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仲景經歷的“大疫”：《傷寒雜病論》中的傷痛記憶_風聞

最近我在東京，一切安好。可是三年前我註冊了武漢户口，正式成為武漢人，看着眼下湖北、武漢發生的種種，真是比別人更憂心忡忡。我本來計劃近期回家，回家之前打算起草最後一篇關於龐勳的論文——也是一個關於“回家”的故事。正在寫，本預期寫完就回，沒想到回家的路就這麼封了。於是每日從微信看到各種新聞帖子……心情差到極點。飛速建成的火神山醫院，火速支援的解放軍部隊與武漢城中期待的眼神一起進行着，心提到了嗓子眼。我的受挫能力差，索性把微信關了，只在微博這個相對陌生的世界發發聲。每天看着城中各種求助，除了在微博上轉發，真是愛莫能助，一切都是那麼無力。昨天隨便在圖書館找了一部小説看，名字叫《南瓜花》，結果發現也是關於以色列士兵回家的故事，真是難受。現在所有在外漂泊的武漢人，特別有一種有家不能回的共情。誰想飄着？

網絡目前是我瞭解武漢、窺探外界的唯一途徑。最近黑格爾的名言又在網絡上流傳開：“人類從歷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不會從歷史中得到任何教訓。”人人這麼感嘆，是因為不少中年人都記得2003年那場影響全國的非典戰役。彼時我上高中，日常走廊裏刺鼻的消毒水和每日上報的體温記錄，怎麼會記不得呢？作為歷史學工作者，看到網絡上的流行語，尤其感到刺眼和沉重，這不亞於説“歷史沒有用”的打擊。

這幾日特別多的感嘆是“百無一用是書生”。此時，我站不到病牀前，建不了雷神山醫院，造不了防護服，分離不了病毒株。寄回武漢的援助口罩能不能到達？都是不敢想的問題。連想説的話都遮遮掩掩，時刻在擔心着什麼。我和無數人一樣焦慮不安。我應該做點什麼呢？學校號召我們要對研究生進行“雲指導”。我突然想起我讀博士時，凍國棟老師給我們博士生布置的三篇文獻《傷寒雜病論序》《典論論文》《與吳質書》，所以把這幾篇文獻佈置給幾位一起讀書的學生。本來期待他們談點什麼，結果沒有等來“雲回覆”。於是翻出數年前的讀書筆記，自己隨便寫寫吧。

張仲景像

《傷寒雜病論》與建安初年的傷寒疫情

《傷寒雜病論》太長，這裏把《傷寒雜病論序》貼出來，來看看中醫名著的成書動機：

論曰：餘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嘆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齎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足雲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厄地，濛濛昧昧，蠢若遊魂。哀乎！趨勢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徇物，危若冰谷，至於是也。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元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餘所集，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臟，經絡府俞，陰陽會通，玄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歧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須臾，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彷彿，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餘宿尚方術，請事斯語。

漢長沙太守南陽張機序

這篇序言透露的信息很多。東漢尚名教，是儒家經學精神塑造的時代，醫學在學術分類中屬於方術，自然沒有多少人投入精力研究。東漢末年，定於一尊的儒學開始瓦解，不能再維繫人心。不少士人都對“惟名利是務”的社會風氣表示了厭惡，張機仲景也是其中之一。在這種情況下，不少士人迴歸先秦諸子的學説，企圖推翻虛偽的漢代經學。有的崇尚法術，比如曹操；有的善於縱橫，比如劉陶；有的追尋兵家，比如諸葛亮。而張機仲景選擇傾心“方術”，崇拜醫者。這麼做，一是基於他對於社會上“趨勢之士”，“馳競浮華”十分唾棄和厭惡。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東漢末年屢起的瘟疫，親故生死異路，讓他感到異常悲痛。這在序言裏有所説明。南陽張氏是歷史名門，在張機的記述裏，他的宗族強盛，有200多人，但是從有建安（196）紀年以來，不到十年間，有三分之二的同宗竟然溘然長逝。他們是因為什麼疾病去世的呢？張機的回答很肯定，“傷寒十居其七”。十年裏張機看到張氏親族人煙凋零，內心十分感傷。傷逝的同時，他也在思考自己能做點什麼。他最終的決定是蒐集古方，寫一部醫書：

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餘所集，思過半矣。

中醫名著《傷寒雜病論》就誕生在這種傷痛刺激中。親故死亡三分之二，只是張機一族的情況，張氏是南陽大族，鄉里根基深厚，同宗間相互救助肯定存在，張氏宗親除不幸罹患傷寒這種傳染病外，不致貧困飢餒。普通民眾在這次災難經歷過什麼？體驗過什麼樣的痛苦？我們只能從文豪們詩歌中偶爾的同情之語中管窺一二。

建安七子與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建安並不平安。這場被張仲景命名為“傷寒”的瘟疫時斷時續，影響頗久。挺過傷寒大概全靠人的免疫力，一直到建安二十年前後，依舊能看到這場疾疫的影響，可在正史的記錄中只有一句話“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除了“大疫”兩個字，我們很難獲得別的什麼內容。其實這就是古代有關疾疫記錄的一個縮影，你很難在裏面找到疫情背後的民眾，也很難看到政府能有什麼實際的救濟措施。曹植寫了一篇《説疫氣》，共103字，讓後世的人們對這場瘟疫，能稍有了解：

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

在當時的醫學知識背景下，稍有文化的人對疫癘的認識都是“陰陽失位，寒暑錯時”。這好比很多人看到冠狀病毒肆虐武漢三鎮，突然想起這個冬天有點太暖，總是覺得天氣有點奇怪。可是環球同此涼熱，冠狀病毒為何就青睞華南海鮮市場？有的人“以為疫者鬼神所作”。在曹植講述的語境裏，這些人就“低端”了。宗教界的神職人員也一般持有這樣的看法，東晉葛洪《神仙傳》説“先是蜀中魔鬼數萬，白晝為市，擅行疾疫，生民久罹其害”。張道陵入蜀後厲斥鬼眾，流放羣魔，“於是幽冥異域，人鬼殊途”。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導致“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這與他父親曹操所描述的“白骨蔽於野，千里無雞鳴”處於同樣的歷史時代。仔細琢磨一下這個畫面，真是悽慘至極，大疫加戰亂，“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有的民眾實在沒有辦法，就“懸符厭之”。曹植説他們是“愚民”，深覺可笑。

曹植像

在疾疫面前能提供“符”的人大概也就是像張角這樣的民間“巫覡”。張角“符水咒説，以療疾病”，《張魯傳》裴注引《典略》説：“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修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米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雲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雲不信道”。人類歷史上總有太多驚人相似的一幕。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曾談到14世紀基督教全球發展與黑死病流傳的關係，在疾病的恐慌中被嫌棄的人羣，基督教給他們提供了精神歸宿。在東漢末年，道教大概也有類似的庇護和安慰功能。也不知道曹植嘲笑的背後究竟擔心什麼？他們曹家人對十餘年前張角率領的“黃巾軍”並不陌生。他爸爸也是因為收編“服符水”的青州黃巾，進而天下無敵。事實上，他的父親曹操何嘗不是“不問蒼生事鬼神”？細菌、病毒這些微生物本來沒有“階級”，可是在曹操兒子曹植的眼裏，罹患疾病的都是“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户之人”。他的意思很直白，就是窮人易得病。而“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似有神助，鮮有遭難，這是典型的疫情血統論。他沒有把疾癘流行的原因完全歸結於“甕牖繩樞”之子，已算是筆下留情。其實仔細想想“鐘鳴鼎食之家”和“甕牖繩樞之子”誰更愛彎弓射大雕，銅鼎煮野味？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難道不是證明嗎？

曹植還寫過一首詩歌叫《名都篇》，充分證明“重貂累蓐之門”放鷹逐馬，餐食野味的情形：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值千金，被服麗且鮮。鬥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鹹稱善，眾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鬥十千。膾鯉臇胎鰕，炮鱉炙熊蹯。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事實告訴我們，鐘鳴鼎食之家，也並不能倖免。在曹植哥哥曹丕的記錄中，他們“曹家人”的貴族朋友圈建安七子，有四個“文藝青年”都死於建安年間的瘟疫。與曹植這篇充滿偏見的文字相比，人們更喜歡他哥哥曹丕的文章，除文辭典雅外，裏面至少能讀到“同情心”。曹丕有兩篇文章，一篇叫《典論·論文》，一篇叫《與吳質書》，因記錄“建安七子”的文學才華，廣為人知。在《典論·論文》中，曹丕稱讚七個文學青年才華絕倫：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

在《典論·論文》的最後，曹丕提到了建安七子的死亡，“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在《與吳質書》中，曹丕進一步説到建安七子的死亡是因為“昔年疾疫”，也就是建安二十二年前後的大疫。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複道哉？

其實，徐、陳、應、劉諸位並不知道，他們在大疫面前絕不應該“行則連輿，止則接席”的親密接觸。，也不應該“絲竹並奏，酒酣耳熱”的觥籌交錯。不知道“仰而賦詩”，直噴的飛沫對他們的共同感染有多大影響。説不定自視血統高貴的他們中間就有一個超級傳播者——“毒瑪麗”。曹丕參加“文學沙龍”，肯定會接觸細菌、病毒，最終沒有發作，證明他顯然是基因篩選的幸運者。在四個朋友去世的這一年，性格乖戾的曹植就逐漸失寵，後來哥哥曹丕正式成為魏武王世子。這麼説，建安二十五年曹丕正式稱帝，也有微生物放過的偶然因素。

總之，在曹丕“痛不可言”的記錄裏，“建安七子”在建安二十二年一年內，四人體染疾疫，一時俱逝，鄴下貴族文學沙龍因是落寞。醫聖張仲景的“傷痛記憶”也告訴我們在建安前十年內，他的親故感染傷寒，家族日漸衰敗的歷史。但這些傷痛的信息都十分零碎。推一知十，我們可以想象普通民眾在建安這二十餘年間經歷過什麼。他們除了不停地掩埋故人的屍骨，祈求神靈，在恐慌中默默地繼續生產生活下去，好像也並沒有其他好的辦法。貴族們當然也沒有，曹操頗有感慨，寫了些如“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不滿百，威或少歡娛”這樣的詩句。作為曹操這樣手持格虎大戟短矛，殺害野生動物的“老英雄”，估計也不是無病呻吟，空發感懷。儘管他有時候連殺人也不眨眼，可疾疫時臨，生離死別，也多少會有些對於生命易逝的感悟。他的長歌短歌大概都是在死亡陰影下寫就的名篇。細細想來，建安年間真正尋求治療辦法的也就是醫療工作者張仲景，因此，不管他的藥方是否有效，昔日去南陽張仲景祠瞻仰，總是對他敬意無限。

被無數人喜歡的“三國”，從開端起，就一直籠罩在疾病、死亡的陰影下。同呼吸共命運。大疫北方流行，南方也不會避免。普通的小民在大災大疫面前依然要繼續生產生活，承擔十分沉重的徭役賦税。在軍閥們的驅使下還要耕作、打仗。

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户損耗。統上疏曰：“……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户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

最後，百姓們只可能變成一串數字，在户口統計中，隱約能讓我們覺察到他們所遭受的集體苦難。

張仲景醫聖祠

建安疾疫與北方人口鋭減

建安過後佔據大河南北廣大地區的曹魏政權，轄境內的着籍户口非常寡少。《通典》卷七《食貨歷代盛衰户口條》有如下記載：

（魏氏）有户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

按照《通典》所載曹魏時期户口數，比照續漢書郡國志載東漢相當區域户口數，可知人口的減耗十分驚人，著籍人口從3000多萬鋭減至400多萬。唐長孺先生十分強調人口逃亡、大户包蔭對於三國人口統計數字有重要的影響，當然，還有戰爭影響的因素。前輩卓見，我們自然認為為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可是基於張仲景家族、建安七子的死亡比例，我們今天無論如何都不能低估疾疫對於人口的損耗。

為了理解疾病對於户口的損耗，這裏再舉凍國棟老師給我們講過的一個例子。據一種統計，14世紀黑死病造成的歐洲人口死亡達7500萬，超過了一戰二戰死亡人口的總和。1918年的歐洲大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數約5000萬至一億，當時全球的總人口才大約18億。微生物對人類生存的威脅，遠遠大於“鋼鐵”與“槍炮”。説起來能倖存的人們，真是自然“放過”的結果。《瘟疫與人》的作者麥克尼爾便強調大自然對於人類的篩選，敍説人類不可豁免遭遇病毒的歷史。的確，人本是“動物”的一種，任何動物都不能避免抵抗微生物的侵襲，無論願意與否都必須接受大自然中優勝劣汰的法則。為了安慰閲讀者恐懼的心靈，麥克尼爾説：“那些殺不死你的瘟疫讓你變得更強大。”這固然也沒錯，但太冰冷。麥克尼爾以客觀的口吻，幾乎不講述人們在瘟疫之下的相互扶持，主觀能動。其實那些沒被微生物殺死的人們，何嘗不是依靠人與人的温情、同情以及惻隱之心攜手渡過魔鬼籠罩的黑暗。

瘟疫結束之後，我們不應該只是留下一串冷冰冰的數字，包括感染、死亡和倖存。前些天給同學們在佈置閲讀任務的時候，我説：“別總看微信，你們最好每天至少寫兩百字，記錄當下。也算是學習歷史的職業使命吧。”特別強調的原因是，在我的閲讀記憶裏，在唐以前的歷史裏真的很難找到災疫下普通民眾的生存狀況。北野武説：“悲慟是一種非常私人的經驗。這次震災並不能籠統地概括為‘死了二萬人’，而是‘死了一個人’的事情發生了兩萬次。兩萬次死亡，每一個死者都有人為之痛徹心扉，並且將這悲慟揹負至今。”（2011年日本大地震後）確實，悲傷的情感，任何人的代筆、轉述都很蒼白無力，但現實是我們連轉述都看到的很少。無論如何，在當今時代，這些個體的悲苦需要有人來記憶。

最近在微博上，看到網友轉發的兩條新聞，不禁動容：

昨天有兩條新聞，一條是，河南有個村子捐了十萬斤大葱。另一條是，雲南有個寨子捐了22噸香蕉。前者是國家級貧困縣，而且因為聯繫不到刨葱機械，300多個村民到地裏用手硬拔了三天。後者裏有一半人是建檔立卡貧困户，摘完香蕉之後還用摩托車隊運下山。運送的司機們也是志願者。接力運送到湖北。其中有一個開1800公里的司機，説他挺身而出的原因是父親曾在武漢服役。

這大概就是我説的温情、同情以及惻隱之心，一切那麼樸素無言，一切卻那麼打動人心。網友説：“這兩個數字夾在幾億幾十億的捐贈裏，並不顯眼。但可能是他們能掏出來的最好的東西，也是他們能掏出來的全部了。記得這些人。不要辜負他們。”類似的故事有很多很多，發生在醫生、司機、普通志願者等等的身上。作為歷史工作者我們今天沒有理由不記錄、稱讚他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説：“不是偉人的才智，而是每一個真實地生活過了的小人物的故事，結合起來才構成了歷史的本來面目。應當讓這些常常被忽略的小人物來敍述他們的經歷，敍述他們在時代洪流中的拼搏，敍述他們對那些偉大思想和偉大人物的看法。”

黑格爾的名言充滿了宿命論的悲觀，儘管如此，我們現在還是要多寫些個人記錄，不厭其煩地、一遍又一遍地向我們的孩子講述歷史上經歷過的那些黑暗和無助以及我們自己正在經歷的歷史。在號稱科學昌明的時代，希望他們記住祖輩、父輩的教訓，不要再經歷類似的黑夜。有句俄羅斯言語説“誰記得太多，誰就感到沉重”，可是我們連記得多都談不上，何談沉重？

作者：呂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