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梅新育：疫情後中國經濟增速會比之前更高_風聞

疫情衝擊過後，在一年之中剩餘的時間裏，中國國民經濟完全有望實現比疫情之前更高的運行效率和速度，一些在疫情衝擊期間湧現出來的創新萌芽有可能在未來的歲月裏成長為中國國民經濟的參天大樹。

網易研究局NO.676

作者|梅新育（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我們唯一值得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富蘭克林·羅斯福第一任就職演講，1933年3月4日

“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因為這篇文章驚世駭俗的標題，2月3日的《華爾街日報》格外搶眼。身為Bard大學外交與人文科學專業的James Clarke Chace講席教授、《美國利益》雜誌總編輯、赫德森學院學者、原耶魯大學美國外交政策教授，作者沃爾特·羅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如下開篇，令世人得以一窺美國某些精英對新冠肺炎疫情導致中國經濟快車今年春節陡然急剎車的竊喜與期待：

“因為某種蝙蝠病毒，猶如不可阻擋重型卡車的中國這周消停了，儘管中國當局努力控制疫情並重新開始經濟發展，但這個正逐漸習慣了中國勢不可擋崛起的世界，正提醒人們，沒有什麼東西——包括中國的實力（崛起）——是可以被認為理所當然的。”

毋庸諱言，這場新冠肺炎（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NCP）[1]疫情爆發已經對當前中國社會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北京時間2020年1月31日凌晨，世界衞生組織正式將新冠肺炎定性為“國際關注突發公共衞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又令國內外社會提升關注，這場疫情衝擊究竟是否會導致中國經濟發生趨勢性轉折，並進而對全球經濟增長產生不可補救的長期性影響，國際金融市場上更一度出現了恐慌性“羊羣行為”造成的大面積“踩踏”。

市場參與者的惶恐心理可以理解，畢竟，本世紀以來幾乎所有年份，中國都貢獻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三至四成。但在元宵過後、即將陸續全面重啓因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而一度全面“停擺”的中國經濟生活之際，審視當前中國超強力度的抗疫總動員，目睹疫後經濟重啓準備工作的細緻全面，回顧非典疫情爆發的2003年中國經濟增長實績，以及中國應對大災大疫衝擊的一貫優秀記錄，對比2016年寨卡疫情對巴西經濟的影響，完全可以有把握地判斷，新冠疫情不能逆轉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基礎。中國經濟不是什麼“亞洲病夫”，而是小恙之後正在迅速康復、重新振作的巨人。

梅新育

一、2016年寨卡疫情並未加深巴西經濟困境

一場瘟疫就能把整個大國拖入經濟深淵嗎？即使不是世人公認的全面工業化國家，只要已經建立了有效運作的現代醫療衞生體系，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否定的，2016年巴西寨卡（Zika）疫情提供了一個最近的案例。

巴西寨卡疫情始於2014年8月，到2015年10月初，在巴西26個州和1個聯邦區中，已有14個州報告了寨卡病例。到2016年1月，全球已有24個國家和地區出現寨卡病例，其中美洲有22個。世衞組織於2016年2月將寨卡宣佈為“國際關注突發公共衞生事件”，就是基於這樣的疫情。

從上述基本情況來看，當時巴西應對寨卡疫情所面臨的形勢在主要方面比當前中國新冠疫情更嚴峻：出現寨卡病例的國家數目明顯多於當前出現新冠肺炎病例的國家數目，當事國家的政府行動能力遠遠不能與今日中國政府相提並論，而且當時的巴西正處於嚴重經濟危機之中，2015年經濟萎縮3.5%之多。

儘管如此，在當時國際組織和市場機構紛紛下調巴西經濟增長預期的恐慌情緒中，世衞組織和國際奧委會依舊斷然拒絕了國際上要求推遲或易地舉辦奧運會的主張，第三十一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如期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成為南美大陸舉辦的第一場奧運會。

結果，在巴西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之下，里約熱內盧奧運會期間沒有出現一例實驗室確診的寨卡病毒感染病例；2016年巴西吸引外國遊客攀上660萬人次的歷史新高，比2015年增長4.8%，打破2014年因舉辦世界盃而創下的外國遊客人次歷史紀錄，也未造成寨卡疫情在全球加劇傳播。相反，全球寨卡疫情正是在這一年裏明顯緩解，世衞組織由此於2016年11月宣佈，解除寨卡疫情的“國際關注突發公共衞生事件”定性。

從經濟增長實績來看，在世衞組織將寨卡疫情定性為“國際關注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的2016年，巴西經濟不但沒有加速惡化，其GDP萎縮和通貨膨脹程度反而均有所緩解。2014年，巴西經濟增速急劇下跌至0.5%，2015年萎縮3.5%，寨卡疫情定性升級的2016年萎縮3.3%，2017、2018年增長率均為1.1%，2019年前3季度同比增長率分別為0.6%、1.1%、1.2%。在通貨膨脹方面，2014年巴西消費者價格（CPI）同比上漲6.4%，2015年急劇上升至10.7%，寨卡疫情定性升級的2016年為6.3%，2017、2018年分別為3.0%和3.8%，2019年1—11月逐步下行至2.7%。[2]

二、中國經濟2020“強行軍”目標可期

巴西做到過的事情，沒有理由認定中國不能做得更好。事實上，在非典疫情爆發的2003年，中國就已經開創了經濟增長率超越上年、並開啓10年經濟超高速增長期的奇蹟。2003年當年，中國實際GDP增長10.0%，高於享受正式“入世”第一年紅利的2002年（增長9.1%），2004—2007年每年GDP增速都是兩位數（參見表1）。當前中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表現出的行動能力比2003年有過之而無不及，以至於世衞組織表示，中國政府應對力度遠超自家建議，將新冠肺炎定性為“國際關注突發公共衞生事件”並非不信任中國政府應對能力，而是考慮到中國之外其它國家應對新冠肺炎的能力不在同一層次，市場參與者又憑什麼對中國過度悲觀？

就當前這場疫情而言，不少唱空者恐怕忽視了人和組織體系效率、疫情重大沖擊可能催生創新的因素。假如不考慮經濟產出中人和組織體系效率的因素，不考慮應對重大挑戰激發創新的因素，那麼，這場疫情確實會對中國經濟增長率產生可見的衝擊拖累；但是，倘若考慮到經濟產出中人和組織體系效率的因素，考慮到在強大組織動員能力下全國性抗疫行動有可能引發平時難以推進的調整和改革措施，顯著改善或消除經濟、社會體系中的低效、無效、逆效因素，激發國民熱情幹勁；考慮到在一個國民與市場主體充滿活力幹勁、基礎設施和產業配套體系完備的國家裏，重大挑戰的衝擊常常會催生髮展潛力巨大的創新；那麼，疫情衝擊過後，在一年之中剩餘的時間裏，中國國民經濟完全有望實現比疫情之前更高的運行效率和速度，一些在疫情衝擊期間湧現出來的創新萌芽有可能在未來的歲月裏成長為中國國民經濟的參天大樹。

2003年非典疫情之所以沒有拖累中國經濟增長率，部分源於當時的全球性經濟週期處於有利階段，還有部分原因在於抗疫行動帶來的改革和激發國民幹勁熱情效應。同樣，2016年寨卡疫情之所以沒有惡化巴西經濟，原因之一就是首次在南美大陸舉辦的里約熱內盧奧運會明顯激發了巴西國民的熱情和幹勁，從而提升了巴西經濟的運行效率。鑑於中國在此次抗疫行動中表現出了遠遠超過世界其它國家的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中國國民、全球華人受疫情激發表現出了強大的凝聚力，[3]中國可望在一季度內、甚至二月份內基本恢復正常經濟活動，那麼，今年剩餘的時間足夠我們趕超，把損失的時間奪回來，我們要努力重現2003非典年經濟增長的歷史。

同時，此次疫情爆發在春節假期，固然因此放大了對中國旅遊、餐飲、文化娛樂等消費性服務業的衝擊，但也因此大大減輕了對中國製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衝擊，而後者才是中國經濟真正的根基。相比之下，2003年非典疫情始於2002年12月，2003年4月20日確認在北京大爆發，7月13日在美國發現最後一例疑似病例，覆蓋了整個元旦和春節假期、年後開工生產高峯期，這個時段比今年至今疫情的衝擊大得多。

不僅如此，2003年的非典疫情衝擊客觀上促進了中國新生電商產業的發展，以至於今日之中國已經是遙遙領先的世界第一電商大國。今年的新冠疫情衝擊是否也會催生一系列創新產品、創新產業、創新業態？我們已經看到了萌芽的態勢。

作為冷靜的研究者，在評估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前景時，還需要考慮其它不確定性的潛在衝擊。其它條件相同，不確定風險衝擊一國經濟的結果取決於該國社會組織動員能力；中華文明誕生、成長於深受季風影響而氣候複雜的地區，自然災害頻發，從秦王朝覆滅的西元前206年至1936年的2142年間，中國正史記載的災害總數便有5150次，平均每4個月一次，其中旱災、水災分別為1035次、1037次，[4]以至於中華文明傳統中就錘鍊出了依靠強大組織動員能力應對重大挑戰的基因，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更將這種能力推向登峯造極，從而留下了應對大災大疫衝擊的一貫優秀記錄。

1998年，中國經濟遭遇東亞金融危機與反常氣候的“夾擊”，國際市場和學界、政界一片唱空中國經濟與人民幣匯率之聲，長江、松花江、珠江、閩江等主要江河全部發生大洪水，其中長江洪水為僅次於1954年的20世紀第二位全流域型大洪水，松花江洪水為20世紀第一位大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洪水為20世紀第二位大洪水，閩江洪水為20世紀最大洪水。但結果如何？1998、1999年中國經濟增長率依然保持在接近8%的水平（7.8%、7.7%），2000年重回8%上方（8.5%）；人民幣對美元年平均匯率1997—2001年依次為8.2898、8.2791、8.2783、8.2784、8.2770元人民幣兑1美元。[5]

更突出的是，就是從那一年起，通過強有力的國內經濟“保增長”措施，以及頂住巨大壓力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當時日本決策層頂不住壓力將日元貶值了），使得東亞擺脱了競爭性貨幣貶值惡性循環的風險，中國經濟在東亞區域內的“經濟穩定器”作用一舉超越日本。中國名義GDP直到2010年方才超越日本，但論在東亞區域內的實際經濟影響力，從東亞金融危機起就已經超過日本了。

去年末以來，我主張，今年中國經濟要在各種不確定風險下開展“強行軍”，現在，這項主張進一步加強。

三、關注疫情衝擊中的創新萌芽

何謂“創新”？經典的定義來自約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912年的著作《經濟發展理論》，即把一種前所未有的生產條件和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而生產條件和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又可以劃分為以下五種情況：

——引入一種新的產品，或提供一種產品的新質量；

——採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

——開闢一個新市場；

——獲得一種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給來源；

——建立一種新的企業組織形式，例如建立一種壟斷地位或打破一種壟斷地位。

創新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經濟增長的終極源泉，而重大創新又往往來自應對重大挑戰的需求，或是因為重大挑戰打破了原來抑制創新成長的傳統市場勢力。在一個社會秩序混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崩潰的國家，重大沖擊通常只能帶來純粹的經濟損失，創新難以萌芽，即使萌芽也通常會在惡劣環境中夭折。但重大沖擊如果是發生在這樣一個國家：它擁有廣大充滿活力、幹勁、旺盛進取心的國民和市場主體，它擁有完備的基礎設施、產業配套體系和公共服務；那麼，重大沖擊將成為眾多創新湧現、成長的契機，其中一部分創新將成長為整個國民經濟的新“增長極”。在當前的這場新冠抗疫舉國總動員中，我們正在目睹一系列創新萌芽，相信還有更多創新尚未登上媒體、進入我們的眼簾。

此次疫情衝擊中最直觀的創新來自直接與醫療一線相關的領域，相信這次衝擊將造就一批新的專利藥品和治療方法，還有公共衞生服務、公共管理服務、新的醫療衞生設施建設營運、……所有這些都在在疫情衝擊中得到了難得鍛鍊，正在實現各類創新，進而提升效率。

如這次疫情衝擊一方面造成了“九州閉户”的奇觀，同時也創造了電子商務新業態發展的契機，我們也看到了企業主體積極發展新業態和政府積極鼓勵的良性互動。針對疫情防控，政府提出“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台、開展線上諮詢服務”的倡議，得到了相關電商平台的積極響應，如京東健康等互聯網醫療機構在疫情初起時就提供了新冠肺炎相關症狀免費問診，政府相關倡議出台後又將免費問診範圍迅即擴大至全部科室的所有疾病領域，且24小時無休。這樣的創新服務在當下對“抗疫”的益處自不待言，日後我們回顧，此次新冠肺炎衝擊很可能被視為中國、乃至世界互聯網醫療發展的里程碑。

即使在不直接與醫療一線相關的領域，我們也看到了創新的萌芽。餐飲業毫無疑問是此次疫情爆發初期最大受害者之一，但在中國這個電子商務發達、勞動力市場彈性較強的環境裏，強烈的衝擊卻迅即催生了新的業態、新的勞動力組合形式等一系列創新。如京東生鮮“餐飲零售發展聯盟”等電商平台與餐飲企業合作的新業態，正在推動餐飲品牌開拓半成品速食生產，並利用電商渠道為其拓展銷路，開闢增長新空間；中國主流電商平台幾乎全部發布了“人才共享”計劃，面向全國招募臨時員工，誠邀臨時歇業的員工在此期間以短期打工的方式加盟，大批餐飲企業員工已開始到因疫情衝擊而業務上升的電商企業上班。

所有這些創新，不僅正在緩解疫情衝擊造成的經濟損失，還在開闢新的經濟增長空間；未來不僅可望服務於中國市場，也都是潛在的新的“走出去”增長極。中國在這次超強力度抗疫動員中向全世界展示出來的效率，如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建設的超高效率，又會在海外市場上形成良好口碑，令我們的海外事業收穫長期鉅額無形資產，獲得更多商業機會。

四、中小企業應急扶持政策折射中國經濟重啓前景

一國經濟活力歸根結底立足於其微觀市場主體，宏觀經濟政策歸根結底必須落實到基層實地；重大沖擊之後，評估經濟振興前景，中小企業應急扶持政策是一個比較好的觀察視角。這既是因為中小企業關係整個經濟體系的活力與彈性，與最基層民生聯繫最緊密，也是因為中小企業在經濟週期變動和重大沖擊中最為脆弱，從而客觀上更需要政府扶持。

同時，由於大企業“太大不能倒”，在危機關頭而政府資源實在有限時，理性的選擇是不得不“抓大放小”，集中有限資源力保大企業，任中小企業自生自滅。因此，倘若政府能夠迅速拿出較多資源投向扶持中小企業，那就表明政府可用於“穩增長”的“彈藥”相當充足，經濟重啓把握較大。

在此次疫情衝擊下，中小企業的相對脆弱顯而易見。如表2所示，2019年1—10月，在各類工業企業中，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私營工業企業”類別虧損企業單位數、應收票據及應收賬款、負債合計、虧損企業虧損額等指標同比增幅均高於工業企業總體平均水平，充分顯示出了中小企業的脆弱性。其中虧損企業單位數同比增長10.5%，比全部工業企業虧損企業單位數同比增幅（7.7%）高出36%。

就中國全國而言，中小企業情況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疫後經濟重啓和經濟增長率前景；由於中國國土廣大，各地區發展水平落差可觀，又需要剖析地方政策，方能準確判斷。基於以下原因，要選擇中國疫後應急中小企業振興政策及其效力的考察樣本，四川具有較強代表性，是個合適的對象：

——四川是中國名列前茅的人口大省，其政策影響因而具有足夠代表性。2018年末，四川常住人口8341萬，僅次於廣東（11346萬）、山東（10047萬）、河南（9605萬），位居全國第四。[6]

——四川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水平在全國處於中游。2018年，四川省人均地區生產總值48883元，在中國大陸31個省市自治區中排名第17位。

——四川既有號稱“新一線城市”的成都，又有國家級深度貧困地區，在國家級深度貧困地區“三區三州”中，四川一省就佔了一區一州，即四省藏區和涼山州。同時，四川城鎮人口比重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2018年全國城鎮人口比重59.58%，四川省為52.29%。[7]

在實踐中，四川省政府已於2月5日正式印發《關於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緩解中小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的政策措施》，提出十三條政策措施，用於扶持中小企業度過新冠疫情衝擊。通觀這份文件全文，本質上是用政府財政支持中小企業“度劫”，而且覆蓋了物流房租等費用減負、金融支持、財税支持、就業穩崗支持等領域，覆蓋面相當廣泛，為此需要投入的財力等資源可觀。既然四川這樣一個發展水平在全中國處於中游、且國家級深度貧困地區較多的省份都能拿出這麼多資源用於扶持中小企業，那麼，整個中國政府可用於“穩增長”的“彈藥”充足程度，可想而知。

進一步分析這些具體政策措施，可以看到它們相當對症，且細緻全面，能夠有效兼顧抗疫應急和疫後經濟重啓之需，由此也可以看出整個中國疫後經濟重啓政策應當是足夠細緻全面可操作的。

如物流費用補貼，根據我調查瞭解的情況，疫情爆發後，交通運輸首當其衝而出現大範圍梗阻，物流成本顯著上漲。且不提許多地方出現的斷路現象，單應急運輸車輛、船舶出入疫區後相關司機、水手等人員是否需要隔離，交通運輸主管部門內部就存在很大爭議，其中的潛在風險也無形之中顯著提升了相關企業的物流成本。在現實中，不少出入疫區的司機完成疫區業務返回後，需要按規定隔離14天，物流成本由此上漲的幅度，可想而知。在這種情況下，四川省及其下級地方政府大力度補貼物流費用，對企業堪稱“對症”。

又如金融扶持政策。如表2所示，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私營工業企業”類別利息費用同比漲幅（1.5%）不及工業企業整體利息費用同比漲幅（3.2%）的一半，這不是表明中小企業在通常情況下融資成本更低，而是表明中小企業相對較難獲得融資。在這種情況下，四川省《關於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緩解中小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的政策措施》中提出三條具體措施加大對中小企業金融扶持，對中小企業當有“雪中送炭”之效。

五、結束語

“我們唯一值得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對防控疫情給予足夠重視，不等於要自陷恐懼；正值中國經濟重啓之際，從千千萬萬工廠、餐廳、酒店經理，到果園、農莊、養殖場經營者，到到疫情爆發後一度深深陷入非理性羣體性恐慌“羊羣行為”的金融市場參與者，我推薦他們回顧非典疫情爆發的2003年中國經濟增長實績，回顧中國應對大災大疫衝擊的一貫優秀記錄，分享富蘭克林·羅斯福第一任就職演講中的這句名言。

[1]在2月8日召開的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佈會上，新聞發言人宣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統一稱謂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英文名為“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簡稱為“NCP”。

[2] 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月報（2019.12）》，表6.5“其他主要國家和地區經濟”，第240—241頁，中國統計出版社，2019年。

[3] 作為疫情爆發後幾項公益行動的組織和參與者，我對此親身感受深刻。

[4] 馬伯煌主編：《中國經濟政策思想史》，第669頁，雲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5]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2019》，表“人民幣對主要外幣年平均匯價”，第163頁，中國統計出版社，2019年。

[6]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2019》，表“分地區年末常住人口”，第20頁，中國統計出版社，2019年。

[7]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2019》，表“分地區年末城鎮人口比重”，第21頁，中國統計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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