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1日到1月19日，衞健委專家組犯了什麼錯誤？_風聞

來源 | 西西弗評論

實事求是是決策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開放坦誠是解決溝通危機應該遵循的基本態度

一

先從李文亮醫生的去世説起。

2月6日晚-2月7日凌晨，李文亮醫生去世的悲痛消息瞬間引爆朋友圈。當天晚上，朋友圈中的所有人都在發李醫生的哀悼信息。當夜全國可能上億人都在關注李醫生的搶救。最終，搶救還是沒有成功，李醫生離開了我們。

然而同時，從6日晚開始，由於李醫生之前被訓誡過的原因，各種聲音完全籠罩了社交媒體，有真心哀悼的，也有別有用心的煽風點火的，各種謠言也接連出籠，當時的輿情局面大有炸平廬山之勢。久未現身的各路神仙認為機會來了，紛紛撰文帶節奏。顏色革命就是這個套路，一名突尼斯小販自焚，導致了茉莉花革命。香港的廢青們，也把那個不知道眼睛被打瞎的女人當成殉道者，搞以眼還眼。（眼睛到底是被誰打瞎，目前也沒有定論吧）烏克蘭的顏色革命也是抗議中有不明身份者開槍而一發不可收拾。

中國的有些人，也想把李醫生當成殉道者，當成他們可以利用的一個符號。在2月6日晚上，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很興奮，覺得多年等待的機會來了，算總賬的機會來了。

筆者當時老實説都有點慌了，我從未見過朋友圈中如此密集對同一個議題的發文，當時大家的情緒都很悲痛，也充滿憤怒。然而，僅僅過了1天，2月8日，輿情基本平息，一切回覆正常。久未現身的各路神仙的計劃無疾而終了。

為什麼這次輿情處理的如此好。並非監管部門新增了多厲害的手段，監管部門一直很厲害。是這次處理，基本回到了實事求是的原則，一切陰霾就一掃而空了。

二

事實是什麼？李醫生不是反對派，是一個普通人，是好人，是中共黨員。李醫生不是什麼“吹哨人”，只是出於善意提醒了同事。當媒體把“吹哨人”加到李醫生頭上時，李醫生也拒絕了這個頭銜。警察的訓誡也沒有太難為人，就是走個流程。在李醫生警告之前，其他醫生也已經上報過了肺炎的信息

當這些事實被充分披露時，大家看到這些事實，雖然還是對李醫生被訓誡有很多不滿情緒。但是已經不會被惡劣的謠言所欺騙。輿情也就回到了正常的軌道。在監察委宣佈調查後，大多數民眾相信這個事情，會有一個交代和結果。

至於關於搶救的那些爭議，我還是相信，李醫生的同事們應該真的是在努力搶救，不像網上説的那樣為了輿情而拖延時間。當然，這個也要等調查結果公佈。

回到是實事求是：公佈事實，承認問題，還是解決危機的最好方法。

但有沒有方法把事情更好？當然有，李醫生去世前，接受了多家市場化媒體的採訪，是輿論熱點人物。官方應該預測到李醫生如果去世會引發非常大的輿論風潮，為什麼之前不給更多的關注。當然，武漢醫療資源短缺，大家也理解，不過如果能有一線希望，還是應該盡最大努力。

李文亮醫生的兩句話值得我們牢記：健康的社會應該允許有不同的聲音，真相比平反更重要。

三

實事求是，公開坦誠，是解決問題最好的方法。中國人民是通情達理的。説清楚，很多問題民眾是會理解的。

現在最棘手，民眾怨氣最大的問題 就是 1月初的對疫情的漏報和有限人傳人的判斷。這個是遲早要邁過去的一個坎。我就聊聊這個問題。

首先，我的假設是，不管是衞健委還是武漢還是湖北政府，如果他們能預知未來，知道會是今天這個局面，他們有一萬個腦袋也不敢瞞報誤報，這個大家應該都同意吧。

所以，他們的問題是，在2020年1月初這個時點，對疫情的判斷犯了大錯誤。他們當時是真的認為，這個疫情不嚴重，能控制住。如果知道後面幾萬人感染，絕對不敢掉以輕心的。

所以這個事情，是判斷錯誤，並不是知道問題極其嚴重，而蓄意隱瞞的。隱瞞一定是認為能瞞住才會去做。如果一開始就知道瞞不住，傻子才會隱瞞然後爆掉。當上領導的，至少不是傻子。他們當時是自以為問題不大，能控制住。

那麼下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他們會犯這麼大的判斷錯誤？

四

這個我就猜測一下，僅代表個人觀點

現在我們對新冠病毒已經很瞭解了，是個高度隱蔽的病毒。有無症狀感染者，有不發燒的感染者，有核酸查好幾次都陰性的感染者，有肺部症狀也不明顯的感染者。但是回到2019年12月30日，這些都不知道。

當時知道的冠狀病毒引發的肺炎，就是SARS。SARS的診療標準是什麼呢:

SARS最直接的症狀就是發熱，高燒。得病的人症狀很明顯，全部需要住院。有明顯的肺部影像變化，有核酸檢測結果。流行病學史比較容易追蹤。

我們可以去查一下SARS當時的診斷標準，疑似病例的要求是 明確接觸過確診病人 + 體徵（發熱或咳嗽) + 白細胞不升高 或者 生活在流行地區 + 體徵 + 白細胞不升高 + 肺炎影像。流行病學史是SARS疑似定義的必要條件。

做為衞健委專家，在2019年12月30日，對冠狀病毒肺炎的理解就是SARS，因此就直接把SARS的確診的標準套過來了。

直接套SARS的診療標準，就犯了第一個錯誤。因為新冠感染者存在不發熱無症狀的。

這個導致了，肯定初期就漏掉一大批無症狀或者輕症的病人。如果按無症狀輕症病人佔一半比例，至少一半的感染者完全沒有被注意到，自由自在的在外面遊蕩。

還有一個因素是，這次基因測序完成的特別快，2020年1月2日就做出來了，離發現第一例不到一個月。離首次上報只有1周時間。很快就可以用核酸檢測了。然而，那時也不知道新冠感染者還有核酸檢查三次都陰性的人。過度信任核酸檢測，導致又漏掉了一批患者……

第一批專家組照搬SARS的確診標準，導致了至少漏掉了一半的輕症無症的感染者。完全相信核酸，讓一部分有肺炎症狀的患者，也無法確診，誤診為普通肺炎。導致了大量的感染者沒有確診。我認為，這是第一批專家組犯得最大錯誤。衞健委專家組忽略了一線醫生的反饋， 盲目依靠SARS經驗。

不過話又説回來，沒人能預測未來，在1月初，那時確實很難知道這個病毒和SARS完全不一樣。

五

人傳人問題是第一批專家組犯的另一個錯誤。但是從動機上，專家組也沒有必要發現了人傳人，硬是不説。因為沒這麼做的動機呀，專家組的責任就是彙報疫情，武漢的經濟，湖北的兩會和他們沒啥關係，蓄意隱瞞也沒這個必要。這個也是判斷錯誤。

那為什麼他們當時認為是有限人傳人呢？老實説，這個我也很難理解。有限人傳人的定義是，密切接觸，如家庭，醫患之間可以傳染。（醫護人員和患者之間算密切接觸），非密切接觸不能傳染。難道真的當時第一批患者中，非密切接觸的人沒有被傳染的，讓他們得出了這麼一個完全無法理解的決定。要想了解這個問題，首先就得找2020年1月初第一批那41例，是否有非密切接觸人傳人的案例。其次，專家組除了這41例，還有沒有其他知道的案例。

1月14日，衞健委專家表示763例密切接觸者無一感染…. 這個結論無語了，要麼真的是763例都運氣很好，沒感染，要麼是有真正感染的輕症沒識別出來。這個應該調查清楚不難吧。

如果調查，調查組應該把當時的病例仔細一個個研究，就知道了。

專家組還有一個錯誤是初期把華南海鮮市場定義為唯一傳染源，把這個做為流行病學史的判斷。現在已經很明顯，是傳染源絕對不止華南海鮮市場。這個也有點難以理解，因為初期41個案例中，只有66% 27例有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在2020年1月初，應該就知道了有14例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

六

不管怎麼樣，這個問題，筆者認為，必須一五一十清清楚楚的説出來。筆者的判斷是，初期的錯誤判斷，更多的責任是在衞健委這邊，錯誤的確診標準，錯誤的有限人傳人的判斷，錯誤的傳染源定義，三個錯誤導致大幅度低估了感染者的數量，也大幅度低估了新冠肺炎的風險。這三者都是衞健委第一批專家組的判斷，湖北省和武漢市應該無權干涉。

武漢之後的聯歡會，萬人宴這些神操作，雖然也是大錯特錯，但同時也是建立在衞健委的有限人傳人和對疫情的低估基礎上做出的。相比之下，更大的責任還是在做出判斷的一方。當然，後面“抗疫”過程中的各種混亂和問題，這些湖北政府和武漢市需要承擔責任。

但從另一方面，衞健委專家組也不管湖北的經濟和兩會，應該沒有什麼動機替湖北背鍋瞞報。這個應該不是瞞報，就是專家組判斷錯誤。還是那句話，沒有人能預測未來，信息不完備，是可能犯錯的。為什麼會犯這種錯誤，應該一五一十的把當時的決策流程、判斷依據都向公眾説清楚。

七

關於那篇論文，疾控中心主任有一個回應，大意是論文是1月20日之後寫的，是回顧性的。當時已經知道了人傳人和多源感染等信息，裏面那張圖是按發病日期的。患者是12月發病，但是真正的信息是1月中下旬才知道，1月初時候是不知道的。這個是個勉強自圓其説的解釋，但是我還是覺得有些牽強。應該由調查組詳細調查給結論。

論文截圖

實事求是這個原則是我們必須堅持的。犯了錯誤，就是調查清楚，承認錯誤。中央應該像調查李文亮醫生事件一樣，把從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1月20日，這20天之間，衞健委專家組獲得的信息，獲得的時間，和做出的判斷做一次完整的調查。有錯就得認，沒什麼可説的。

目前我看到的三大錯誤：錯誤的確診標準，錯誤的有限人傳人的判斷，錯誤的傳染源定義

黨的三大作風：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羣眾、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次專家組犯得三大錯誤，不就是沒有按照這個三大作風嗎？

教條的照搬SARS的診斷標準，不符合就不算確診病例，不重視實際發生的病例。

在一線醫生多次反饋確診標準過嚴時，不重視一線醫生的反饋，不聯繫羣眾。

不積極做自我批評，寫論文發NEJM重要，自我批評向人民交代難道不重要？

犯錯誤是能力問題，犯錯誤還不承認，找方法掩蓋錯誤，就是人品問題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