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良高：考古發現所見楚文化在東南和西北方向的進退_風聞

一、歷史背景與問題緣起

有周一代，楚人與楚文化的主要對手和爭霸對象是中原文化及其政權｡西周時期，楚人與周王室發生過激烈的衝突，如周初的昭王南征荊楚｡東周時期，早期的晉國和後來的三晉都是楚人的主要對外爭鬥對象｡雖然楚文化主要受到中原地區周文化的影響，楚人也把主要的努力方向放在北方的中原地區，但影響楚國成敗和楚文化未來的重要因素卻是來自它與西北和東南兩個方向的相關勢力與文化的關係｡因此，我們不僅應該重點關注楚文化與中原文化的關係，而且應該關注楚文化在西北與東南兩個方向的進退與影響力｡

楚人雖不斷北上爭霸中原，也向西發展，滅庸逐巴，但楚人不斷取得的成功卻是在東方和南方｡經過長期的擴張、發展，長江與淮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區成為楚文化的分佈區｡春秋之時，“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已顯示楚國早期的東進戰略｡此後，楚人不斷在東方滅國拓疆｡戰國之時，楚國在與西北的秦國鬥爭中常常落敗，但在東方的發展卻很成功｡楚國也常常聯合西北的秦國來共同對付東方的齊國，鞏固自己在東南方向的擴張成果｡楚國都城東遷後，更專心經營東部｡考烈王在位時，以春申君為相，致力於東部的發展，楚國國力有所恢復，並在公元前256年滅魯｡

從文獻記載看，總的來説，楚人在西北方向先攻後守，進展不大，終滅於秦;而在東南方向卻基本取攻勢，並獲得巨大成功｡

據文獻記載，楚國兩次遷都城陽城也與同其國東南、西北方向政治勢力的鬥爭密切相關｡

第一次，公元前506年前後，楚國與東南方的吳國交戰，吳國軍隊攻破楚都郢，楚昭王逃亡，楚國第一次將國都臨時遷於城陽｡最終，西北的秦國派兵“五百乘”，前來援助楚國，使楚國免去亡國之禍。

第二次，公元前278年，秦國大將白起攻破楚都郢，並佔領湖北一帶大部分楚地，形勢危急｡無奈之下，頃襄王不得不把楚國的統治中心第二次遷到城陽，以作為自己的臨時都城｡頃襄王以城陽城為基地，開啓了後來楚國遷都淮陽，立足東南，繼續苟延幾十年的新局面｡

二、考古所見秦地的楚文化及其特點

與文獻記載相呼應的，在考古發現的古代物質文化遺存中也展現出楚文化在西北方向居守勢和在東南方向居攻勢的現象｡

首先，從秦楚疆界地區的文化遺存變化替代現象來看，處於秦楚交界處的丹鳳楚墓、陝南楚墓顯示了楚文化遺存在西北方向的進退與最終消失的變化過程｡其中，以陝西丹鳳商邑為代表的秦文化遺存取代楚文化遺存典型地反映了秦文化與楚文化在這一帶的一進一退｡楊亞長通過分析丹鳳地區的楚文化風格墓葬、遺存與秦文化風格墓葬、遺存的替代現象，指出:“從考古資料來看，約自春秋中期至戰國中期，丹江上游所發現的考古遺存為楚文化遺存;但是到了戰國晚期，該地區的考古遺存則為典型的秦文化遺存｡如在丹鳳古城楚墓地的西側，就曾發現有戰國晚期時修築的古城;而在古城旁邊的居住遺址中，所發現的戰國晚期遺存均為典型的秦文化遺存｡該遺址還出土有‘商’字瓦文，説明這裏應當就是秦國的商邑｡在山陽鵑嶺東周墓地，戰國早期和中期墓葬均屬楚系，而戰國晚期墓葬則為典型的秦墓｡此外，在商州區(原商縣)甘河口村和山陽縣喬村等地點，近年來亦有戰國晚期至秦代的典型秦墓被發現｡這些考古遺存清楚地表明，到了戰國晚期，丹江上游地區的楚文化已經被秦文化所完全取代｡”

從處於秦文化中心區的關中秦墓出土遺物來看，我們也可以發現，楚文化因素在秦文化中極為少見，反映出楚文化在秦人眼中地位不彰，楚文化對秦文化的影響極為有限｡

為了以考古發現來説明這一問題，我們首先從考古學常見的遺物—陶器來看看秦文化和楚文化各自獨具特徵，互不相同的陶器器類、器形及其組合｡

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期秦文化有自己獨特的陶器羣組合，包括日用陶器和仿銅陶禮器兩大類｡其中，仿銅陶禮器春秋至戰國早期多見於中型以上貴族墓葬中，到戰國中後期，仿銅陶禮器則在大、中、小型墓葬中均可見到｡

從日用陶器組合來看，從春秋時期到戰國早期，秦文化基本相同，均以鬲、豆、盆(盂)、罐為常見組合，春秋晚期和戰國早期出現囷｡戰國中期，日用器以鬲、盂、罐為組合，新出現了小口圓肩罐，有些墓還出現釜｡戰國晚期直到秦代的日用陶器組合為釜、盂、罐，或並出繭形壺｡從日用陶器的器形變化來看，鬲體逐漸變扁，肩部越來越明顯，襠部由較高發展到低平襠;豆由深盤變淺盤，豆柄由粗矮向細高發展;罐的喇叭口由小變大，頸部越來越高｡

秦文化的仿銅陶禮器組合包括鼎、簋、方壺、甗、匜等，器表多施彩繪圖案｡戰國中期以後的陶禮器為鼎盒壺組合，包括附耳圓腹鼎、有蓋豆、鍾式圓壺，有些墓中還見蒜頭壺、繭形壺｡

楚文化陶器則以高柱足楚式鬲為代表，典型陶器組合為鬲、盆(盂)、罐、長頸壺、豆、甕等｡鬲最具特點，造型為高柱足，足窩淺，與當地傳統的罐形鼎和盆形鼎相似，被稱為鼎式鬲或楚式鬲｡盆為寬扁形，束頸，內凹底，素面或腹部飾繩紋｡豆分細柄豆和蓋豆，多飾暗紋｡

除了日用陶器外，楚墓還隨葬了大量的火候較低的泥質陶明器，其中大多數為仿銅禮器，少數為日用陶明器｡日用陶明器組合為鬲、盂、罐或鬲、盂、豆、罐｡仿銅陶禮器主要有兩種組合:一種為鼎、簠、缶、盤、匜、豆、鬥，主要流行於江陵地區;另一種為鼎、敦、壺、盤、匜、鬥(或加豆、盉、小口鼎、勺)，多見於鄂北地區｡戰國晚期，楚墓流行鼎、盆、鈁、盤、匜、勺陶禮器組合｡陶敦經歷了由橢圓形到球形，從蹄足變為鈕形足的過程｡

參照以上標準，通過全面梳理關中地區秦墓的形制與隨葬品，我們可以發現，在秦地秦文化墓葬隨葬品中，楚文化因素極少見｡迄今為止，僅在咸陽任家咀、灃西客省莊、華縣東陽、隴縣店子等幾個墓地的極少數墓葬中見到個別楚文化因素的器物｡

任家咀秦墓共發掘秦墓242座，時代從春秋中期至統一秦前後｡出土楚文化特徵的文物有陶鬲、陶鼎、銅戈、銅劍等屈指可數的幾件｡其中，陶鬲M42:1，斂口，方唇，束頸，三柱足，口徑17.1、高16.7釐米｡陶鼎M196:9、M96:4、M211:4，高足、外撇，高耳，蹄足，肩附兩立耳，耳上有長方形孔｡銅劍首M80:8、M76:1，莖為圓柱形，劍身扁平，兩面有脊，柱上有纏繞的絲麻痕，與楚地常見的劍相似｡

在灃西客省莊東周秦代遺址中存在一種甕棺葬，由兩件陶鬲口對口套在一起構成甕棺｡所用陶鬲一般都是東周時期典型的秦文化陶鬲，但陶鬲K65為柱足，形制特殊，具有楚式鬲風格｡

華縣東陽墓地共發掘秦文化墓葬39座｡墓地出土的3件仿銅附耳球腹陶鼎(M62:1、M62:2、M62:4)具有楚式鼎的風格｡另外2件兵器可視為楚文化因素，其中，戈鐓M34:2與當陽趙家湖和長沙楚墓的相關戈鐓形制相似，銅劍M17:1與當陽趙家湖楚墓AⅡb式銅劍相似｡西安北郊秦墓出土羽狀紋襯地四山紋銅鏡和雲雷紋襯地的花葉紋銅鏡各1件，咸陽塔兒坡秦墓出土的捲雲紋、羽狀紋銅鏡各1件(M28031:1和M43173:3)，它們與湖南、湖北、安徽等地楚墓中出土的銅鏡相似｡風翔西道溝出土一件銅缶(M26:11)，與楚地的浴缶相似｡另外，西安南郊潘家莊M159出土一枚“郢冉”金幣，1972年咸陽渭城區路家坡發現形制基本完好的陳爰金版8枚｡

從這些楚文化風格遺物的出土背景來看，它們都不是獨立成組地出現的，而是零星地、偶然地與典型秦文化風格器物共存於同一座墓葬中，看不出其受到特別重視，佔有重要地位的跡象｡如任家咀M42的柱足鬲與典型的秦文化陶器盂和喇叭口罐同出(圖一);華縣東陽M62的仿銅附耳球腹陶鼎也與典型的秦文化陶器盂和喇叭口罐同出，與銅劍M17:1同出的墓內隨葬品是典型的秦文化陶器壺、鼎、喇叭口罐、簋、豆、盆、甗、囷等｡迄今為止，在秦國範圍內尚未發現典型楚文化風格墓葬及與之相伴的成組楚文化風格遺物出土｡

以上這些現象反映出楚文化在西北的守勢和對秦文化影響力的弱勢地位｡

不過，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我們也應看到楚秦文化互動關係的另一面｡東周時期的楚國雖然在與秦國的爭鬥中失敗，但經過秦末的爭戰，建立漢王朝的統治集團來自楚文化區，因此漢代文化具有濃厚的楚文化因素｡“豐富燦爛的楚文化對統一的漢文化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楚人的思想意識、道德觀念、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對漢代的精神文明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兩漢時期，長江流域區域信仰文化通過來自於長江流域的統治階層將自身的諸多文化因素帶入中國文化大傳統中，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兩漢文化中出現了一系列關於神仙世界、天上地下、羽化昇仙、東王公、西王母、巫蠱之術等等的宗教信仰和思想觀念，它們成為墓室壁畫、畫像磚、銅鏡紋飾等的主題｡漢代文化中的這些因素與中原地區傳統的禮樂文化差別很大，而與以楚文化為代表的長江流域文化關係更為密切，似一脈相承｡”以楚文化為根基的長江流域文化在某種意義上最終戰勝了秦文化，東周時期多元文化的融合產生了輝煌的漢文化｡

三、考古所見吳越地區的楚文化及其特點

與西北方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楚文化在東南方向表現出明顯的攻勢和強勢的文化傳播地位｡關於楚文化在東南的發展，許多學者都有關注｡我們試以吳越文化特徵墓葬與楚文化特徵墓葬在吳越地區的盛衰消亡和替代現象來一窺楚文化是如何向東南地區擴張並最終取代傳統吳越文化的｡

首先，我們來看看吳越墓葬和楚文化墓葬各自都有什麼特點，彼此之間有何區別｡

兩週時期，傳統吳越文化的葬俗特徵包括墓葬建於平地或山坡山頂之上，盛行平地掩埋、堆土成墩的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一墩一墓或一墩多墓，葬具流行獨木棺和木頭搭建的人字形槨，主要隨葬原始瓷器、印紋硬陶器以及具有自身風格的銅器，大型墓葬中的禮樂器多為原始瓷質，少見青銅禮器｡

楚文化墓葬的基本特徵則為土坑豎穴墓，埋葬於地面之下，以棺槨為葬具，大墓棺槨之間由隔板分成多室｡棺槨周圍往往填以青膏泥｡隨葬品既有青銅禮樂器，也有陶禮器和日用陶器，基本不見原始瓷器和印紋硬陶器｡大中型墓葬中常常隨葬鎮墓獸、人俑、大量漆器、遣策，等等｡隨葬陶器組合有鬲、盂、罐，仿銅陶禮器有鼎、盞、簠、蓋豆、豆、敦、盒、壺、缶、盤、匜、小口鼎、盉(鐎壺)等，其中以鼎、敦、壺、盤、匜為基本組合｡

在傳統的吳越文化區內，即楚的東南方，西周至戰國前期，流行的都是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這類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在寧鎮地區、環太湖地區、寧紹平原、浙南閩北、皖南等地區廣泛存在，甚至出現於蘇北的連雲港一帶，是標誌性的吳越文化特徵｡但進入戰國後期，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卻消失了，被楚文化風格的豎穴土坑墓所代替，楚式棺槨代替獨木棺，此前以原始瓷和印紋硬陶為主的隨葬品也被楚文化風格的陶器、仿銅陶禮器、人俑、漆木器等所取代｡

據考古發現，迄今在東南一帶已發現“楚式墓”30餘座，散見於安徽宣城，江蘇無錫、武進、蘇州、吳縣(今蘇州市吳中區，下同)、南京、江寧，上海嘉定、青浦，浙江安吉、紹興、餘姚、寧波等地｡典型墓葬有蘇州木瀆考古所見戰國遺存、上海福泉山M88、上海青浦重固戰國墓、上海嘉定外岡古墓、蘇州真山四號墩諸墓、蘇州善山M7、無錫施墩M5、安吉五福楚墓、安吉壟壩楚墓、江蘇武進孟河戰國墓、江蘇吳縣何山東周墓、紹興鳳凰山木槨墓、浙江安吉上馬山楚墓等等｡這些墓葬中隨葬品的陶器組合主要為鼎、豆、盒、壺，另加杯、鈁、勺等，另外陶俑也較為常見｡

典型例證:蘇州木瀆古城西北約3千米的善山墓地M7，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長3.26、寬1.7、深0.86米｡墓內有棺，隨葬陶器8件，包括鼎、豆、盒、鈁、罐、勺、杯與俑頭等｡從器物特徵看，該墓屬典型的戰國晚期楚墓｡

江蘇無錫施墩五號墓，為一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出土器物包括黑胎陶鼎2、黑陶簋(盒)1、陶紡2、黑陶杯2、陶缽(勺)2、陶碟(鬥)2、陶俑2件等(圖二)｡

上海青浦縣(今青浦區)福泉山M1出土泥質灰陶鼎2、盒2、壺2、豆2件，泥質紅陶罐1件，玉璧2件;M4出土泥質紅陶鼎1、盒1、鈁1、勺2、俑頭2、俑手4件，泥質灰陶豆1、壺1件｡發掘者參照高至喜有關湖南楚墓的研究，推斷這些墓葬的年代屬於戰國晚期，文化特徵屬楚文化體系｡

紹興鳳凰山M3，墓室為豎穴土坑木槨墓，木槨四周充填白膏泥，完全為楚式墓特徵｡隨葬的泥質黑陶器和原始青瓷器各半，另有15件印紋硬陶，其中的泥質黑陶器是楚式的，原始青瓷和印紋硬陶器是越式的｡對於這些越文化風格的原始瓷和印紋硬陶器，有學者根據墓中出土玉矛上的“越王不光”銘文，推測越式原始瓷和印紋硬陶和這柄玉矛一樣，是墓主戰勝越國後獲得的戰利品｡不過，也有學者認為這種楚、越兩種文化因素同處於一座墓葬的現象是“越文化與楚文化融合體”的表現｡

1992—1994年，在蘇州真山墓地搶救發掘一批東周墓葬，其中有3座被認為是“戰國晚期”的墓葬，編號為D1M1、D2M1和D3M1｡D1M1為帶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墓道靠近墓室口處兩側豎立有銅戈，雖被盜擾，仍出土了包括4件鼎在內的26件銅器｡此外，還有陶質郢爰冥幣2塊和1件玉璧等遺物｡尤其是“上相邦璽”銅印的出土，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或認為銅印與楚相黃歇有關，從而推斷該墓可能為春申君之墓｡D2M1形制與D1M1接近，但規模略小，出土遺物16件，包括泥質紅陶鼎2、盒2、鈁2、杯2、勺4、俑頭1件，泥質灰陶雙耳罐1件，銅鏡1件｡D3M1為豎穴木槨墓，無墓道，出土遺物15件，包括泥質灰陶鼎4、敦(盒)2、俑頭1件，釉陶壺2、瓿2、薰1件，鐵劍1件，玉扳指和玉印各1件｡發掘者推斷D2M1和D3M1的年代均為戰國晚期，墓主分別為春申君的夫人和兒子。

1973年12月江蘇無錫前洲出土一批青銅器，其中1件銅鑑和2件銅豆上均有銘文｡李零、劉雨考證認為“(銅器)大約是作於公元前306—223年的八十四年間，而且比較大的可能是在這一段時間的靠後，即在楚徙都壽春後的十八年間｡”“是一位楚王子所作”｡李學勤進一步推斷這組青銅器“應為一座墓葬的隨葬品，器主是擲陵君王子申”，“可能是楚幽王之子，也可能是其弟”，“王子申之封，只能是黃歇被李園刺殺之後，即公元前237年之後”｡另有器主為“春申君”或“王子負芻”等不同的看法｡

總之，所有這些吳越地區楚式墓的墓室形制、棺槨結構都顯示出典型楚文化的特徵，隨葬器物及其組合，無論是銅器、玉器，還是陶器，都和其他地區楚墓的器物基本一樣，展現出楚文化在東南強勢傳播的歷史現象｡從時間上看，這種典型楚式墓出現並廣泛分佈於吳越地區的時間與文獻記載的戰國中期“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強，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的記載相呼應｡

針對典型楚式墓廣泛出現這一現象，有學者推斷:“當楚人滅了越國、驅逐了越人以後，在吳越地區楚文化不是繼承越文化，而是覆蓋了越文化｡雖然春秋戰國時期在吳越地區吳文化、越文化、楚文化是前後相繼的，就像是三疊層一樣，然而它們的關係基本上是一種替代與覆蓋，所以我們不能把戰國時期吳越地區的越文化和楚文化也稱作‘吳文化’或‘大吳文化’｡”雖然這一論斷有些絕對，但戰國中期以後，楚文化在東南地區強勢傳播，楚文化短期內代替傳統吳越文化的現象確實明顯，楚文化認同取代傳統吳越文化成為東南地區的主流文化認同｡也正因為這種對楚文化認同的形成，項氏幾代雖本為楚國傳統貴族，卻以江東，即原來的吳越文化區為自己的老家、根據地，最終率領原為吳越之地的江東子弟北上滅秦，實現“楚雖三户，亡秦必楚”的豪言壯志｡

所有這些現象都顯示楚文化在東南方向融合、取代當地吳越文化傳統而獲得的成功｡這種有效促進不同文化融合的經驗對於今天的社會仍然具有借鑑價值，值得我們總結和重視｡

四、結語

通過以上對楚文化在西北方向秦文化區和東南方向傳統的吳越文化區傳播狀況的比較研究，我們可以看出，楚文化在西北方向的秦文化區呈現明顯的弱勢、守勢地位，在東南方向的吳越文化區呈現明顯的攻勢、主導地位，兩者對比鮮明｡這一現象與文獻中戰國中晚期楚國勢力東進西退的歷史記載相符｡這一比較研究也使我們對物質文化傳播與政治背景的關係有了更深切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