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永淼觀點| 應對疫情堅決反對“一刀切”，建議實行分級防控管理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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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2月12日，經濟日報新聞客户端發表了廈門大學王亞南經濟研究院和經濟學院院長洪永淼教授和張興祥教授的聯合署名文章。文章指出，2020年新年伊始，一場源自武漢、由新冠肺炎病毒引發的疫情迅速蔓延整個中國。隨着時間的推移，疫情對中國經濟的衝擊已逐步顯現出來。一個基本判斷是，2020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將呈較大幅度下滑，後續影響有多大，取決於疫情的持續時間以及我們的應對方式。

廈門大學經濟學科教授 洪永淼 張興祥

廈門大學經濟學科《商道》編輯部

01

新冠肺炎疫情給中國經濟帶來的衝擊

毫無疑問，新冠肺炎疫情是2020年中國經濟很大的一隻“黑天鵝”。但是，中國政府反應迅速，充分發揮制度優勢，在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下，全國一盤棋，調動全國力量馳援湖北特別是武漢，包括省市之間對口支援方式，並實施一系列極其嚴格的防控措施。比較樂觀的估計，新冠肺炎疫情從現在起有望在1個月左右得到較大緩解，兩個月左右得到有效控制。到2020年第一季度結束時，疫情將進入收尾階段，各方面基本上恢復正常。

新冠肺炎疫情之所以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沖擊，是因為疫情爆發的時間節點剛好臨近春節，這向來是中國消費最旺盛、最集中的時間段。疫情既對中國經濟的需求側產生衝擊，也對供給側產生衝擊。首當其衝的是旅遊、零售、餐飲、住宿、影視、娛樂、交通、物流等服務業以及股市、債市等金融市場，遭受全方位的衝擊，因此成為損失最大的行業。對服務業的衝擊是對需求側的衝擊，其影響將是短期的。只要國內潛在有效的消費需求還在，疫情過後將會重新釋放出來，甚至出現強勁反彈。緊隨其後的是製造業，這是對供給側的衝擊。武漢乃至湖北是中國重要的工業基地，也是全球有影響力的創業創新中心之一，武漢“封城”以及疫情的嚴重性，直接影響製造業復工復產時間。

另外，疫情爆發後，全國各省市相繼採取嚴防死守的措施，人員流動受到了嚴格限制，工廠開工成了大問題。眾所周知，中國已成為最重要的“世界工廠”，中國製造深深嵌入全球產業鏈中，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衝擊這一鏈條。製造業企業要有時不我待的危機感，在做好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時，儘快組織生產，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外貿出口企業也同等重要，它關係到世界生產和全球供應鏈。一旦受疫情影響出口延緩時間過長，我們的貿易伙伴就有可能會想方設法將供應鏈轉移到其他國家。之前由於用工成本上升和中美貿易摩擦，許多外資已不斷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進一步促使它們加快尋找替代途徑，實現多元化投資和供應，這對中國的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將極為不利。

以汽車製造為例，由於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國零部件製造商無法及時復產供貨，已導致國外許多車企處於停工或半停工狀態，如韓國現代汽車宣佈從2月10日將全部暫停生產，豐田汽車在中國的所有工廠持續停工至2月16日，菲亞特克萊斯勒在歐洲的一家工廠也將面臨停產。一旦外企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出去，再轉回來難度就大了。因此，對供給側的短期衝擊有可能會轉化為長期效應，對此需要認真應對，及時施策，打贏中國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保衞戰”。

新冠肺炎病毒對中國經濟的另一個嚴重衝擊體現在對廣大中小企業的影響。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抗風險能力本來就較弱，很容易受到這次疫情的嚴重衝擊。如果疫情持續到第一個季度才結束，那麼有多少中小企業能扛過這3個月呢？假如各級政府不迅速出手幫扶，中小企業很可能會迎來一波倒閉潮。由於廣大中小企業是就業的主要載體，這個倒閉潮會帶來很大的就業衝擊，甚至危及社會穩定。

我們的基本判斷是，2020年第一個季度中國經濟同比將呈較大幅度下挫，對世界經濟也會形成明顯衝擊。但是，這種衝擊對中國與世界經濟來説只是一種短期影響，如同2001年美國的“911事件”以及2003年中國爆發的“非典”一樣。雖然對供應鏈和中小企業的影響有可能轉變為長期性的，但只要我們應對及時、得當，出現供應鏈轉移和中小企業倒閉潮的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

02

當前疫情防控迫切需要解決“四流”問題

新冠肺炎來勢洶洶，其傳播性明顯強於“非典”，這是因為現在中國的高鐵、公路、航空等交通網絡相對於17年前的“非典”時更為發達，有了更多的傳播途徑和更快的傳播速度，人流量也是當時的6倍。但新冠肺炎的致死率遠遠低於“非典”，這從湖北之外各個省區的病死率就可以做出判斷。武漢和湖北其他地市之所以比較高，並不是因為這個病毒本身具有高致死率，而是地方政府初期的應對出了問題，特別是“封城”後相應的配套措施沒有及時跟上，醫療資源處於嚴重短缺狀態。很多感染者因此未能及時得到收治，導致繼發性疫情蔓延，隨後便迎來第一、二代患者集中爆發，出現了大量的重症者。因此，對於新冠肺炎，既不能輕視，也不要誇大其風險，從而導致非理性防控，所謂“過猶不及”。

現在31省區均啓動一級響應，如果實行無差別的防控，勢必消耗大量資源。有些省份才出現1例確診也啓動一級響應，其必要性值得推敲。為了迅速控制疫情，對疫情比較嚴峻的地區實行嚴厲的防控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有效防止疫情進一步蔓延。但是，防控不是工作的全部，忽視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問題的重要性，將給疫情過後的恢復留下很多後遺症。現在一些地方為了防控疫情，在具體措施上不考慮本地實際，採取簡單化的“一刀切”做法。如一些地方疫情其實並不嚴重，也對交通、郵電、銀行、娛樂、餐飲等採取嚴厲管制、停止或關閉措施，有的竟發展為連到鄰近有確診病例出現的地方經營、銷售或採購生活必需品也明令禁止，這明顯屬於反應過度了。這樣做或許可以確保萬無一失，但下猛藥，各行各業都受到影響，恐傷及國民經濟機體和元氣。如果經濟引擎熄火，鏈條斷了，就可能引發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對經濟的創傷難以預料。更何況，採取過激措施，客觀上會加劇民眾的恐慌，不利於社會安全穩定。

基於資源優化配置的考慮，應分輕重緩急，以確保防控物資優先供應重點地區。比如，可以按疫情是否嚴重分為重、中、輕三級，並採取相應的防控方式，對各省區實行分級防控管理。同一個城市或鄉鎮，也可以劃分重點場所與非重點場所進行分級防控管理。應鼓勵各級政府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前提下，儘量減少防控成本，減少對經濟、社會和民生的衝擊，堅決反對不問青紅皂白的“一刀切”。

當前，最迫切需要解決幾個流動性問題：資金流、人流、物流和信息流。

資金流就是加大信貸融資支持力度。就全國金融市場而言，加大“逆週期”調節力度，提高整個金融市場的流動性，並考慮擇機降準降率。各級政府要為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提供各種投融資支持，出台減税、降費、用工等政策，切實幫助中小企業渡過難關。從中央到地方，當務之急是儘快出台一些管用的措施。比如，鑑於大部分小微企業無法從銀行貸到款，建議由各地政府主導成立多方（如政府、銀行、擔保機構）參與、市場化運作的中小企業穩定生產就業抗疫基金，分擔化解一部分風險。

人流就是人員流動。目前人員流動受到嚴厲限制，應對人員採取有針對性的分類管理方法，如按正常、親密接觸、發熱、疑似、確診（還可分為輕症、重症和危重症）進行分類管理。分類管理是一種精準防控，同樣可以達到防控目的，不僅可以減少各種資源的浪費，降低防控成本，而且有助於疫情輕微或不嚴重的地區儘快復工復產。現在特別要鼓勵、幫助出口企業儘早儘快復工復產，以滿足國外供貨需求，保護我們的海外市場，鞏固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鼓勵創新工作模式、生產模式和商業模式，比如居家辦公、遠程辦公，將智能機器人大量應用於製造車間，在城鄉結合部和廣大農村地區發展網上商業模式，這些有可能成為今後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

物流就是貨暢其流。現在很多地方設立關卡檢查，妨礙了貨暢其流，省與省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被人為地隔斷開來，每座城市，每個小區，每個村，都變成了“孤島”。這顯然不利於貨物流通，最終會影響到生產、內貿、外貿等。

最後是信息流，所謂信息流，就是加強信息披露，做到信息公開、透明、及時。除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發佈權威防疫信息外，建議各省區特別是武漢與湖北其他地市的定點醫院及時發佈有關疫情和治療情況的信息，以緩解、消除民眾的恐慌心理，穩定公眾心理和社會預期，這也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舉措。

1月31日，世界衞生組織（WHO）把中國新冠肺炎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的公共衞生事件”。雖然WHO不鼓勵甚至反對實行旅遊與人員流動限制，但其負面影響已顯示出來。一些西方國家已對中國採取不必要的人員流動限制，停止與中國主要城市互飛的很多航班。要打破這種限制，當務之急必須儘快恢復對外通航，保持中國與境外的接觸和人員交流。這需要信息溝通，也需要策略。比如，可以指定境內一些疫情很輕的航空港，作為這一段特殊時期的對外航空通道，讓境內外人員能夠安全地自由進出，這樣可以保證對外商務交流活動不至於因疫情而受到太大影響。現在中國高鐵網絡非常發達，哪怕到烏魯木齊、西安、蘭州，都可以很便捷地轉至內地。對於那些同情和支持中國抗疫的國家和地區，則應投桃報李，率先對他們開放。

03

2020年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2020年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挑戰，就外部而言，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總需求被抑制，中國面臨巨量產能無法轉化為有效外部需求的現實難題；就內部而言，經濟增速持續下滑趨勢尚未得到根本扭轉，這是當前中國經濟面臨最大的挑戰。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造成一個意想不到的衝擊，其影響程度可能超過2003年“非典”對中國經濟的衝擊。

但是，新冠肺炎疫情並沒有改變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支撐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根本性因素沒有發生太大改變，比如中國儲蓄率仍是全球最高的，中國經濟向好的長期趨勢依然存在。在當前新一輪工業革命浪潮中，中國的突飛猛進更是有目共睹的。在某些領域如高鐵、核電、5G、電子商務、金融科技、大型裝備等，中國已成為全球領跑者。信息技術革命不僅顛覆了傳統的商業模式，也極大地促進中國生產技術的革新。另外，中國已轉變成為以內需為主的特大經濟體，與之前相比，任何外生衝擊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將變得越來越小。最後，中國的改革紅利依然存在，特別是制度紅利和市場化改革紅利還沒有完全釋放出來。這幾個方面有機結合在一起，就有可能使中國經濟破繭化蝶，面貌煥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