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桑德拉大橋》：比肺鼠疫更可怕的……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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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新冠病毒疫情的肆虐，一部由英國，意大利和西德於1976年聯合拍攝的影片**《卡桑德拉大橋》**，忽然又進入了人們視野。

 第一次看這部電影，還是80年代，當時有點被片中的烈性傳染病“肺鼠疫”嚇到了；第二次看，則是在電視上，大概是“佳片有約”，印象就不太深了；第三次看，則是前兩天，再次細讀這部影片，產生了全新的理解。 

簡言之，在以“疫情”為背景的電影中，我認為這是最好的一部，沒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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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可能沒看過這部影片，所以先簡單介紹一下劇情。

 三名“恐怖分子”化裝進入了設在瑞士日內瓦的世界衞生組織總部，準備炸燬美國在這裏秘密建立的生化實驗室。他們在和警衞實驗室的美海軍陸戰隊士兵發生的槍戰中，一名被打死，一名重傷，還有一名跳窗逃跑，但身上已經感染了美國秘密培養的烈性傳染病細菌“肺鼠疫”。

説來也許是巧合，肺鼠疫特別像正在流行的新冠病毒，比如通過飛沫傳染，發燒、咳嗽等，區別在於肺鼠疫幾乎沒有潛伏期，並且死亡率極高，“一百個人，死四十個”！

 這名“恐怖分子”逃上了從日內瓦經巴黎、布魯塞爾、哥本哈根開往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國際列車，由此在列車上引發了一場“生化危機”。 

**美國陸軍情報部的麥肯齊上校奉命會同世界衞生組織的斯切納醫生一起處理這件事。**麥肯齊決定改變列車行進方向，即不再向北開往瑞典，而是向東經西德紐倫堡開往波蘭的亞諾，表面上的理由是在那裏建立一個隔離營，真實的目的是讓列車開上年久失修的卡桑德拉大橋，蓄意造成車毀人亡的慘劇，以掩蓋美軍秘密研發細菌武器的真相。 

最終的結局是，列車上的乘客覺察到了美國的企圖，他們在張伯倫醫生和他的前妻、作家珍妮弗的帶領下試圖讓列車停下來，失敗之後摘開了後半列車廂的掛鈎，營救了一半乘客。

這部電影開啓了此後災難片的模式，也受到後來一些影片，如《雪國列車》的直接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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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桑德拉大橋》拍攝的七十年代中期，是西歐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時期。

 一方面，自六十年代中期以來，受中國文革影響而爆發的左翼街頭運動浪潮已漸漸走向平息；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蓄勢待發，但還沒有氾濫成災。 

**影片中的“恐怖分子”都是瑞典籍，原裝正版的北歐白人，**這可能會讓今天的中國觀眾感到不適應，因為大家已經習慣了恐怖分子都長着一張中東人、中亞人的面孔，連中國人自己拍的“大片”如《紅海行動》等也跟了這股風。 

三名瑞典“恐怖分子”的行動，明顯帶有當年西歐一些極左翼組織，如西德紅軍派，意大利紅色旅的特徵。 

**六、七十年代的西歐極左翼組織，主要由大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組成。**他們反對越戰，反對美國推行的帝國主義政策，憎恨資本主義和法西斯，希望建立一個人人平等、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

他們的問題在於不願意做長期艱苦的羣眾工作，把主要精力用於宣傳羣眾、組織羣眾，而是深受格瓦拉主義的影響，寄希望於靠少數精英搞“城市遊擊”行動摧毀資本主義，這就在事實上走上了恐怖主義的道路，並因此失去了公眾同情和輿論支持，最終退出歷史舞台。

 《卡桑德拉大橋》中的“恐怖分子”和現在好萊塢電影中的恐怖分子完全不同，他們不是冷血惡魔，沒有濫殺無辜。他們試圖摧毀的目標是美國隱藏在世界衞生組織總部大樓內極秘密的生化實驗室，目的不是“贖金”而是“世界和平”。 

逃到國際列車上的“恐怖分子”，富於同情心，樂於助人，更像一個落魄的大學生，他把肺鼠疫帶進了車廂，但並沒有別的“恐怖行為”，只是在東躲西藏，因為發燒而千方百計找水喝。 

顯然，編導對他們非常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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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桑德拉大橋》中，真正冷血的劊子手是美國陸軍情報部的麥肯齊上校。

他第一次出場時還穿着西裝，第二次出場就穿上了軍裝，這既表明他一點也不想掩飾自己的身份，也意味着他認為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戰爭”，必要時可以採取最殘酷的手段。

列車上的“恐怖分子”很快就被找到了，並且他已經失去了反抗能力，對麥肯齊上校來説，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如何處理攜帶“肺鼠疫”的列車。

這趟列車上有一千多人，除了普通乘客，還有許多名流，包括名醫張伯倫、作家珍妮弗，還有一位大軍火商的妻子妮可·德雷斯勒。 

似乎沒怎麼猶豫，麥肯齊上校就決定將列車的終點由斯德哥爾摩改為波蘭的亞諾。當然，真正的目的地是卡桑德拉大橋。

麥肯齊上校要消滅這趟列車的意志非常堅定。斯切納醫生和張伯倫大夫幾乎同時發現了控制肺鼠疫的方法，並且效果非常明顯，但麥肯齊一概嗤之以鼻。 斯切納醫生告訴他，感染了肺鼠疫的狗已經完全康復，麥肯齊心不在焉地説，“那你就帶它出遛遛吧！”張伯倫希望把還沒有受到感染的二等車廂摘下來單獨隔離，也被他斷然拒絕了。 

顯然，美國陸軍上校麥肯齊此時要消滅的既不是肺鼠疫，也不是已經死去的“恐怖分子”，而是列車上這一千多直接、間接的知情者。 

當然，麥肯齊也不是永遠都這麼冷靜。當張伯倫醫生通過電話詢問他卡桑德拉大橋是否安全時，他誇張而暴躁地回答説這座橋是絕對安全的，“波蘭政府維修這座橋所花的錢比建造這座橋所花的錢要多得多，文件就在我面前。” 

正是他聲音中流露出的緊張提醒了閲人無數的名醫張伯倫，意識到“麥肯齊在撒謊”，並接受詹妮弗的建議，“想法讓車停下來。” 

列車墜橋後，面對斯切納醫生的責問，麥肯齊上校做了一個**艾希曼（納粹戰犯，負責將猶太人運送到集中營，後被以色列判處絞刑）式的回答：“雖然現在當軍人很不光彩，既然當了就得當好”，**自證了他做的事情，本質上和艾希曼是完全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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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保列車上不會有人逃離，麥肯齊上校安排紐倫堡憲兵司令部把車窗全部用金屬百葉窗焊上，密封起來。

這一場景被拍得驚心動魄，也非常“納粹”——身穿白色防護服、頭戴防毒面具、荷槍實彈的安全部隊將列車團團圍住，密封車窗的焊花在夜空中飛濺，站在敞篷指揮車上的軍官用擴音器宣佈“禁止任何人擅自離開列車，否則必受嚴厲打擊”。 

影片選擇在紐倫堡將列車封閉後駛往波蘭是大有深意的。 紐倫堡在納粹運動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把紐倫堡定為**“永遠的黨代會會址”，每年都有五十萬納粹黨員從德國各地來到紐倫堡聆聽“元首”演講。德國的天才女導演萊妮·裏芬斯塔爾的紀錄片《意志的勝利》**，就是在紐倫堡拍攝的。 

1935年，臭名昭著的《紐倫堡法案》，即“排猶法案”被德國國會通過。法案規定，禁止猶太人與“德國人”結婚或有婚外性行為，褫奪猶太人的德國公民權。

二戰期間，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正是從紐倫堡被押上列車，駛往設在波蘭的死亡集中營。 

影片中，列車上一個當年從集中營裏逃出來的猶太老人Kaplan被這似曾相識的一幕嚇壞了，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死在集中營，他再也不願意回波蘭。 Kaplan悄悄地溜下列車，想趁夜暗逃離，但被警衞發現並被開槍擊傷，押回到車上。他喃喃自語，噩夢重現，覺得死在波蘭是自己的宿命。 

Kaplan的形象是意味深長的——通過他的指認，納粹的“死亡列車”和美國的“死亡列車”被聯繫在了一起，它們都從紐倫堡出發，駛向集中營，駛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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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卡桑德拉大橋》的批判鋒芒如此明顯，所以當年在美國媒體上惡評如潮，被指為俗套氾濫，邏輯荒謬，連飾演珍妮弗的索菲亞·羅蘭也受連累被貶為“過氣明星”，在片中飾演國際刑警的黑人明星辛普森後來出了命案，也成了貶低這部影片的一個口實。

 影片的後半部分，是覺察到麥肯齊陰謀的張伯倫和珍妮弗率領大家自我拯救，最終在Kaplan自我犧牲行為的幫助下，救出了後半列車廂上的乘客。但這與其説是一條出路，毋寧説一種善良的願望，因為很難想象這些養尊處優的知識精英能夠與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安全部隊相抗衡。

前半列火車在衝過卡桑德拉大橋時，大橋不出所料地坍塌了，車廂墜入亞諾河併發生了爆炸，河面上漂滿了無辜者的屍體，這一畫面提醒着觀眾——

對人類來説，最危險的並不是肺鼠疫，而是納粹主義在美國身上借屍還魂！

在21世紀的今天，這一危險可能比20世紀70年代更加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