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怎麼控制疫情的？_風聞

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在科技醫療條件相對落後的中國古代，有關瘟疫災害的記載，有時只是煌煌史冊裏的寥寥幾筆。但是其爆發的頻繁程度與破壞力，遠超水旱災害甚至戰爭。史料裏的簡單記錄背後，常是生命財產觸目驚心的傷亡。

比如在號稱“英雄輩出”的三國時代，波瀾壯闊的戰爭畫卷背後，就是頻發的大規模瘟疫。從東漢靈帝年間至西晉武帝年間，中國爆發大規模瘟疫二十次以上。以至於三國里人口最多，經濟最強大的魏國，竟是“人眾之損，萬有一存”。其“十州之地”的人口，竟“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甚至就在三國時代結束前夜的西晉咸寧元年（276），西晉還爆發了大規模瘟疫，僅都城洛陽一地，死亡就在十萬人以上。

如果説三國的瘟疫，還有亂世的“外因”，那麼在宋明清的太平年代裏，瘟疫也同樣並不遙遠：北宋的168年裏，就爆發了大規模瘟疫59次，南宋僅都城臨安一地，152年裏就爆發了15次大瘟疫。明朝從朱元璋稱帝至崇禎殉難的277年裏，共爆發大規模瘟疫75次，甚至還有一年爆發多次瘟疫的慘狀。清朝從入關至鴉片戰爭爆發的196年裏，有78年爆發了大規模瘟疫。

可以説，對瘟疫的應對，特別是對疫情的控制，對於中國曆代王朝執政者來説，都是一個關乎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考驗。面對這樣的考驗，哪怕在科技醫療力量有限的情況下，中國古人們也頑強摸索出了一些常規方法，力爭將每次疫情的死亡率，都降到最低點。

首先一個重要的疫情控制思路，就是切斷傳染源。

在醫療條件落後的中國古代，許多慘痛的瘟疫悲劇，都是由於對傳染源的防護不利造成。於是經歷了多次教訓後，“切斷傳染源”就成了每次“大疫”時，執政者們的重要動作。

比如宋神宗年間的虔州瘟疫，就是因為雨季時上游水源被污染造成。由於“污染源”無法被切斷，導致疫情每年反反覆覆。直到新任知州劉彝採取果斷措施，以“雨污分離”的思路重建當地的城市水渠，建成了著名的“福壽溝”，確保污水繞開城市生活區，肆虐當地多年的瘟疫，才終於消停下來。

而對於明末清初時持續不斷的天花瘟疫，清王朝從入關以前，就是高度緊張。清太宗皇太極在位時，清王朝就設立了“查痘官”，只要發現“出痘”的病例，立刻採取隔離措施。一切瞞報謊報行為，都要“論以死罪”。

與“切斷傳染源”相關的，還有對疫區以及患病者的隔離措施。

古代人員流動，沒有現代這樣密集。之所以戰亂時往往伴隨着“大疫”，也與戰亂時期難民增加，人口流動頻繁有關。所以放在古代太平年代，只要疫情爆發，“疫區隔離”也是重中之重。清代的法律就規定，只要發現天花患者，就必須將其隔離，令其在離城二十里處居住。海外來華的船隻，也要嚴格排查“出痘者”，杜絕一切輸入通道。

疫區的衞生防疫，也同樣十分重要。比如明末學者謝肇淛，就曾怒揭晚明瘟疫頻發的原因：就是因為城市衞生條件太差。特別是天子腳下的北京城，長期管理混亂，以至於“市上又多糞穢”，所以“故瘧疾瘟疫，相仍不絕”。北京百姓躲避瘟疫的好辦法？那也只是“唯靜坐簡出”，也就是躲在家裏不出門。

當然，單純的躲並不是辦法，疫區的衞生清潔，才更加重要。除了明末這類行政混亂的年代外，大多數時候，歷代王朝也對此極為重視。明朝景泰五年的四川瘟疫，當地巡撫就下令分片劃定十幾個災民安置區域，每天清理衞生，終於“活數萬人”。

而早在宋代時，就有了“避疫”制度，即將疫區裏的民眾，遷移到特定地方安置。比如宋真宗年間的河北瘟疫發生時，宋王朝就下令將當地百姓南遷“避疫”，並由醫官院提供藥品與糧食。

醫療指導更是必須。比如洪州瘟疫時，知州劉彝除了切斷傳染源外，還特意印發了醫療手冊《正俗方》。3700多個平日招搖撞騙的巫醫，被他抓來集中讀這書，不肯改邪歸正的一律嚴懲。清代幾次大瘟疫裏，清王朝也組織人力物力，印發《温熱暑疫全書》等醫療手冊，分發各地官員百姓，起到很好的救災效果。

而比起這些措施來，重中之重的，就是歷代王朝面對瘟疫時，對國家經濟與醫療力量的動員與投入。

無論任何朝代，及時的醫療投入，都是防疫成功的關鍵。北宋年間時，朝廷就有“防疫專款”，用於西南各州的衞生防疫。每個州都可以享有兩百貫的“專款”。而每當疫情發生時，減免疫區的賦税，發放糧食藥品賑濟，派遣醫生施藥，都是各個王朝的“常規動作”。

比如萬曆十五年的北京瘟疫時，明王朝就調用太醫院的醫生，在北京的五城範圍裏免費診病，且給受災家庭免費提供藥品與銀錢。而正統十四年的淮揚瘟疫時，明王朝更動用了四十多名醫生，每個醫生劃定片區，提供藥物和醫療服務，確保二百多萬百姓免於瘟疫。而從宋代開始，各地的“藥局”，更成了救災防疫的主力。特別是自宋代起推廣各地的惠民藥局，幾百年裏擔負着放藥防疫的重任，對宋元明清幾個王朝的“抗疫”，都起了重要作用。

當然，即使如此，在古代的醫療條件下，每一次瘟疫的死亡人數，以今天的觀念看，也往往是觸目驚心的天文數字。多少衞生防疫的寶貴經驗，更是前人們幾乎以生命為代價換來。瘟疫，不止考驗着醫療技術，更考驗着任何一個王朝的組織能力。多少經驗與教訓，至今，值得深深回味思考。

參考資料：李海《試論東漢末年及三國時期的瘟疫流行》、汪聖鐸，胡玉《宋代應對瘟疫的措施》、陳旭《明代醫生羣體在瘟疫之際的社會救助活動》《明代瘟疫與時代社會》、曾勳《古代政府如何應對突發的瘟疫》、石琛《清朝前期政府及社會各界對瘟疫的應對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