神山幹一天工資有一千塊，但當記者問工人杜海橋知不知道工資多少時，他説：“不是為這個來的。”

這樣想的還不只是他一個人，因為附近的民警執勤的時候，就遇到了一個火神山建設者，這個工人領到7000塊工資後，把錢全拿來買了牛奶，送給了戰鬥在一線的醫務人員。

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湖北省有難，國家衞健委採用了“一省包一市”的方式，讓全國一對一幫助湖北省快點好起來。

這次的病毒感染性極強，有的感染者十幾秒就被感染了，這樣的疫情發生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

但是中國發現並分享冠狀病毒基因組的速度是創紀錄的快，後續的封城、排查等行動都非常迅速。

中國14億人在這個春節放棄了以往年年都有的集體活動，自願待在家裏，團結一心，等待病毒的消退。

此前的任何一個國家，在面對類似的事件時，都沒有這樣全民一心的強大執行力，國際社會都稱讚中國在這次事件中的表現——“我一生中從未見過這樣的動員”。

如果大家的期望是100分的話，武漢政府是不及格的，讓我們這些愛國者心寒，但中央政府做到了90分。

中國人民在疫情中的表現在我心中是滿分，不接受反駁。如果按照2009年美國對抗H1N1的散漫態度，早就把病毒傳到全世界了。

整個過程中，的確暴露出了各地方政府存在的很多問題，需要改正，但無論如何也算不上“做得很差”。

如果這樣的體制都叫做失敗，那什麼樣的才叫成功呢？像美國那樣不負責任地任由H1N1傳到兩百多個國家的體制嗎？

2月4日，《紐約時報》刊登文章説“新冠病毒危機暴露中國治理體系的‘失敗’”。

新加坡的李顯龍夫人何晶公開回嗆道：

“那麼美國乙型流感死亡案例又暴露了什麼呢？”

對於李文亮醫生頭上那個“造謠者”的名號，我和大家一樣都感到不滿。

武漢市政府遲遲沒有撥亂反正，這是他們的失職，但中央得知此事之後，已經派了人去武漢徹查此事，相信很快就能有一個公正的結果。

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會犯錯誤，關鍵在於犯了錯誤之後，能不能自我反省，能不能及時糾錯。

如果這樣的糾錯速度叫做“體制之惡”，那被追殺了7年之久的斯諾登，現在還身陷囹圄的阿桑奇應該算什麼呢，美國燈塔之光？

這些費盡心思製造謠言，帶節奏的人，他們真的像我們一樣關心李醫生嗎？真的像我們一樣把李醫生當成一個可敬的普通人嗎？

不，他們不關心。

他們只想把李醫生變成阿拉伯之春裏突尼斯的小販，變成一杆他們手裏的槍，變成一個攻擊體制的工具，希望能利用李醫生的去世，點燃一把熊熊大火，看着中國燃燒。

我舉一個例子，朋友圈裏某些人瘋狂轉發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名言，儼然自己就是爭取自由的鬥士。

但殊不知，索爾仁尼琴雖然反對極權主義，但絕不是什麼追求自由的鬥士。

他在蘇聯的時候寫書罵蘇聯，追捧****沙俄和東正教，生活在20世紀，卻一直嚮往着19世紀的沙俄帝國。

這就好比一箇中國作家享受着新中國工業化帶來的好處時，卻天天幻想着回到滿清，覺得滿清版圖更大，強無敵。

西方給他發諾貝爾獎，讓他上時代週刊，不遺餘力地想要把他打造成一個反蘇鬥士，讓老百姓相信他的建議是為了國家好。

他筆下的古拉格監獄，被西方媒體無數次地拿出來做文章。

蘇聯在的時候，他們就用古拉格拿來攻擊蘇聯的勞改營，説勞改營慘無人道；蘇聯沒有了，他們就用古拉格來攻擊中國在新疆辦的學校，口氣都如出一轍。

可是，被蘇聯開除國籍以後，到了西方，索爾仁尼琴發現自己被西方用完就扔了，就又開始罵資本主義，罵自由主義，鬧得美國的宣傳機構灰頭土臉，只能把他送回去。

回到俄羅斯以後，索爾仁尼琴親眼目睹了實現了“民主”和“自由”後的祖國滿目瘡痍，他的立場發生了重大轉變，他又開始罵戈爾巴喬夫，罵葉利欽。

可是，強大的國家已經沒有了，再怎麼罵也回不來了。

歐美媒體把他稱為**“俄羅斯的良心”**，俄羅斯政府給索爾仁尼琴在海參崴立了雕像，但俄羅斯人民可不這麼認為。

他們反對給索爾仁尼琴在海參崴立雕像，雕像立好之後，馬上就有民眾去給他的雕像上掛牌子，在牌子上寫**“猶大”**，諷刺他是一個叛徒。

掛牌子的人還在youtube上發視頻，引用民調調查説，75%的民眾更希望看到斯大林的雕像，而不是這個叛徒的。

那些利用李醫生炒作的人，不過是又一個索爾仁尼琴罷了。

疫情才是眼下最大的敵人，戰役已經來到了關鍵時刻，而某些人卻不遺餘力地想要在這個時候摧毀我們的信心。

試問，在這個時候，不是我們的敵人，誰會希望現在的秩序崩坍？誰會希望我們絕望？

我們批評湖北政府的問題，是希望國家能解決問題。

而有些人“批評”問題，是希望藉着問題解決國家。

等到一切都過去了以後，我們一定要好好紀念疫情中包括李醫生在內的眾多一線的英雄們，為他們樹碑立傳。

但我絕不想順着那些別有目的，想要興風作浪的人的思路和口吻走，把李醫生的不幸離世，變成一羣蒼蠅的盛宴，一羣豺狼的狂歡。

他們不配悼念李醫生。

參考資料：

微博各地官方賬號發佈的基層幹部工作的圖片推特相關內容黔線《警惕，有人在用李文亮醫生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