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什麼要哲學上山下鄉_風聞

　　知識精英將中國近代的衰落歸之於專制制度，當然不能説完全沒有一點道理，但實際卻是完全不能指導現實的空洞教條。這種教條有何用？還不如狗屎還可肥田。今日空談民主或者空談馬列的，跟昔日空談名教的有何區別。

　　事實上，明清以來中國落後捱打的一個主要原因，就在於官僚士大夫階級無能。

　　儒者但知親賢臣遠小人。然後何為賢臣何為小人？儒家對人才的教養取捨皆不得法。

　　實際上戰國之時對儒學就不如何看重，以其無用也。劉邦甚至向儒者撒尿。漢宣帝指責太子重用儒家説：亂天下者，必太子也。

　　自宋以來，中國士大夫但知袖手空談心性，談理學，而不務實學，沒有管理經濟、財税、軍事和金融的具體能力。甚至恥於言利，恥於言財政。國家不得不將貨幣短缺的解決之道委之於商人豪強，然後必須是委之於海外白銀。就算是張居正這樣的能臣，也過於依賴外貿，過於依賴世界貨幣市場。雖然一時有工商業發展，但混亂的幣制不能治理，基層不能組織，國家的治理能力反而下降了。士大夫自以為半部認語治天下，但儒學只適用於培養聖賢，對於培養近代化的國家治理者是不合格的。

　　明代太監有不少能人，如鄭和，馮保。即使魏忠賢也是有本事的。而東林黨人往往只爭於黨爭，所爭者無非皇帝家事，一無所能。後世有云明亡於東林。

　　東林重名節，不能説不對。但一味空談名節，不關心現實事功，干涉皇帝家事（大明王朝），與太監爭鬥（燒了鄭和的航海資料），反對張居正（張的功勞無從抹殺，只好從私德下手，以至張家後代餓死），反對陽明學説。他們自己有甚麼能為？殺袁督師的，正是東林。清兵南下，第一個投降的正是東林領袖錢謙益。

　　毛澤東從小就重視黃船山、曾左的經世之學。晚年多次提出，哲學工作者只有到實際生活中去，才能寫出有價值的東西；在人民羣眾的生活和工作中，有許多豐富生動的哲學道理。他所説的，不僅僅是哲學表達的通俗易懂，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科學地、準確地（而不是簡單地、庸俗地）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去探討和分析當前人們所關心的問題，去解決或有益於指導人們去解決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碰到的問題。在他看來，哲學是為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服務並要為他們所掌握的，它必須“從哲學家的圈子走到廣大人民羣眾中間去”。

　　1963年5月11日，毛澤東在杭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要在日常工作中講哲學”，還説：“不識字的農民是懂得推理的，也會判斷。你們不要把哲學看難了，看得神秘了。哲學是可以學到的。《雷鋒日記》，我看過一部分，這個人懂得點哲學。”

　　循着這樣的思路，毛澤東1965年讀到《哲學研究》的“工農兵哲學論文特輯”，自然是贊成和歡迎的。他讀了其中3篇後提出的想法，也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要寫實際的哲學，才有人看”書本式的哲學，難懂，寫給誰看？；二是必須到工廠、農村去接觸實際，才能寫出實際的哲學；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把哲學體系改造一下，不要照過去那樣寫”。

　　也是在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這個談話中，毛澤東還舉了《南京大學學報》第9卷第1期上的兩篇文章，來説明只要深入實際，就會在理論上有新的發現，否則就不行。他説：南京大學一個學生，農民出身，學歷史的，參加四清以後，寫了一篇文章，講史學工作者一定要下鄉去，登在《南京大學學報》上。他作了一個自白，説：我讀了幾年書，腦子裏連勞動人民的一點影子也沒有了。這期學報上還有一篇講調查研究的文章。這篇文章講到現象和本質，説：本質就是主要矛盾，特別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這個話，我也還沒有説過。可見，毛澤東對這篇講調查研究的文章的觀點評價是很好的。在讀李達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唯物辯證法》1965年內部討論稿所寫的批語中，也有“本質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這句話。不知讀《南京大學學報》上講調查研究的這篇文章，和寫這個批語的時間，誰先誰後。當然，用矛盾來解釋事物的本質的思想，在毛澤東那裏，並非是60年代才有的。

　　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出現的工農兵學哲學、用哲學的熱潮，應該説與毛澤東提倡“要在日常工作中講哲學”是密切相關的。《紅旗》雜誌1966年第2期發表的評論員文章《工農兵羣眾掌握理論的時代開始了》，《人民日報》1966年3月29日發表的社論《提倡來自實踐用於實踐的活哲學》，以及《哲學研究》1966年第2期以整期篇幅登載的《對立統一規律一百例》，都是這次羣眾學哲學活動的重要總結。

　　對文革期間的羣眾學哲學活動怎樣評價，應一分為二。一方面，它有把哲學簡單化、庸俗化的形式主義毛病；另一方面，它對廣大羣眾理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理性思維能力的提高，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