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報國"惹眾怒背後: 中國科研如何擺脱空轉與虛浮?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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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伯清 |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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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論文是一面鏡子，在這場全民抗疫的大考中，不僅能照見研究者的學養和格局，還能照出中國學術的癥結。很多人都認為，專業研究者的“論文報國”行為本身無可厚非，但不應藉機牟利，醉心於譁眾取寵、庸俗媚俗的無益研究。如本文作者所指，當前中國存在着一種值得關注的發展態勢，即學術的“懸浮化”傾向：學術研究懸浮於整個社會之上，學界越來越脱離社會現實，學者越來越缺乏現實感，學問越來越不能直指世道人心。這一問題，既源於學術場與權力場之間關係的異化，也源於學術領域自身運作邏輯的異化。為了克服這些問題，作者認為，首先應推動政治場域向學術界保持開放和透明；其次應強化學術共同體的自覺，克服狹隘的專業藩籬和世代隔閡，走出自我遊戲的閉環，直面現實；最後應致力於克服文化上的無根狀態。文章原載《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4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學術的懸浮化及其克服

當前學界，至少是我較為熟悉的社會學界，存在着一種值得關注的發展態勢，也就是學術的懸浮化傾向。周飛舟曾將税費改革對國家與農民關係的影響概括為懸浮型政權，也就是“使整個國家政權‘懸浮’於鄉村社會之上”。如今，學術也大有懸浮於整個社會之上的態勢。學術不能紮根於具體的社會脈絡，缺乏現實感，不能直指世道人心，幾成通病。換言之，學術探索似乎跟真實的社會生活無關，淪為同行之間的一種符號遊戲。

這種態勢當然是學術場域的邏輯所致。而要理解學術場域運作的邏輯，我們首先需要定位學術場域與社會中的元場域之間的關係。所謂元場域也就是權力場域，是社會秩序和日常運作的主導者。中國的學術場域極度依賴權力場域，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當然，學術場域內部也有分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各有差異，它們的自主性大致跟專業化程度成反比。

且不説權力場域對學術場域的直接管理，以及政治邏輯經常在學界權威分層、資源和頭銜分配、重大議題設置等方面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單説權力場域本身，就是一個高度科層化和自我閉鎖的系統，其所覆蓋之處，一定意義上可謂是將學界探究的觸角系統地屏蔽在外。

現代經驗性社會科學必須立足於確切的事實，若無真情實況的掌握，何來真知灼見？我們不難覺察，目前已有的極少數較為翔實的經驗研究，基本上都是針對邊緣性現象和人羣展開的。這固然反映了學者關懷弱勢羣體的傾向，更為現實的原因，恐怕是那些人羣所在之處，是研究者容易接近和能夠進入的田野。事實上操控此類人羣之結構性機會的力量，卻在研究者通常夠不着的地方。在“國之利器不可示人”的設定下，學界想要準確、及時地掌握社會經濟系統運行的真實狀況已是頗為困難了，遑論探究其中的奧秘及根本機制了。

當然，這並不是説學術場域跟權力場域沒有互動。恰恰相反，除了上述直接管理之外，其間的互動日漸頻繁：

一則，權力行使，特別是公共決策的正當化，隨着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在當今社會顯得愈益迫切，而專家學者的在場，可為決策科學化提供佐證——至少目前來看，科學化是正當化的最佳辯護甚或是最佳替代。當然，不難預期，專家學者參與其中的機會，取決於專家學者配合機會提供者的程度。凡所言不符決策者期待的人，很快就會知道自己不適合參與這種“遊戲”，且也不大可能再有機會參與。

二則，隨着經濟社會發展的複雜化，權力場域確實需要專家學者提供專門的智力支持。但這種論證性支持必須在既定的框架內展開，而且應聚焦具體問題解決的話語對策，不可在深層根源和頂層設計上自作主張。如此一來，無論在哪種情況下，能夠直面現實根本問題的學術思考，都很難傳遞到權力場域。經常是在最需要直面現實的場合，專家學者競相表演着貌似無懈可擊，其實無關痛癢的高談闊論——但這僅是學術話語的空轉，缺乏對現實的深層指涉和具體關聯。

▍學術場域的運作邏輯

學術的內卷化如今已然非常明顯。所謂學術內卷化，就是固着在一定的水平不斷自我重複，既無突破式發展，也無漸進性增長。我們知道，當代中國社會科學是舶來品，從最初的缺乏規範，到如今的有模有樣，從形式上看確實是有所進步。但如果要問，這種探索，或者從國家層面來看，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底產生了哪些關於中國社會的洞見和洞察？若説是乏善可陳，大概也沒有多少人反對。何以如此？顯然跟學界自身的生態有關。越來越指標化的管理方式，並不鼓勵“板凳要坐十年冷”或“十年磨一劍”式的潛心向學，而是鼓勵高顯示度的作品，結果更容易見效的短平快做派就輕鬆勝出。即便是各種所謂的重大課題，也是依照工程的模式進行快捷組裝，而少有真正的鴻篇鉅製。這種研究進路，必多是浮泛之作。

雖然學界之外的指揮棒還在起着主導作用，但畢竟專業性在不斷增強。於是，移植來的行話術語，越來越讓一般公眾不知所云。而一旦學術的閲評人和評議人侷限於同行之中，甚至是一小羣同一研究領域的同行，那麼可以想見，炫技式研究取向就會超過對現實問題的關懷。

研究領域的不斷分化，確實有利於學者之間的錯位競爭，也可滿足佔山為王式的“利基”（niche）衝動，但我們都知道，社會現象都是盤根錯節地交織在一起，絕不可能切割出一小塊來徹底探究一番，然後聲稱問題全部得到澄清，因為這一小塊兒是更大系統建構的產物，而且在邊界上也肯定切割不清。

尤其是中國這種依然帶有總體性支配特色的社會，即便是特定領域的看似明確的項目制治理，也不可能圍繞特定的項目即可澄清問題的關鍵所在，因為項目本身只是更大更高部分的一種治理策略而已。

但學術研究的碎片化，幾乎是無法遏止的趨向，因為現有的研究範式和手段，現有的學科訓練，以及現有的期刊審稿制度，都要求界定明確的可以操作的經驗性研究。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這種經驗或實證（empirical）研究，隨着對數據分析技術的日益強調，涵義已發生了根本的轉變：經驗不再是我們直接體驗和感受到的現象，而成為通過測量工具所獲得的數據或資料。不少研究者可能擅長數據處理和模型建構，但對數據所反映的現象，可能根本就沒有現場的切身感受。**這種缺乏現實感的研究，怎麼可能言之有物？**更別説能有驚人的經驗事實的發現了。

導致學術懸浮化的另外一個深層原因，源於我們用以理解現實的概念工具跟我們的現實世界之間的關係。社會及社會成員的自我理解，不僅是指導日常實踐的理念，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社會現實的構成要素。離開了這種自我理解，試圖以超然的概念去把握社會的實質，往往難以奏效。

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社會學家作為研究領域的現象，已是有意義地構成了的現象。‘進入’這種領域的條件，就是要了解行動者在‘進行’社會生活中的日常活動時已經知曉了什麼和必須知曉什麼。就預先假定了行動者也具有一定的概念能力來把握指涉他們行為的概念而言，社會學觀察者所發明的概念是‘二級’概念。但就社會科學的本性而言，這些概念能夠通過為社會生活本身所採用而成為‘一級’概念”。

在理想狀態下，學術概念和現實生活應該能夠存在雙向的詮釋關係。顯然，當今中國社會科學所用的概念大都是舶來之物，雖然隨着社會生活的現代化，有些概念成為日常生活用語，但畢竟主要的概念不是源自生活。在以舶來的概念總結和解説現實社會生活時，經常出現撓不着癢處或戳不到痛點的情況。社會科學的概念和理論未能真正勾連和紮根於日常生活和文化傳統，自然也就懸浮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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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當今中國社會科學界普遍存在着文化上無根的現象。**我們在追溯一個學術概念的來龍去脈和文化意藴時，更有可能參考威廉斯的《關鍵詞》，而不太可能去查閲《康熙字典》。因為我們所用的雖然還是漢字，但其含義已經跟原初大不相同了。在當代語境中經歷了多重轉換之後，漢字越來越抽象化，變為純粹的符號，很難再談得上深厚的底藴了，絕大多數社會科學術語顯然不能到中國文化傳統裏去追根溯源。

這種變化，固然可以使漢語更為適應現代思維和表達，有進步的成分，但同時也一定程度上斬斷了我們跟過往歷史的聯繫。由此，我們當能體會嚴復當年在翻譯西學的時候，何以要“一名之立旬月踟躕”了！再三斟酌的用意，無非是想將西學接續上中國的智識傳統。確實，拿來的東西如果不經過創造性的轉化，終究是不能融會貫通，更別説使用起來得心應手。

除了制度性隔離、專業內卷化和碎片化以及文化上的無根之外，如今的學術懸浮化，可能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學者的世代繼替。我們知道，不同時代的學者的社會軌跡不同，捲入和介入真實生活的程度也不同。如果將目前中國社會學者大致分為三代，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的差別：

20世紀40、50年代出生的學者，在風雲變幻的複雜鬥爭中摸爬滾打，瞭解社會真相，且有一般的知識分子情懷，儘管在專業視角上可能不夠深入。

20世紀60、70年代出生的學者，親身經歷改革開放以來的鉅變，但他們已開始在知識分子與學者角色之間遊移，不過，他們對現實問題還具備一定的整體感受。

而20世紀80、90年代出生的學者，生活軌跡基本上在各類學校裏面轉圈，他們受過良好的專業訓練，專業認同明確，但也容易失落於學術“利基”之中，難以形成總體性視角，也無豐富的社會生活底藴支撐自己的學術感受力和洞察力。 

▍走出學術懸浮的路徑

制度性隔離、專業內卷化和碎片化以及文化上的無根，大概是如今學術懸浮化的主要原因了。那麼，如何走出這種狀態呢？

首先，讓支撐和維持社會架構的基礎性制度及其運作過程變得開放和透明。事實上，適應現代複雜社會要求的治理結構，必須具有自我矯正的機制，而學術探究正是這種制度性反思和矯正機制之一。如果不能將學術作為現代社會運行過程中一種重要的反思和矯正力量善加使用，勢必難以擺脱運行成本高昂且前途未卜的境況。吉登斯曾言，“面對不斷加速的社會變遷，唯有反思性地改革自身制度的社會，方能充滿信心地直面未來。一個社會促進活躍而富有想象力的社會學文化的程度，是衡量這個社會靈活性和開放性的一個尺度”。

其次，就學術的內卷化和碎片化而言，只有充分發揚學術反思精神和自我批判意識，特別是強化學術共同體的自覺。一方面克服狹隘的專業藩籬和世代隔閡，增加相互對話；另一方面走出自我指涉的閉環，直面現實。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需要系統反思現代學術與學科體系的潛在前提和歷史侷限。學術發展具有自身的路徑依賴，也受制於置身其中的社會結構，但學術的反思性和反身性，正是學術超越自身的根源和保證。當然，學術更應深入現實，紮根現實，從現實中汲取力量。撞擊現實越深，學術的反彈力量就越強。如果懸浮於現實之上，學術也必將軟弱無力。

最後，克服文化上的無根狀態。誠然，如今中國的社會科學，頗讓人覺得是卡在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間。對於這種尷尬處境，其實已有不少同仁在探索出路。近年來，社會學研究中出現的明顯的歷史轉向就是一種嘗試。這不僅是將歷史維度帶回到社會學之中，而且也是通過親近自身的歷史，重新找到學術的根基和生長的土壤。探究歷史，同時也是一個涵泳於歷史的過程，並在這個過程中形成適應時代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家園。所以，如今社會科學研究之歷史轉向，絕非復古，而是一種文化自覺，一種以當代意識重新激活歷史的努力。而且，只有明曉歷史，才能更為切實準確地理解當今之世，從歷史轉折中看到社會和文化深層結構的變與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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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4****期，原題為“學術的懸浮化及其克服”，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