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一次大規模普法宣傳:明《大誥》的前前後後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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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採取了寬猛並用的治國策略，主張“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在中國法制史上，像明《大誥》這種全國性的普法宣傳可謂是不多見。朱元璋作為明《大誥》的編寫者，為了能讓自己的主張達到人盡皆知、人人遵守的目的，採用了各種手段強制推行，例如將該書列為科舉考試的內容、開展全民性的講讀活動、規定家家户户必須要有一本，“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户户有此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這麼一本在朱元璋看來如此重要的書，為何今天卻鮮為人知？朱元璋頒佈這本書的歷史背景、目的是什麼？它與以往的法令有何不同？它又是一本怎樣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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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周《大誥》説起

《大誥》本是《尚書·周書》中由周公所作的一篇意在勸誡、勉勵臣民的散文。“大誥”之名意在於“陳大道以誥天下”，意思就是“把大道理告訴天下的人”。朱元璋用“大誥”來命名自己編寫的法律書籍，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希望自己的“良苦用心”能為天下人所知。另一個目的是想借這種行為來彰顯自己的賢德，暗示自己是在效仿周公。當然，朱元璋跟周公還是有很多不同，但倘若説朱元璋和周公頒佈《大誥》完全沒有相似之處，那也説不過去，畢竟二者在頒佈《大誥》之前都面臨着嚴重的危機。

據《尚書·大誥序》的記載，當時“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而明朝建立之初，各種社會問題也是層出不窮。先是經歷“連年戰爭，加以饑饉疾疫，十室九虛”，再者是官吏腐敗成風，“天下有司役民無度，四時不息"。例如當時的浙江都指揮儲傑，他在任數年，卻專門與布政司官、有司官勾結，天天花天酒地，不務正業，海賊侵犯邊界也不管，以致沿海百姓常被劫掠。但他卻不以為然，又常常稱自己得了風疾，等到花天酒地的時候卻又逍遙快活起來了。經濟上的困頓加之吏治的腐敗，使得廣大農民“楚苦為甚"，繼而發生新的叛亂，明初危機由此而來。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朱元璋採取了寬猛並用的治國策略，主張“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一方面是在經濟領域，繼續推行農本政策，採取“寬以待民”的休養生息的措施；另一方面在政治法律領域，採用“重刑”政策，打擊貪官污吏、豪強地主和部分亂民。朱元璋總結元朝滅亡的教訓，認為“奈何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於是朱元璋把“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奉為治國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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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大誥》的主要內容和特點

明《大誥》一共有四編，先後依次是《大誥》七十四條、《續編》八十七條、《三編》四十三條和《武臣》三十二條，在內容上融案例、峻令和對臣民的訓誡為一體，類似於今天“典型刑事案件彙編”一類的書。但由於朱元璋的帝王身份，使得這部《大誥》具有法律性質，並用於案件審判，其地位甚至高於《大明律》。這是因為一方面在封建社會君主意志就是法律，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歷史上很早就有了拋開國家法律，依據經典進行審判的傳統，最典型的就是西漢時期的“春秋決獄”。那麼，明《大誥》這部書在洪武年間的法律地位要高於《大明律》，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了。

1.律外用刑

上面説到採用“重刑”是朱元璋的治國方針之一，而在《大誥》中就表現為“律外用刑”。而且朱元璋在《大誥》中對案件的裁決往往施以各種嚴刑峻法，同時又具有隨意性。例如在《大誥續編 慶節和買第七十六》中，朱元璋對於以慶祝節日為理由買東西卻又不給錢的官員處以“斬首”，而在《大明律》中僅僅是“計贓科罪”，罪不至死。

從宏觀上看，朱元璋在明《大誥》的懲罰措施近乎於酷刑，其中不少是自漢朝就已廢除的肉刑，例如梟令、棄市、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墨面文身挑筋去膝蓋、剁指、斷手、刖足、閹割為奴、人口遷化外、充軍等，而《大明律》中只有笞、杖、徒、流、死五刑，對犯謀反、子弒父等一類惡逆罪的人才處以凌遲。朱元璋不僅加重了刑罰，同時也擴大了刑罰的適用範圍。由於朱元璋個人代表了“最高法”，所以在處理不同案件的時候往往很隨意，對於同一件事有着不同的懲罰。例如對於同樣是“擅當名色”的官民，在《大誥續編》當中一下子是要“梟於市”，一下子又是要“族誅＋凌遲”，可謂是朝令夕改。

最典型的“律外用刑”莫過於發明了“寰中士夫不為君用”的罪名，就是“不願當官罪”，又或者叫“不願給我做事罪”。本來讀書人無非兩種出路，一是出仕，二是出世，但後者在朱元璋看來是讀書人瞧不起自己、不承認明朝的表現，是讀書人把自己比做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對於這些不為我所用的人材，朱元璋覺得我既然得不到他，那就毀掉他吧——“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例如蘇州儒生姚叔閏和王諤，被人推舉給朱元璋，朱元璋派人去“取”，但二人結交了當地官吏做了個文員，以此為由不願出仕，結果被朱元璋“梟令，籍沒其家”。這種律外用刑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2.重典治吏

列位看官萬萬不可認為讀書人願意出仕就能太平，出仕只是噩夢的開始，洪武年間的官員實屬是“高危職業”。當時的京官每天早上入朝都要與妻子訣別，晚上回來了就與妻子慶祝多活了一天，而遠在郡縣的地方官也是如此，害怕稍有不慎就被懲罰。當時的方孝孺也不禁感嘆“其重名實辯減否，誠古所未有也”，原因就在於朱元璋對於官吏的不信任，後者認為“現任有司，皆系不才之徒”，治理官吏又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而朱元璋認為解決問題最常用也是最好用的方法就是一個字——殺。

朱元璋恨貪官也是出了名的，他説:“從前我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謨然，心裏恨透了。如今要平立法禁，凡遇官吏貪污蠹害百姓的，決不寬恕。”最有名的莫過於“剝皮填草”的酷刑，而明《大誥》中的酷刑遠不止這一種。

朱元璋處理貪官往往都是順藤摸瓜、一棍子插到底，除了被威逼參與其中的人，其餘人等不論受賄、行賄都是必死無疑。對於那些不積極作為、有着失職行為的官吏，朱元璋的處理也十分嚴厲，多是凌遲。

朱元璋在治吏這個問題上也有一大發明——發動羣眾。朱元璋在《大誥》中説，只要有官吏犯了錯誤，普通老百姓可以手持《大誥》將官吏綁送到京城，沿途如果有關隘攔截，一律處以族誅。當時的常熟縣農民陳壽六因為被縣吏顧英壓迫，便帶着自己的弟弟和外甥一起捉拿縣吏，拿着《大誥》就去了京城。朱元璋為此“賞鈔二十錠，三人衣各二件”，還免除了陳壽六三年的“農業税”，並讚歎道：“其陳壽六豈不偉歟！”像這種讓農民去揭發貪官污吏的做法在中國古代實屬少見，可謂是前無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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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大誥》的普及與式微

咱們開頭説到朱元璋為了推行自己這部《大誥》，開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普法運動”，動用了整個明朝的力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針對不同的人羣做不同的策略。

朱元璋為了能把普法宣傳做到基層，讓目不識丁的百姓知道自己的主張，於是掀起了一場講讀活動，“詔令各處官民之家，傳誦《大誥》三編。凡遇鄉飲酒禮，一人講説，眾人盡聽”，對於那些講讀出色的人則給予重賞。

至於文人，那就要從娃娃抓起。他要求各地學校的老師從小就教學生《大誥》。到了洪武二十四年三月，朱元璋特地要求禮部把《大誥》當做科舉的“題庫”。

朱元璋每次頒佈新的《大誥》時都會強調要讓自己的這部書做到“家傳人誦”“大播寰中”。頒行《大誥武臣》時，他下令“各官家都與一本”，要求軍官及其家屬“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賢的愚的都要省得”，並宣稱:“不聽不信呵，家裏有小孩兒每不記呵，犯法到官，從頭兒計較將來，將家下兒男都問過，你記得這文書裏幾件？若還説不省得，那其間長幼都治以罪！”

按理來説，這樣大規模的普法宣傳應該能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明《大誥》這部書到今天應該是人盡皆知的，但為何知道的人卻少之又少呢？其實明《大誥》推行的效果並不如意，朱元璋接二連三地頒佈新的《大誥》就説明了這一點。朱元璋在談及《大誥初編》的實施效果時説“不遵《大誥》，仍前為非，虐吾民者多矣"，甚至出現了“治癒重而犯愈多”的怪圈。

上面這種現象促使朱元璋本人在晚年開始懷疑是否一開始就做錯了。洪武二十三年( 公元1390年)，他對刑部尚書楊靖日説:“愚民犯法，如啖飲食……惟推怒行仁，或能感化。“洪武后期，他通過引誥入例的措施，逐漸對《大誥》的峻罰酷刑進行了調整。

洪武三十年五月，朱元璋頒行了《律誥》條例，這是對明《大誥》的最後一次調整，又進一步改重為輕，再加上此前頒佈的《充軍》條例，明《大誥》中的禁令基本被條例化，也意味着新的《律誥》取代了明《大誥》。“自《律誥》出，而《大誥》所載諸峻令未嘗輕用。”

朱元璋死後，他的後繼者們或因已有《律誥》《大明律》，或因《大誥》刑罰太過嚴苛，對明《大誥》採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到了明中葉，民間已經很少有人知道明《大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