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駐守深圳邊防十七年的解放軍30團_風聞

我和駐守深圳邊防十七年的解放軍30團

來源：葉騰芳  《深圳文史》第八輯  2006年

　　1952年2月上旬，解放軍公安10師30團進駐深圳邊防前線，這一駐紮深圳就是17年。那一年的春節剛過，我畢業於廣州華南軍區軍政幹部學校第八隊情報偵察專業，被分配到30團從事偵察工作。與我一起前往30團報到的畢業生一共15人，後來因調動、轉業等原因他們都先後離開了30團，直到1969年3月部隊調防珠海時，只剩下我一人，我也是15人當中最後一個脱下軍裝離開部隊的。30團在深圳邊防前線駐紮了整整17個年頭，這期間我自始至終跟隨着部隊駐守深圳邊防前線。可以説，17年的風風雨雨使我與深圳、30團和邊防結下了不解之緣。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香港、惠陽、東莞和寶安地區，無人不知道“30團”，這不僅僅是因為部隊防守的地段較為重要，還因為30團的全體指戰員忠實地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出色完成各項任務，與當地人民羣眾結下了真正的魚水情。中央軍委授予的全國聞名的“紅色前哨連”就出自這支光榮的部隊。“公安30團”是1957年時的部隊番號，後來改稱6團、武裝警察部隊第三支隊、公安3團、115團等。其隸屬關係幾經變動：中南軍區公安軍、廣東省軍區、廣東省公安廳公安總隊等。雖然隸屬關係多次變動，但團的建制一直未變。30團於1947年春創立於河北省冀東地區，創立時叫冀東軍分區第九團，幹部戰士全部是河北人。部隊後來參加過錦州、衡寶戰役，是一支英勇善戰、戰功卓著的部隊。1949～1950年，部隊南下廣西十萬大山圍剿白崇禧殘部（約10萬人）結束後，轉入廣州番禺縣勝芳市稍為休整便進駐深圳駐守邊防。

　　部隊初到深圳邊防時，當地老百姓見部隊服裝與原先廣東的部隊不同，官兵又操純正的普通話，知道是南下的解放軍，人們都叫“大軍”。在深圳河對岸的港英當局和軍警知道我方官兵都是北方人後，好一陣子慌張不安，以為是大軍壓境要解放香港。因為港英政府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不承認一切不平等條約。解放北平時，歷來被看作“神聖不可侵犯”的外國使領館區——東交民巷，解放軍長驅直入；在解放上海時，所謂“國中之國”的外國租界的“主人”們也被解放軍驅逐出去。香港是英國政府通過不平等條約從滿清朝廷手中割讓和租借的，他們當然害怕我軍像解放上海租界那樣開進去。一直看到我團安定下來以後未動，並得知沒有後續部隊集結，才消除驚慌，把一些已經裝上軍艦的箱子重新搬回。

　　依照規定，我團轄區東起大鵬灣東衝（1960年始東起惠東縣港口），西至東莞沙角，包括整個惠（陽）、東（莞）、寶（安）邊防。解放前是“有邊無防”，英方的軍警和英國人可以乘坐汽艇隨意進入我方遊逛、打獵，在我方境內的溪衝、梅沙等地常來常往，對方的小飛機隨便越界飛行和盤旋。他們宣稱：凡是有海水的地方都屬於香港管轄。他們的軍艦、水警輪船可以在海面上任意航行，而我方除了漁船、民間運輸船外，任何船隻都不能出海，甚至連深圳河也禁止我方軍政人員涉足。當時有這樣一種情況：每當發現我方軍政人員下海或深圳河，港英當局便向我外交部提出照會。那時候，雙方的老百姓來往兩地無需任何證件，直到1951年10月15日我方封關以後，才開始辦理證件從羅湖口岸出入境。

　　解放初期，我國政府對香港採取的政策是既不承認又不否認。因為是清朝時期的《南京條約》和以後的《北京條約》強迫滿清政府割讓香港或租借新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宣佈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我們不承認英方有權利佔領香港；可是另一方面，英國人又統治了香港100多年，香港在現實中又有軍警和行政機關，所以又不能簡單地否認它的存在。就是在這樣一種形勢和背景下，我國政府處理一切涉外事件都格外小心。抗美援朝時期，英國是所謂15個“聯合國軍”參戰國之一，香港便成為美英帝國主義戰爭物資的轉運地。美英軍隊在朝鮮戰死的官兵屍體也通過香港轉運回國。

　　此外，帝國主義對我國實行長期的經濟封鎖，使得香港又是國內外經濟交往的焦點。為了躲開港英當局的無理糾纏，我們急需的汽車輪胎、各類工業生產所需的零部件和其他物資，只能暗地裏運輸到我方的海岸碼頭裝卸。在那個非常時期，英方軍警在邊界線連接處，如沙頭角中英街、文錦渡橋、羅湖橋等處，與我方值勤戰士相遇時，雙方均是怒目相視、針鋒相對。為此，經常發生挑釁性行動和語言。敵方為了顛覆新生政權和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在香港設立各種各樣的反共地下組織，間諜、情報和特務機關林立，時刻伺機派遣潛入我方境內。國民黨從大陸出逃的軍政人員主要聚居在香港九龍調景嶺一帶，他們在港英當局的縱容和庇護下，叫嚷着“反攻大陸”，氣焰極度囂張。那些稍有愛國思想的香港居民會被稱作“左仔”；愛國的工會亦被叫作“左派工會”；愛國學校也被叫作“左派學校”。愛國人士和團體均受到秘密監視或限制。這就是我們30團要面對的香港的現實情況。我團防區範圍內除了有較長的海岸線和複雜的地形外，由於歷史的原因，雙方都各自有耕地分佈在對方的境內，老百姓需要過境從事勞作。邊境封閉以後，老百姓憑《過界耕作證》在指定的出入口出入。長嶺村的農民通過一條10米長的石橋到對方境內的蓮麻坑村勞動；羅芳村在河邊開一個缺口直通對方的打鼓嶺；黃貝嶺村也有部分田地在打鼓嶺，黃貝嶺村村民與羅芳村村民一道經河邊缺口出入境；羅湖村有田地分佈在對方羅湖、廖堂村和上水等地，村民經羅湖橋出入境；赤尾村也有田地在對方馬草龍、落馬洲，村民經本村的界河出入境。雙方農民均憑《過界耕作證》往來。

　　鑑於敵情的嚴重性，加上邊境地區社會情況複雜和民眾的流動性大等環境特點，我們團經過研究決定，採取了“軍事警衞、秘密偵察、行政管理”的12字方針。全團官兵憑着對祖國人民的無限忠誠，在17年計6200多個日日夜夜，竭盡全力，每天24小時全天候地保衞着邊防的安寧。把邊防前線建設成真正意義上的銅牆鐵壁和鋼鐵長城。

　　1952～1953年間，敵人以武裝襲擊的方式進犯為主。1952年7月31日，肖天來的“廣東反共救國軍”匪部6人，從新界潛入橫崗鄉排榜村槍殺了我一名在村口放哨的民兵。我方龍崗、橫崗等地民兵及我團5連、6連聞訊圍捕，但是三晝夜不見敵特蹤跡。8月4日，鹽田鄉南山村村民鍾天生、鍾煌友兩人到梧桐山砍竹子，發現山草有被人踐踏過的痕跡，循跡尋找，又發現山上較為平坦處有6個人坐過的草窩，並遺棄有外國香煙盒和罐頭盒。兩個民兵立即飛奔回來向我報告敵情。我馬上帶領從橫崗圍剿剛到家的疲憊不堪的部隊中抽出15名還有力氣走路的戰士，前去圍剿敵人。戰鬥打響後，連隊迅速增援，我們在荊棘叢生的密林中與敵特近距離接觸，經過一天的戰鬥，全殲敵特6名，被殲滅的敵人人數與坐過的草窩上的人數相符。這次戰鬥我連犧牲了排長陳德才和戰士唐生源兩位同志。

　　1953年6月，我團部獲得情報：台灣直接派遣18名身份為“縣長”、“專員”級的高級特務，準備在我團的防區內登陸後，到他們認為可能建立“根據地”的地方，建立據點和基地。並且台灣方面還計劃派飛機空投後續人員和物資支援。這18名匪特每人都攜帶手槍、衝鋒槍各一支，彈藥充足，並帶一些手榴彈。可謂武裝到了牙齒。敵人乘坐的小船在大鵬灣海域遊弋了幾個晝夜後，見我方邊防部隊守備嚴密，無機可乘，不敢貿然登陸。而是改道去了台山。我團立即將敵情上報，於是由台山附近的部隊圍捕潛入的敵人，結果在台山縣黃花灣將敵人全部殲滅。

　　從那以後，台灣方面認為搞武裝襲擊代價太大，不如改變進犯的形式，採取多種形式的破壞活動。如所謂的心理作戰、製造爆炸事件揚聲勢、策反我方的內部人員進行破壞、煽動羣眾外逃、以各種各樣的身份取得合法外衣後到內地潛伏下來發展地下特務組織（電影《羊城暗哨》編導的素材大多取材於這些案件）等等。

　　説到與敵特做鬥爭，就不得不説我們團的偵察干部，雖説人數只有幾十人，但是卻肩負起防區內的全部隱蔽鬥爭的任務。他們憑着對祖國對人民的赤膽忠心，在嚴酷的鬥爭中經受着各種生與死的考驗，出色地完成任務。用過人的聰明才智與敵人較量，把敵特一個又一個地捕獲歸案。10多年中，破獲捉拿或打死的就有600餘人，人數足有一個加強營。

　　敵人為了製造恐慌和動亂，採取長期地對我內地進行爆破的策略，目標當然是政府機關、重要樓房、火車和公共場所等。使用的炸藥是比TNT威力大幾倍的硝化棉。硝化棉炸藥的形狀與和好了的白麪粉一樣柔軟，用它可以偽裝成一條香煙或別的用品，安上定時器引爆。那時候，對方的行動手都是用這種炸藥製造爆炸事件。從事爆破的人稱為行動手，行動手有正牌特務，還有參加了特務組織並經過簡單訓練的香港居民。敵人還收買我方過界耕作的農民或漁民加入特務組織，在經過簡單訓練後讓他們充當行動手。不管敵人想了多少辦法，物色了多少行動手，17年間只響了3顆炸彈：1956年5月1日深夜，深圳布吉清水橋鐵路被炸燬一段鐵軌，特務劉立福成功逃出香港，受到台灣特務機關的嘉獎，得了一大筆獎金。我們的“公司”（中南軍區公安部軍司令部，我們對外簡稱為“公司”）嚴令破案。不出3天，我們團便查到了特務劉立福的行蹤。當劉立福在香港的高級酒樓包廂裏大吹大擂不到5天時間，便被我們引誘進深圳逮捕歸案。

　　1961年9月12日（我們稱為“9·12”案件），我們事先獲悉敵特機關要派人進入內地進行爆破活動，因為通訊方面出了問題，敵特潛入後沒被發現，敵人在深圳布吉火車站以南3公里處放響了一顆炸彈。接到報告後，我們部隊立即嚴密封鎖邊界，當敵特逃到蓮塘村羊牯圍稻田邊時被我巡邏哨發現，喝令他停止逃竄。不料這個特務向我哨兵開槍，並躲藏進稻田裏繼續與我圍捕人員對射。我戰士用衝鋒槍點射打傷特務的腹部，敵人小腸流了出來後失去抵抗能力而束手就擒。從被捕特務身上，我們繳獲加拿大手槍一支和兩個英式手榴彈。

　　1962年春，羅湖橋以東兩公里處界河邊，在對方靠近河邊的山坡地響了一顆炸彈。第二天香港各大報紙則登出了“爆炸新聞”，吹噓“深圳火車站發生了大爆炸，死傷甚多，共軍慌忙進行救人”等等。幾年以來，我們經常看到香港報紙有這樣的新聞：某月某日，據旅客（或據説）稱某地發生爆炸事件，共方如何恐慌之類的“新聞”。幾乎每個月都有一兩次這樣的報道。開始時，我們以為是敵特機關在造謠惑眾，後來我們在審訊抓捕到的行動手時才弄清楚其中的原因——原來是香港特務機關為了向台灣當局交代而製造出來的“新聞”。這種新聞的作用可謂一箭三雕：一是製造影響，報紙所到之處，讀者無從知道真假和事實真相；二是敵特機關花了巨資和人力，得有一個“報銷”和交差的方式，這種新聞的方式就簡單有效；三是為了繼續領賞。

　　敵人策劃的一系列大爆炸計劃為什麼屢屢失敗？主要是我方的工作嚴密有效，做到了以下的幾點：一是使派遣的行動手一個都沒有漏網，我們在他行動之前一般都可以預先掌握到情況，只要敵人一到邊界就實施抓捕；二是我方過界勞作的農民、漁民愛國情深，通過接觸特務獲得情報，並立即向我們報告。然後，愛國農民和漁民在我們的統一指揮下，假意參加特務組織，接受訓練。待炸彈一到手就立即交給我們，然後編造謊言和故事向敵人交差回話。一般情況下，我方敵情（卧底）多數説不敢貿然行動或在某地點火而炸彈未響。大多數情況下，敵人也不予深究敵情的責任。因為深入追究責任的話，對他們自己也不利，怕其上司懷疑他們串通一氣欺騙主子，只好不了了之。

　　我們那時候家裏做飯都燒木柴和煤，點燃柴火是一件困難的事情，用硝化棉炸藥引火可謂效果一流。黃豆大小的一團硝化棉炸藥燃燒起來會發出藍色光亮，只需一分鐘就可以將煤球或木柴引着，可好用了。為了試驗硝化棉炸藥的威力，我們偵察股的幾個戰友曾到深圳水庫靠梧桐山的山腳下用硝化棉炸藥炸過一次魚，用一個小墨水瓶裝上炸藥加一支雷管，爆炸時水柱上升高達到5米。被炸死的魚大多表皮完好，但內臟和肉全震得成粥狀，説明它的威力很大。

　　1955年以前，敵特經常出沒在新界地區與我方接壤的村莊，表現得十分活躍和囂張。我們認真地開展社會調查，把對方前沿的村莊逐個進行調查核實。每家的户主、家庭成員、職業、成年人姓名和表現都搞得很清楚。特務或特嫌都在我掌握之中，對敵鬥爭由防禦變為進攻。有一個從台灣來的特務頭子，1956年頻頻到香港打鼓嶺進行“視察”，行動幾乎靠近界河，在離我方僅10多米的地方用望遠鏡觀察我方的羅芳村駐軍及山上的軍事哨所，氣焰囂張至極，當天晚上還留宿打鼓嶺村。面對敵人的囂張氣焰，我們氣得如五雷轟頂，經請示上級批准，派出5個人過界捉拿。特務萬萬沒有想到在住地距離英警察署不到200米的地方，我們竟敢動他。當時我們3個人（另兩個人擔任警戒）進屋時，他坐在沙發上用傲慢的態度向我們發問：“你們是什麼人？”當3支手槍指着他時，他才露出了驚恐萬狀的表情。我們立即用擒拿動作將他掀翻在地上，接着上手銬、堵塞嘴巴、搜身，將他捆綁得如同包粽子似的，逮捕過程前後只用了2~3分鐘便完成任務。接着扛起犯人直奔向界河，到了界河邊，面臨高2m多的鐵絲網障礙物，我們3個人一起用力把人往上頂了幾次都不成功。時間緊迫，我們擔心時間耽誤太久會驚動英警出動，引發涉外事件將事情鬧大。情急之下，只見個子不高而且身材瘦小的戰友鄭浩豪，使出不知從哪裏來的爆發力，單手舉起犯人把他扔過鐵絲網，落在我方境內的河水裏，幸好由我方的接應人員及時撈起才沒有淹死。事後，鄭浩豪的右手因用力過猛而一個月都抬不起來。我們事後問他，平時扳手腕你常常輸給對方，這次你的力氣從哪裏來的？他説自己也不知道哪來的力氣。這説明人體內存在着潛在力量，在危機的時候會顯現出來並起作用。

　　1962年，台灣蔣介石當局叫囂反攻大陸，特務機關也積極參與配合行動，對我方進行了攻心戰和實施爆破。攻心戰就是通過報紙造謠惑眾，如經常登載一些某地農民暴動的假新聞。同時，宣傳報道台灣如何繁榮昌盛的傳單也用氣球搭載飄落到我方境內。不僅如此，他們還從台灣直接派遣高級特務親自出馬，施用所謂攻心戰術，這在我們團防區還是第一次。1962年春，台灣特務機關派遣中校特務丘文壽不斷到羅湖對面的廖堂村和漁農村（地名）對面的馬草龍、落馬洲等地觀察地形。把我方的防務情況摸熟以後，同時也嚴格考驗了帶路人幾個月的時間，認為帶路人可靠，而且時機已到，便於那一年夏秋之交的一個黑夜行動。那天晚上，當帶路人把他帶到深圳蔡屋圍邊界的稻田時，被我潛伏哨位的一名戰士一把摁住，特務連聲叫喊：“我投降，我投降。”在對這個特務進行搜身時，我們一摸他的腰，觸摸到有圓形堅硬的東西圍繞着腰的部位，起初我們以為是子彈，掀起衣服後才發現是一些很大的金戒指，每枚金戒指足有30克重，共有38枚。接着開始檢查大行李袋，裏邊有10支派克牌鋼筆、5條金條、5000元人民幣真幣、全套仿製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服（鞋、帽、上尉軍銜等）、兩本廣州軍區和南京軍區政治部空白信箋（仿造得不像，一眼便可識別出來），還有一條用英皇牌香煙偽裝的硝化棉炸藥和一個定時器、一個“地下喊話器”（自動錄音功能，上面錄有反動口號，放在地上可自動呼喊發音，觸動則爆炸）。當我們檢查到定時器和地下喊話器時，在旁邊的特務叫我們千萬別動，以防止引爆炸彈。特務被押解到我團的看守所後，他害怕為此丟了性命，很爽快地交代了此次行動的目的地是廣州，任務是安頓好後伺機把“地下喊話器”放在公共場所進行引爆；偽裝成香煙的炸藥就由別的小特務執行爆炸。他連連表示願意配合我們的偵破行動，叫他幹什麼都遵命服從。

　　第二天，我們將他押送去廣州。為了在乘火車或在路上不暴露敵特的身份，我們把他原來穿的衣服脱下，換上我們的衣服。由於當時找不到合適的衣服，只有一套燈芯絨料子的冬季外套，給他穿上，還戴上帽子和口罩。時值盛夏季節，氣温達35度左右，這身穿戴把他熱得嗷嗷叫。也許他心裏在想：共產黨真會折磨人。可我們也不是故意為之。在這個案件中，由於敵特把進來的日期一連往後改動幾天，使我整整7天沒有閤眼，因身體處於長時間的緊張狀態，口澀無味並不想吃東西，身輕腳浮，頭重腳輕，腦子漲痛，好像失去知覺似的。要不是年輕體壯，説老實話還真會累垮。待案子結束後，我一連睡了一天一夜才慢慢恢復過來。這是我一生中最疲勞的一次。

　　時隔不久，敵人的爆炸行動又再次掀起高潮。但是，在我們掌握和控制的10多起爆炸案件中，絕大部分都未能得逞，不是到了邊境就縮回去怕送了命，就是登報謊稱大陸某地某時發生大爆炸以向台灣特務當局交差。記得當時有一個參加了特務組織的香港漁民吳火桂，為了一萬港元的犒賞，接受了任務：炸燬深圳白石洲公路橋。吳火桂心裏盤算着只要炸彈一響，一萬元便可以到手，決定將炸彈放在別的地方引爆。他認為爆破白石洲公路旁的崖鷹山，不傷及任何建築和人，就算被捕也不會有罪。主意已定，吳火桂就乘坐小漁船渡海而來，不料剛登岸就被我埋伏的戰士捕獲。吳火桂攜帶的炸彈和定時器當場被繳獲。就是這樣未得逞的行動，最後吳火桂還是被判處死刑。

　　經過3年困難時期，蔣介石政權認為我國人民和幹部會因為生活艱苦而與黨離心離德，於是加緊策反行動計劃，而且竟然策反到我偵察干部頭上。在英界活動的特務頭子，為了策反我駐守沙頭角的偵察人員，許諾給予高官厚祿、金錢美女。我團的偵察參謀李和奉命與敵人接觸了兩次，通過與敵周旋而將計就計捕獲敵人，當李和第三次約好在英界沙頭角菜園角（地名）見面時，這個敵人被我們事先潛伏的4名反特人員將這名敵人當場擒獲。不久就在深圳水庫的搬運農場執行槍決。

　　我們30團的幾十名偵察干部，長期單獨與境外的黑暗勢力和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在敵人使用金錢、女色腐蝕拉攏的種種考驗面前，沒有一個人犯錯誤，更沒有一名偵察人員叛變投敵。做到常在河邊站，就是不濕鞋。這説明了我們這支隊伍的幹部素質甚高，全部是共產黨員，個個都有崇高的理想，為了國家安全，投入全部心力和智慧，嚴謹自律，五毒不侵。我為我的戰友們感到驕傲，也為自己有過此段人生經歷而感到自豪。20世紀60年代初，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和美蔣特務間諜在香港活動最猖獗的時期，也是我團破案最多、捕獲敵人最多的時期。廣東省公安廳號召全省公安戰線向公安三團學習，這就是對我們工作的肯定。

　　1964年，公安三團改為解放軍，轉歸廣東省軍區領導，編為守備部隊115團。接着全國上下開展了“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115團三分之一的幹部參加了“四清”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事管制和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工作。由於部隊長期以來與當地各界人士朝夕相處，水乳交融，老百姓對部隊高度信任，所以在那個動盪不安的年代，寶安縣相對地平靜。在外地發生的大規模的武鬥、死傷、搶槍等事件，均沒有在寶安縣出現。深圳兩派羣眾準備武鬥，部隊出面勸阻就很快得到平息。

　　我們團自駐防深圳地區以來，幫助地方勞動是我們經常性的愛民工作，一般每年人平均有40天的助民勞動，包括春耕生產10天，雙夏（夏收夏種）15天，秋收10天，加上搶險救災5天。團裏各個連隊與駐地老百姓的關係親密無間，大忙季節裏生產隊的社員已經把連隊的戰士看成是半個社員和勞力了。不用羣眾的通知，連隊會自動出勤搶收搶種。如果有興修水利或別的勞動，凡是生產隊提出要部隊支援，部隊則寧可放下自己手頭的事情，做到有求必應。1969年，我們團奉命調防到珠海前山，當羣眾得知這個消息後，他們就到所有就近的營房看望官兵。團部、各營、連部到處都是拉着官兵的手熱淚盈眶的羣眾。部隊開拔的那天晚上，羣眾自發性地到羅湖火車站送行，道路兩旁站滿了送行的老百姓，人們流着熱淚揮手向我們告別，直到火車開動了還揚手致意。

　　部隊到了珠海縣的前山鎮後，仍然有寶安縣的幹部和羣眾代表前去慰問看望我們。其中有10多個深圳中學的女學生，在我們團將要離開前的幾個月時間裏，參加了團部的宣傳隊，與我們的官兵一道登台演出。我們團移防到珠海後，她們像丟了魂似的，不思茶飯，大夥合計串聯起來立即跑到前山，要求與戰士們一道演出原先演過的節目，並在前山鎮、香洲和各個營連駐地慰問演出。她們對我們説：“部隊走後，大家都哭了幾天。很懷念與你們相處的日子，何亮亮一提議，馬上得到響應。於是，大夥就跑來了。就是想和部隊儘量地多相處些日子。”團首長被這些女孩子熱愛部隊的感情所打動，向廣東省軍區打報告提議要招收這些孩子們為女兵。後來，因為部隊沒有相應的編制而未能如願。

　　珠海地區的老百姓知道這些情況後，紛紛交口稱讚：“這支部隊在寶安縣與人民羣眾結下魚水深情啊！這樣的部隊到我們這裏駐防，也是我們的福氣。”（作者系原廣東省軍區邊防部隊守備團參謀、惠州市公安局離休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