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的決策 與 領導的擔當原創_風聞

 西西弗評論J 西西弗評論 前天

這一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可能看起來有點像洗地文，請讀者耐心一點看完第二部分。

艱難的決策

1

在我們大學的《概率統計》一門課中有一章叫做假設檢驗。在假設檢驗中，有兩類錯誤，一個是α錯誤也稱第一類錯誤。就是假設為真但拒絕。通俗的説可以叫漏報錯誤，就是以為沒事，結果實際出事。第二個是β錯誤，也稱第二類錯誤。通俗的説叫誤報錯誤，就是以為有事，實際沒事。

這個概念可以引申到更廣泛的決策中。比如司法，讓有罪的犯人逃脱法網的概率可以説是α錯誤，把無辜的人判罪可以説是β錯誤。比如地震預報，實際地震了沒有預報就是α錯誤，預報了但實際沒地震就是β錯誤。決策的質量，是要同時考慮這兩類錯誤的。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往往只會考慮到一種錯誤。比如地震。在地震發生後，經常有民科發表言論，説他預測到了這次地震等等。但這種很扯淡。

舉個例子來説，我説，我家狗能預測地震，每次發生六級以上地震的前一天晚上，我家狗都會狂叫5分鐘…… 從來沒有地震前不叫的時候。大家覺得我的狗能預測地震嗎？答案是完全沒用。因為我的狗每天晚上都叫。雖然漏報率為0，但誤報率太大了，就沒有任何意義。民科的地震預報大多歸於此類。 

在樣本容量給定的情況下，是無法同時減少α錯誤和β錯誤的。比如在司法上，除非偵查能力提高，否則不能同時提高破案率，降低冤案率。如果違法必究，不放過一個壞人，就會更多的冤枉好人。如果嚴格疑罪從無，不冤枉一個好人，壞人逃脱懲罰的幾率就會變大。兩者不可得兼。不放過一個壞人，不冤枉一個好人，是口號不是現實。

2

在決策中，一個因素是α錯誤和β錯誤的概率，另一個因素是犯錯誤導致的損失。

以航班遇到天氣不好是否要起飛這個決策。α錯誤就是起飛了然後飛機失事。β錯誤就是航班取消，但實際起飛了也沒不會有事故。在航空公司和機長是非常謹慎的，只要有非常微小的危險，就寧可取消航班，也不強行飛。

為什麼？因為α錯誤，即航班失事的損失是巨大的，上百條人命+上億美元損失。而β錯誤航班取消只是耽誤旅客一天時間。這兩者完全不對等。

因此，α錯誤的幾率再低，就算只有萬分之一，機長也不會冒險。

另一些情況，比如一家鋼鐵廠碰到一個可能的故障要不要停產檢查，就不一樣了。漏報出事的損失有，但是有限，誤報，停產的成本也不低。雖然α錯誤可能幾率不小，比如5%，但鋼廠也可能就不停產，等待定期統一檢修了。

對地震預測來説，漏報的損失巨大，但誤報的損失也同樣巨大。比如預報某城市1個月內發生地震，難道讓整個城市停工停產，所有人都在室外搭防震棚呆一個月。誤報的損失會非常大。對地震預報，只有能做到臨震預報，就是提前一天預報，才有意義。

地震的中長期預報是有可能的，比如説某地三十年內有大震，但有什麼用呢？最多就是制定更嚴格的建築標準而已。不可能三十年都按要地震了去工作和生活。地震之前能找到很多徵兆，但有徵兆不一定會地震。誤報損失也很大。目前為止，唯一一次成功的臨震預報就是1975年海城地震。海城地震一般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在正確預測地震的基礎上，由官方組織撤離民眾，明顯降低損失的唯一成功案例。但隨後的唐山地震，就完全沒能預測到。唐山地震後的恐慌，和各種還要繼續地震的傳言，讓華北人民在防震棚裏面呆了幾個月，經濟損失巨大，但也沒震。

沒有完美的決策，有決策就會有失誤。

3

在大多數情況中，決策者獲得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決策都是在兩難之間的選擇。

以對復工的決策來説，如果全國人民再放兩週假，經濟會撐不住，企業倒閉一大片，物資供應都可能有問題。如果放開復工，又擔心疫情在其他城市爆發。從新聞中能看出來政府決策的艱難。抓經濟但疫情蔓延，或者抓控疫情但經濟危機，兩者的損失都非常巨大。也只能再兩難之間做出無比艱難的決策。

4

除了信息不完全，決策者決策時獲得的信息很多也是失真的。在層級架構中，頂層獲得的信息，往往在從下到上的傳遞過程中，被每級按自己的需求做修改，最終完全失真。

根據人民網2007年的一則報道：“今年（2007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70多歲的委員楊志福滿含熱淚向總理轉述了一則來自民間的順口溜：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GWY。GWY下文件，一層一層往下念，唸完文件進飯店，文件根本不兑現。” 本質上就反映了這種層級架構的信息失真。這個也不僅僅是中國，也不僅僅是政府。

筆者在管理諮詢公司工作過。大企業花成百上千萬請管理諮詢公司，一個目的就是能越過企業層級架構，收集基層的聲音，然後公正客觀的直接反映給最高管理層。

5

少時讀三國，最佩服謀士，袁紹不聽田豐沮授就失敗了。好像君主成功就是聽謀士的，失敗就是不聽謀士的。長大後覺得這些都是寫小説的不得志文人那種未逢明君心態下的怨言。

讀二戰史，戰後垂頭喪氣的德國將軍紛紛撰寫回憶錄，把戰敗的責任都推給希特勒的愚蠢指揮。比如對蘇戰爭中1941年秋天分散兵力去打烏克蘭，削弱了中央兵力，沒能打下莫斯科。1941年冬天下令死守，不撤退，損耗大量兵力等等。事後諸葛亮誰都會做，歷史也沒有假如。

希特勒之前，上一個入侵俄國的歐洲霸主拿破崙就是沒分散兵力，直搗並攻佔了莫斯科。同時形式不利時也不戀戰，馬上撤退。結果了，拿破崙1812年冬天戰敗，一年多以後1814年俄國軍隊打進了他的首都巴黎。希特勒1941年冬天佔領莫斯科失敗，三年多之後1945年蘇聯軍隊才進入他的首都柏林。希特勒至少多撐了兩年。按那些將軍的思路，也許德國輸得更快。

看歷史，往往覺得歷史人物經常做出愚蠢決策，有時不禁有種，要是我，能做的更好的想法。事後諸葛亮誰都會做，身處局中之時，想依據有限信息，看透未來一片迷霧絕非易事。

做為決策者，決策前你獲得的是大相徑庭的數十種不同的建議，從中間挑出一條最正確的，是最難之處。決策之難，遠遠難於提出建議。

領導的擔當

前半部分有點像洗地文吧。第二部分開始説説這次疫情的事情了

1.

對於這次疫情，我們假設省市兩級從疾控中心專家拿到了有限人傳人，確診病例不多，華南海鮮市場唯一傳染源等錯誤信息，將做如何防控疫情的決策。

決策是：是否發佈一級響應，向公眾發出警報，要求取消所有公眾場合的人員聚集。

這個決策的α錯誤是沒有發出警報但疫情爆發（就是真實情況），β錯誤是發出警報，但疫情沒爆發，誤報了。在當時政府獲得的信息，如果一級響應，全力以赴，肯定有誤報的風險。這個問題的關鍵是，α錯誤漏報將導致的損失是非常巨大的。今天的情形已經充分説明了這一點。

當然，發出警報也可能沒用，疫情還會發生，但多少能挽回一些吧，就是能挽回10%的人的生命，也是巨大的。而如果發生了β錯誤誤報，能有多大損失呢。公眾會有些恐慌，取消一些活動。除了影響一下春節前安寧祥和的氣氛外，經濟損失完全可控，最多面子不好看對帽子有點影響而已。

但為什麼不做呢？為什麼還搞大規模人員聚會呢？就算專家給的意見是疫情不嚴重，認真對待又有什麼損失呢？？對傳染病來説，難道不是寧可誤報，不能漏報嗎？

2 

對於決策中信息傳遞失真，共產黨早就有明確的解決辦法，其一曰：下基層；其二曰：調查研究。

毛主席在《反對本本主義》中寫道：“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 “凡擔負指導工作的人，從鄉政府主席到全國中央政府主席，從大隊長到總司令，從支部書記到總書記，一定都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因為二者是兩回事。”

總書記曾經講過：“當縣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當地市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鄉鎮；當省委書記，應該跑遍所有的縣市區” 到基層調研是黨的光榮傳統，是解決信息傳遞失真的好辦法。

多年前在描寫一名省委書記的報道中，我看到了這樣的描述：只帶一個秘書，一個警衞，輕車簡從，不預先通知行程，不走既定路線，到最基層調研。

就算衞健委專家組給了報告，這麼重大的事情，省市領導作了現場調研嗎？不在外地，就在武漢呀。辦公地點離收治醫院，也就十幾公里吧。

毛主席説過，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吧。

我想請問省市兩級領導們，在2020年1月1日-15日之間的半個月，你們去過收治醫院嗎？

你們和收治醫院的院長交流過嗎？

和呼吸科，重症科主任交流過嗎？

和一線醫生交流過嗎？

醫院離你們不遠的。如果都交流過，醫生的意見也充分表達過，最終還是根據衞健委的意見得到了不嚴重，不用太在意的結論。我無話可説。

如果這麼重大的事情，只是看了報告畫了個圈，寫了個閲….沒去一線，沒做調研，我覺得只能用某職兩個字形容了。

領導們是去了前線密集調研，還是忙着迎接春節，籌備兩會，我們不得而知。但是，相信後續調查，這個事情會有結果。

基層調研，瞭解第一手信息，是領導們職責的一部分。可以説沒有應對傳染病經驗，是判斷錯誤。

但如果基本的調研都沒做，就是沒做到應該做的事了。

讀者們有興趣，可以看看毛主席的《尋烏調查》看看當時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人是怎麼做調研的，做的多麼細緻。如果大家認為領導不應該去一線直接調研，可以看看毛主席是怎麼做調研的，總書記是怎麼做調研的。

對調研工作，毛主席説了三句話：“其一，一萬年都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其二，要破除迷信，專從書本里面出決策是危險的。其三，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沒有具體措施是不可能實現的，做領導工作的人要親自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

 我相信，如果這三句話某省某市的領導認真做了，絕對會少犯一些錯誤。

3

民眾是通情達理的。我們能理解信息不完全情況下，領導的決策不一定永遠正確。我們也知道領導沒有預測未來的水晶球，也沒指望1月1日就能做出武漢封城的決策。

我們也知道，可能去年12月病毒就擴散了，即使1月份做的事情都是對的，也不可能徹底擋住疫情的發生。但是，如果措施正確一點，1月初就按一級處理，停止人羣聚集，提醒警告醫務人員，我們肯定能比現在更好。

就算少死10%的人，甚至5%的人，都是比現在更好呀。我們知道傳染病爆發是天災，我們也沒指望有救世主能徹底消滅病毒。但毫無疑問，我相信如果當時做了充分調研，仔細評估了漏報和誤報的損失，是可以做出比現在更好的決策。

當領導的，需要有擔當，有在信息不完全的時候，承擔責任的勇氣和擔當。至於領導們是不是做了該做的事情，相信疫情後，會有一個説法。

4

今天，很多企業應該開始復工了。看到政府的復工政策，又看到了沒有擔當的領導們。

讓企業準備口罩消毒液隔離間，這些都是小事，但政府讓企業承擔防疫的法律責任，就無語了

某特大城市的復工政策，被形容為 “不主動、不拒絕、不負責”。

某城市某區讓企業負責人籤保證書，如果企業內出現感染案例，要追究企業和企業負責人的責任。説要罰款甚至更嚴重的追責。……

讓企業承擔不讓員工感染的責任，企業有這個能力嗎？

這個不就是不擔當，推卸責任嗎？

經濟和防疫兩手都要抓，是讓政府兩手都要抓，不是讓政府把責任推給企業的。

好像某地出了上萬個案例，某地負責人也還沒被追究責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