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對中醫的評價是有事實依據的科學論斷_風聞
wxgha-2020-02-08 17:11
前幾天,我在《談談我對自然療法科學性的理解》一文中提到,毛主席説中醫是中國對人類的一大貢獻。我覺得這是他以親身體驗、親眼所見事實和深厚的哲學素養得出的科學論斷。今天展開談談這個問題。
井岡山的鬥爭時期因為敵人封鎖,多數是採用自制中草藥。毛主席親眼看到,當時紅軍醫院收容200多名參加反“圍剿”的傷員,全部採用中醫中藥治療病傷。中醫藥以它不可低估的藥用價值,挽救了許多紅軍戰士的生命,幫助紅軍度過了艱難歲月。
在延安時毛主席曾患風濕性關節炎,發作時痛得連胳膊都抬不起來。吃了不少西藥,仍不見效。一次中醫李鼎銘到楊家嶺來看望毛主席,為毛主席切脈之後,很自信地説,吃四服中藥就可以好了。
身邊的西醫不同意毛主席服用中藥。毛主席力排眾議,堅持把李鼎銘開的四服中藥吃了下去,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動自如了。這更使毛主席認識到中醫藥的神奇功效。毛主席又介紹李鼎銘為八路軍的幹部、戰士治病。很快,中醫中藥成了八路軍必不可少的醫療方式。不久,李鼎銘還為八路軍培養了一批中醫,他們活躍在各個部隊。
1955年1月,毛主席在一次關於中醫工作的講話中説:中國6億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醫,不是靠西醫。中國醫藥有悠久的歷史,對人民有很大的貢獻,要建立機構研究中醫藥,應按對待少數民族政策那樣對待他們,各機構中應有他們的成員。對有本事的中醫要當專家看待,按專家的待遇對待 毛主席認為:“學習各國的東西,是為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就醫學來説,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學來研究中國的傳統醫學的規律,發展中國的新醫學。西方的醫學和有關的近代科學、生理學、病理學、生物學、化學、解剖學等,這些近代的科學都要學。
隨着西學東漸,特別是抗生素等藥物的產生和應用,西醫急性傳染病和感染性疾病的診療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傳統的中醫藥學臨牀應用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和考驗。如何認識中醫藥,怎樣利用中醫藥,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現實問題。
毛主席在充分肯定中醫藥學的同時,也指出了中醫藥學的歷史侷限性,即缺少現代科學的解釋,應加以提高。他説:“看不起中醫是不對的,把中醫説得都好、太好,也是錯誤的。我們對中醫必須有全面的、正確的認識,必須批判地接受這份遺產,必須把一切積極因素保存和發揚”。
新中國成立初,一直存在着兩種截然對立的傾向。一是有些人對中醫抱着一種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説中醫“不科學”,中藥“不衞生”。二是在中醫界內部,有些人把中醫神秘化,認為中醫“百病皆治”、“完美無缺”,不需要用現代科學、也不能用現代科學方法來加以整理和研究。因此,團結中西醫的方針在新中國成立後的頭幾年裏,衞生部門領導也一直沒有認真執行。
1951年,衞生部的個別領導公開發表文章,稱中醫為“封建醫”,把中醫中藥知識看作是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應該隨封建社會的消滅而被消滅。這一錯誤觀點流傳很廣,並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成為有些衞生行政部門的幹部實行排擠和逐步消滅中醫的理論依據,從而引起廣大的中醫和人民羣眾的不滿。特別是1951年5月1日衞生部公佈的《中醫師暫行條例》及實施細則,與1952年10月4日公佈的《中醫師考試暫行辦法》,均規定了一些不切實際的要求和過於苛刻的辦法,使大多數中醫不能合法執業。國家實行公費醫療制度中,中醫藥治療費用不能報銷,中醫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
當時,由中央衞生部直接領導的中醫師資格審查,僅就華北地區68個縣來講,竟有90%以上的中醫師被認為是“不合格”的。對中醫師的考試,由於多為西醫內容,使得大多數中醫師被淘汰。如在天津中醫師考試中,其結果僅有1/10的中醫師通過。在高等教育中沒有中醫藥這一學科,使得中醫藥人才的培養問題沒有着落。
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認為中醫不科學而歧視、排斥中醫的現象,毛主席在1954年就及時糾正説:“中醫對我國人民的貢獻是很大的,中國有六萬萬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人民所以能夠生衍繁殖,日益興盛,當然有許多原因,但衞生保健事業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這方面首先應歸功於中醫。中西醫比較起來,中醫有幾千年的歷史,而西醫傳入中國不過幾十年,直到今天我國人民疾病診療仍靠中醫的仍佔五萬萬以上,依靠西醫的則僅數千萬(而且多半在城市裏)。因此,若就中國有史以來的衞生教育事業來説,中醫的貢獻與功勞是很大的。 祖國醫學遺產若干年來,不僅未被髮揚,反而受到輕視與排斥,對中央關於團結中西醫的指示未貫徹,中西醫的真正團結還未解決,這是錯誤的,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錯誤一定要糾正。首先各級衞生行政部門思想上要改變。”
1955年,毛主席在一次會上又嚴肅指出:幾年來,都解放了,唱戲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醫還沒得到解放。中醫進修西醫化了。看不起中醫藥,是奴顏婢膝奴才式的資產階級思想。
為了全面糾正影響中西醫團結的錯誤傾向,毛主席和黨中央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轉國務院文委黨組《關於改進中醫工作的報告》。衞生部於1955年2月2日發出《關於取消禁止中醫使用白紙處方規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對中醫行醫的限制。
1956年11月27日,衞生部發布了《關於廢除中醫師暫行條例的通令》。《通令》稱:本部在1951年5月1日公佈的《中醫師暫行條例》,與黨的中醫政策精神相違背,使中醫工作受到嚴重損害,特此宣佈廢除。
1954年下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醫院,開始吸收中醫參加工作,並設置中醫門診和中醫病牀,公費醫療也明確規定中醫看病吃藥准予報銷。據1958年統計,當時全國已建立了300多家中醫醫院。在黨的中醫政策的指引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衞生行政機關,吸收中醫參加領導工作並設置中醫管理機構,從而極大地提高了中醫的政治地位。
1955年,上海名中醫章次公先生被調到衞生部任中醫顧問。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頗重,呃逆月餘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劑藥治好了林伯渠。
中央辦公廳一位同志在閒談時對毛主席説:“衞生部新來了一位老中醫章老,那醫術可神了。”接着又將林老案例講給毛主席聽。毛主席高興地説:“我早對你們講過,中醫不比西醫差嘛,你們還不信。”過了幾天,毛主席身體不適,指名請章次公為他看病。此後,毛主席曾兩次約請章次公徹夜長談中醫學。他看過不少中醫書,提了許多問題,章次公均對答如流,毛主席會心地説了一句:“難得之高士也。”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島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其間,毛澤東到海水浴場游泳時,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擾,病情日漸嚴重。隨行的保健醫生用西藥治療,效果不好。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得知後,便推薦山東著名的老中醫劉惠民給毛澤東看病。
因為劉惠民大夫開起藥方來多用一般醫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較強的藥材,因此,保健醫生和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表示擔心,不同意毛主席吃。劉惠民也因事關重大而心有顧忌,一再表示:“藥方可以開,但必須由舒書記的夫人親自跟我去藥店抓藥、親自煎藥,並親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面對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舒同當即表示:“劉大夫治感冒的藥我吃過,的確很靈。他要求由我的愛人給主席煎藥,我同意。萬一有問題,由我們夫妻負責。”
最後,徵求毛主席自己的意見。毛澤東雖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説:“舒同同志擔保了的,我不怕!”於是,舒同的夫人石瀾便在這樣一種特殊的背景下,擔當起了為毛主席抓藥、煎藥的特殊任務。3天后,毛主席的感冒症狀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漸好起來。毛主席感到特別高興。11月,毛主席應邀赴莫斯科參加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劉惠民被指定為保健醫生,隨同毛主席前往。
1959年冬,劉惠民為毛主席診治感冒。在開處方時,毛澤東忽然提了個問題,問劉惠民民間常説的“上火”怎樣解釋。劉惠民用中醫理論解釋後,毛主席笑着説:你講的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麼辦?劉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説:“西醫學了中醫,再用中醫的話講出來,主席就懂了。”毛主席聽後,非常高興地站起來,説:對嘍,所以我説,關鍵的問題在於西醫學習中醫。
毛主席接受中醫治療最精彩的一幕是針撥治療白內障。1974年底,毛主席患老年性白內障,雙目已近失明。經過慎重考慮,中央決定由中國中醫研究院著名眼科專家唐由之為毛主席實施針撥術。中醫傳統方法中有一種“金針撥障法”,民間失傳已久,但該方法已由中國中醫研究院繼承下來並有所發展和改進,唐由之是主要負責專家。毛主席知道後,欣然同意做手術。
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順利地完成了這一手術。在手術過程中,毛主席示意播放古典樂曲《滿江紅》,其心率、血壓一直正常。 毛主席熟讀史書,對歷史上針灸的治療作用非常瞭解。史書所述給毛主席下了深刻的印象。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主張對包括針灸術在內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繼承。他認為:“針灸是中醫裏的精華,要好好地推廣、研究,它將來的發展前途很廣。”
在毛主席“針灸是科學的”正確思想指引下,中國的針灸療法獲得了飛躍發展。針灸不僅在民間廣泛地流傳和應用,滿足了人民羣眾醫療上的需要,而且不斷走出國門,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重視和信賴。
1971年7月,美國《紐約時報》駐華盛頓辦事處主任詹姆斯·雷斯頓來華訪問,不幸患上闌尾炎,在北京一家醫院接受闌尾切除手術治療。術後他感到腹部不適,便接受了針灸治療。回美國後,詹姆斯於7月26日在《紐約時報》頭版發了一篇報道,標題是《現在讓我告訴你們我在北京的手術》,由於他的不平凡的經歷和《紐約時報》在新聞界中的地位,在一般美國人心中,像這樣的記者寫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極高的。動手術可用小小的銀針來麻醉,病人不覺疼痛,還可治療好多病,沒有毒副作用,這在西方可是從來沒有過的神奇事。使針灸醫術的神奇療效在美國民眾中引發了濃厚興趣。
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設立了中醫藥機構,中醫藥正逐步走向國際化,實現了毛主席的夙願。
(本文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