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要避免“恐慌式”治理_風聞

在當前嚴峻的疫情防控形勢下，一種恐慌的社會心理也在不斷蔓延。受到這種情緒的影響，不僅普通民眾，一些地方政府和基層組織的治理方式也開始彰顯慌亂。當治理資源和精力的大量投入不是基於科學的研判，而是源於恐懼的情緒時，這種治理方式不僅不利於疫情問題的根本解決，也可能會產生各種意料之外的新問題。為此，當前的疫情治理工作必須避免陷入到一種恐慌式的治理邏輯之中。什麼是恐慌式治理？

恐慌式的治理是一種建立對疾病傳播高度恐慌而非科學認識基礎上的治理。在這種治理方式中，恐慌帶來了治理主體的非理性行為，進而導致治理資源的投入遠大於治理的需求。因此，與大量資源的不計其數的投入相比，治理效果的邊際效應過低，甚至趨近於零。當前一些地方的恐慌式治理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管控措施層層加碼。對病毒的防範和相應人羣的管控，國家和醫學專家已經給出了相對科學的建議，但相關措施在基層落實中卻不斷地被加碼。比如，武漢返鄉人員的醫學觀察期一般不超過14天，但一些地方則將隔離期限延長至20天甚至更久；再比如，，隨着春節假期的結束，一些大中城市的小區實行全封閉式的管理，不允許未有疫情經歷且各項指標健康的租户和業主返回小區。基於樸素的經驗，管理者認為更嚴格的管控措施效果也一定更好，殊不知大量的精力也耗損在這些並無實質意義的工作之中。

第二，部門之間分工紊亂。在重大的疫情面前，每一個職能部門都不敢有絲毫的懈怠，但是部門之間並沒有形成一種科學的分工產生1+1大於2的效果，反而交叉重疊。以我個人經歷為例，在返鄉後共接到社區、街道辦事處、街道派出所、縣公安局、縣醫院、物業等多個部門的電話，多次填寫包括身份證和居住地址在內的各種表格。地方各部門之間工作配合程度的不足產生了大量的重複勞動，耗損了當前有限的治理資源和治理精力。

第三，防範措施激進過度。為了阻斷病毒的傳播，一些農村地區甚至上演了阻斷交通、挖斷道路的行為。讓自己的社區成為孤島固然能防止外來人員的進入，但也為自己社區內部危急狀況的處理製造了障礙。不僅如此，一些地方針對武漢的返鄉人員還強行封門，展示所謂防控的硬核力量。事實上，為了追求一種絕對的安全，這些地方治理中已經突破了防範措施乃至法律的底線。

這種治理方式有什麼問題？

在恐慌式的治理中，為了防範哪怕“萬分之一”的風險，各級政府和部門不惜投入“一萬”的精力。或許有人説，在嚴峻的疫情防控面前，這些做法雖然激進，但不能説沒有效果，甚至還具有查漏補缺、防患於未然的功能。在為了人民健康的名義下，這些做法自然能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但是，這種治理實際上是一種大水漫灌式的粗放式治理，其本質上是一種基於恐慌而產生的非理性治理行為。

首先，加劇了社會的恐慌。面對病毒這一不可見的風險，社會中本來就存在巨大的恐慌，各種謠言更是滿天飛。這個時候，國家的治理體系不僅要撥亂反正、傳播準確的信息，更要以自身有條不紊、張弛有度的治理方式穩定社會的人心。然而，不計成本乃至慌亂的治理方式卻又一次放大了民眾的恐慌。在這種心理壓力下，民眾對身體正常變化的高度敏感、對此時患病的極端焦慮都可能對自身產生比病毒更厲害的傷害。

其次，導致社會其他治理領域資源的急劇短缺。在資源補給充足的條件下，過密化的治理資源投入並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其頂多帶來資源的浪費。但是，在某一特定的時刻，治理資源過多地向某個領域集中必然使得其他社會領域的資源供給不足，進而產生未預料的其他風險。據媒體報道，在湖北紅安一對年輕父母被強制隔離後，他們無人照料的腦癱孩童竟然意外死亡。在這起事件中，當地的基層政府難辭其咎。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當基層的組織體系將所有的精力都用於疫情防控時，原本正常的治理體系被打亂，各種倉促性的治理方式必然會出現“按下葫蘆浮起瓢”的問題。由於缺少科學性的統一調度，治理資源調配的隨意性較大，由此產生的各種新問題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四處滅火，焦頭爛額。

最後，損害社會經濟的基本秩序。當前對疫情的防控工作是在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基礎上展開，過度恐慌式的治理方式會破壞社會經濟生產的正常秩序。比如當前一些地方斷路式的防控手段客觀上也阻斷了地區之間物資運輸、貨物流動的渠道。在重大的疫情面前，經濟活動當然要讓位於疫情的防控工作，但是畢竟不同於傳統社會，無論是廣大人民的生活還是疫情的防控手段都必須依賴經濟活動的支撐和物資保障。過度防範的措施雖然可能降低了一絲風險，但其卻是以經濟生產和社會活動的被破壞為代價，這將從根本上損害國家治理和防範疫情的能力。

因此，恐慌式的治理雖然能在短時間內調配了大量的資源，但卻是一種低效率的、非現代的治理方式。

疫情防控需要科學化、理性化的治理

一個現代化的治理體系應該根據治理的任務科學、合理的調配治理資源，過多或者過少的資源投入都不符合現代治理體系的要求。然而，一旦治理主體無法克服對風險的恐慌心理時，對疫情的治理便必然背離現代治理體系的要求。事實上，在一個人口高速流動的現代社會，包括病毒傳播在內的各種風險已經大量存在，我們必須坦然地面對風險社會中的各種不確定性。與之相適應，現代社會的治理不應該以徹底根除風險、追求絕對安全為目的，而應該在科學評估基礎上實現社會治理資源的精準投入和治理體系之間有條不紊的合理分工，進而形成一種緊張而不焦慮、重視而不慌亂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在這個意義上，當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需要國家和社會投入大量的治理資源，但資源的投入絕不能是一種被恐慌情緒支配的非理性行為。歸根到底，疫情的防控要建立在科學、高效的原則基礎之上，社會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方是戰勝疫情並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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