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拔獅子型幹部的城市，為什麼沒有獅子_風聞

湖北省爆發新型冠狀病毒以來，看到每天令人揪心的新增病例，除了讓人心痛之外，也給學界提供一個嚴峻的課題，就是這一公共衞生危機是如何一步一步演變，這其中有多少機制因素，多少個人因素，現在很多人都把指責目標指向了武漢市當局，認為武漢市政府的治理能力不足導致了這次公共治理危機。

不知大家是否記得，2017年，武漢市提出要選拔一批“獅子型幹部”，根據媒體報道，武漢市以“忠誠乾淨、思想解放、思路開闊、敢打敢拼、敢於擔當”為標準，選拔了300多名“獅子型”幹部人選，其中122人被提拔重用到一線崗位，尤其是招商引資、招才引智、作風巡察等全市中心工作和“急難險重”崗位。2018年，全國熱火朝天“搶人大戰”，也是從武漢市力爭把武漢在校大學生留在武漢，在全國率先成立“招才局”引爆的。武漢市自己都在選拔敢打敢拼敢闖的“獅子型”幹部，在全國開搶人大戰之先河，所以我們説武漢市市一個保守型政府，甚至是一個不能擔當的“弱政府”，治理能力不足，肯定説不過去。

這次在疫情事情的處理中，所有的行政行為，是一種非常時期的施政行為，我們可以稱之為“風險型”行政行為，這種行政決策的約束條件會更多更復雜，也就是這一行政行為一是時間緊急，二是萬一失敗就有可能承擔非常嚴重的後果，更重要的三是沒有先例可循。所以這種行為，就會讓施政這非常謹慎，傾向於採取保守的策略，採取層層上報的措施或者“內緊外鬆”的施政行為。在現在我們指責武漢市一級應急響應比浙江等省反而晚的指責中，我們是否考慮浙江等省，因為本身感染者少，是處在一種“旁觀者清”的情景下做出的行政決策，而湖北省則處在疫情的中心，需要考慮的制約因素的更多的艱難困境。

這種特殊情況的“風險型”施政行為，需要考慮比如穩定等更多制約因素，所以更需要施政者的擔當、勇氣和能力。武漢市的領導能夠做到這麼高的位置，也必定是有較高的領導能力和施政水平的，對正常時期的施政行為，能夠遊刃有餘的處理，是“將才”。但這種非常時期，需要的更多是“帥才”，甚至是諸葛亮和王猛之類能夠力挽狂瀾的“奇才”。再回到疫情事件本身，武漢市政府雖然在疫情初期就層層上報，這都是正常時期的處理流程，但武漢市還是缺乏必要的警覺，如果武漢市或湖北省有足夠的警覺（或者説被專家誤導），我相信武漢市或者湖北省領導可以跳出傳統行政流程，向中央力陳疫情的嚴重，這一定會引起中央重視的，而不是要通過層層台階，這本身就是一種應急體制，這也是我們的制度優勢。

我們都知道有有一種説法，叫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央的很多政策，在地方政府往往會被地方政府選擇性執行，或者被地方政府的策略性行為所抵消。回到疫情本身，即使武漢市説自己無權公佈， 但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角度來看 ，即使中央沒有授權公佈疫情，武漢市也完全可以採取“內緊外緊”的措施來避免事態進一步的惡化的。但悲劇的是，我們看到恰恰是相反的一番如“萬人宴”一樣的“騷操作”。

總之，我們認為這次疫情之所以造成如今這個局面，是疫情傳播出乎人意料、專家的誤判和武漢市施政者三者共同造成的悲劇。一是疫情初期誰沒有會想到疫情如此猛烈，傳播如何之快，甚至有無症狀傳播者，比非典都要厲害，從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可以説是百年一遇，不亞於歷史上一些駭人的全球流行病。二是一些專家沒有及時給出人傳人的結論。三是武漢市當局主管和客觀上一些不當施政行為造成成了共同的悲劇。我的結論是當前的悲劇，有一定偶然性 ，比如前兩條原因，是誰也意料不到的。但這種偶然性行為，如果遇到“帥才型”領導，也能被扼殺在萌芽之中。但所幸的是，我們有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的英明領導，有我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優勢，在中央“帥才型”和“奇才型”領導的領導下，我們的制度優勢立刻體現出來，做出“武漢封城”這沒有先例可循的“風險型”決定之後，廣大黨員幹部立刻衝鋒在一線，讓黨旗高高飄揚的疫情防控一線，我們一定能打贏疫情攻堅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