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哨人”，也要藉機“感染”中國了？_風聞

之前“我不是藥神”帶起的一波輿論，有“吹哨人”的影子了，這次疫情及李文亮的不幸遭遇，顯然就成了“吹哨人”的“極大利好”了呢。不過，這個“吹哨人”的存在，在法律體系內的位置，本質上跟“反對派”在政治體系的位置一樣，都是以“自由”的“監督”的幌子，被孤立出來的、被確保在利益集團面前處於絕對劣勢的花邊陪襯。

吹哨人，其關鍵特徵是：一、孤立，孤立於其所在的環境和體系，而無法從任何體系獲得顯性、可靠的助力；二、弱勢，其存在及行為，必然對某個既定的利益集團形成絕對的敵意，而其孤立身份，對利益集團必然是絕對弱勢。絕對到，被物理消滅都很容易抹消痕跡；三、絕對依賴“媒體”，但是根本無法從“媒體”那裏獲得顯性、可靠的保護和保障；四、吹哨人只有在極具偶然性的在“媒體”上造成“聲勢”，並且得形成足夠的監督民意以杜絕利益集團瞞天過海的不擇手段，才有可能產生“作用”。

綜合起來，“吹哨人”就是個孤立的、被既定的利益集團敵視仇視的、相對利益集團處於絕對劣勢的、極易被抹消壓制的幌子擺設，這個角色要發揮作用，還不如靠利益集團良心發現可能性高。

“西方”蠻夷的自私自利的本能，讓他們（利益集團）在設計制度體系的時候，本能的尋求保障他們（利益集團）的絕對控制能力。監督、監察崗位，行使的是“否決權”，非建設性，品級可以而且應該低，但是權力必須高，才能真正形成“制衡”。而且這個崗位是個招人恨的崗位，必須處於既定的行政體系，必須獲得既定體系的保障和保護。少扯什麼“法律”，法律的關鍵特徵就是被動性，是“民不舉官不究”，一個孤立無援的存在，真出了事，誰知情？誰舉報？誰提供線索？誰協助調查？讓那個以他們為敵的相關利益集團麼？沒人出頭，司法體系怎麼保護他們？司法體系能知道他們是誰麼？

“吹哨人”的存在，就是“西方”利益集團固化、謀求絕對控制的產物。這東西在司法程序上與“沉默權”、契約精神職業道德的訟棍一樣，都是以“公正”的幌子而實現對“權貴”階層的為所欲為的宏觀上的綠燈。

吹哨人~

整個社會體系，每個成員皆有監督舉報之責，這還有什麼崗位需要？為了方便利益集團縮小懷疑目標麼？而舉報線索，必須通過沒有自身利益訴求的國家機器，公檢法、行業行會，這些機構本身就能夠做出初步的鑑證和篩選，而國家機器本身的利益訴求必然是自洽順暢運作的社會體系秩序，這是解決問題的最必要的初衷和前提。只有通過公正權威渠道彙集分析的線索，才是國家體系的可靠決策來源。若本應公正權威的渠道不暢，那是這個渠道建設的問題，不是這個渠道應否存在的問題。

少扯什麼“輿論媒體”，“輿論機器”本身對任何行業都是外行，其本身又有極其確定的利益訴求，激化矛盾放大沖突才是他們的利益所在，所以這個行業值得託付麼？能夠依賴他們去解決問題？他們憑啥？憑他們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