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盤某媒體報道武漢轉運病人全過程——疫情防控中的媒體角色_風聞

【文/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安永軍】

在疫情防控中，媒體是政府和民眾之間的公共溝通窗口，發揮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媒體的職責履行到位，才能夠使官方和民間形成合力，最終戰勝疫情。遺憾的是，疫情發展至今，媒體公共溝通的戰略角色並沒有清晰的定位。新聞報道“情懷有餘、分析不足”的短板，偏離了公共溝通的角色定位，成為疫情防控中的絆腳石。

2月9日，武漢市吹響了“應收盡收”攻堅戰的進攻號角。環球時報記者跟隨武昌區某街道的一輛轉運重症病人的公交車進行採訪。據記者報道，武昌區的工作人員在轉運過程中存在無人跟車協調、銜接無序的問題。

我們不妨按照報道線索，按時間順序覆盤一下事件：

晚10時30分左右，《環球時報》的記者到達採訪現場，跟隨轉運重症病人的公交車進行隨車採訪。

晚11時左右，“公交車在行進過程中，因為某路段道路狹窄、亂停亂放車輛較多，被堵在路中央，車內患者情緒變得焦躁，並將怒火發泄在司機身上。”而在記者和病人家屬指揮倒車的過程中，“負責組織轉運的街道-社區工作人員的車輛雖然跟在公交車後方，但未見有人過來協助”。

晚11時30分，公交車到達下一個接收點，“車上的患者再度情緒失控，有人表示他們已經跟着這輛車走走停停很長時間了，疲憊不堪。司機也十分憤怒，下車打電話給負責對接的工作人員抱怨，整個過程中沒有社區-街道工作人員前來協調和安撫病人情緒。”

晚11時50分，“已經無法忍受長時間等待的病人要求立馬將他們送往醫院，公交司機也繞開帶路的街道-社區工作人員，徑直將車開往武漢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

40分鐘後，公交車到達醫院，“但是司機並不知道具體要把病人送往哪裏，和誰對接，只能把車停在醫院內的停車場上，病人紛紛下車，不知所措。在環球時報-環球網記者的溝通詢問下，病人才弄明白應該前往新城院區發熱病人入院辦理處辦理入院手續。”

環球時報的報道，引起了輿論反彈。第二天（2月10日），中央赴湖北指導組約談武漢市武昌區區長餘松，指出的問題有二：一是武昌區把應收盡收的好事辦成了壞事；二是負責轉運危重和重症病人的黨員幹部沒有跟車，行為十分惡劣。提出了明確意見：一是區政府和街道要向這些患者挨個賠禮道歉；二是相關責任人根據黨紀政紀嚴肅問責，區長寫檢查。

從報道可見，輿論和中央指導組“震怒”的依據是建立在“負責轉運危重和重症病人的黨員幹部沒有跟車”這一“事實”判斷上的。不過，果真如此麼？環球時報其實透露了相反的信息。報道指出，事後街道的工作人員對記者做出瞭解釋，“當晚他們本想將司機帶往位於武昌區某地的另一個接收點，但司機並沒有聽從指揮而是直接帶着病人趕往醫院，他們本想逼停司機，但司機拒絕，他們在跟隨一段時間後不得不離開，因為另一個接收點的病人還在等着。他們同時表示，大量病人無法及時入住是因為負責接收的醫院入院手續太過繁瑣。”

工作人員的解釋表明：第一、轉運病人的公交車實際上是有跟車人員的，只是社區工作人員是開車跟車，開着另一輛車跟在後面。第二、公交車司機和跟車的街道工作人員是可以有聯繫渠道的，兩者之間可以打電話溝通。第三、大量病人無法及時入住並不是，至少不僅僅是無人對接，而是入院手續太過繁瑣。

細究細節可見，“無人跟車”這一事件完全是一個意外，並非街道和社區幹部有意為之。按照街道的安排，在11時50分時，公交車應該往下一個接收點接收病人，等到接收了病人之後再去醫院。但是，這時司機在車上患者的壓力之下直接開往了醫院。而分身乏術的街道工作人員在攔截無效的情況下，不得不自行前往下一個接收點。也就是説，因為司機自作主張將車直接開到醫院，才導致後半程無人跟車，以及司機到了醫院之後不知如何對接的問題。概言之，正是司機中途不聽指揮才打亂了街道工作人員的整體工作安排，導致了後續的工作無序。

如果仔細審視2月9日晚這一特殊時刻，這一意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市防疫指揮部下達的命令是，2月9日必須完成應收盡收任務，否則就要承擔責任。為了完成這一任務，我們調查的幾乎所有街道和社區工作人員都在加班加點做最後努力，很多基層幹部都是通宵達旦地連續工作36個小時未休息。以至於，2月10日我們想進一步調查前一天的戰果時，很多幹部都補覺去了。

其次，每個街道所能調動的接送車是極其有限的。在這種情況是，只能最大化的利用資源，每一趟儘可能多拉幾個接收點的病人。這就意味着，早上車的患者得多等待，這也是車上患者情緒失控的根源。反過來，如果按照車上患者的要求直接去醫院，那意味着後面接收點的患者得多等待。那麼，情緒失控的就不是車上患者，而是沒車可坐的患者了。

再次，基層的防護設備極其有限。報道中指出，司機的防護設備其實是不符合要求的。可想而知，街道和社區的幹部幾乎是沒有防護設備的。我們調查的情況是，他們大多數只有一個口罩，僅此而已。顯然，街道工作人員開車跟車，而不是上車跟車，顯然是出於安全隔離的考慮，並非不負責任的表現。

值得欣慰的是，根據環球時報的報道，“環球時報-環球網記者再次致電武昌區相關部門工作人員，詢問昨夜的重症病人是否全部完成了收治，他表示，能幫忙收治進去的都已經收治進去了。”換言之，未跟車的街道工作人員儘管面臨重重困難，還是完成了收治患者的任務。

環球時報的記者本是跟車報道，按理是比較瞭解基層防疫的複雜局面，以及基層幹部的艱辛付出的。遺憾的是，或許是當晚的事件過於戲劇化，現場氛圍太容易讓身臨其境者有代入感，使得報道的角度也有所偏頗。我們不知道當晚跟車報道的記者和司機以及車上患者是如何互動的。但是，在採訪的視頻中，我們看到了患者和司機存在着很重的怨氣，現場的記者也看到了，他們站在患者的立場上認為是街道工作不力。只是，如果從媒體公共溝通的角色而言，他們本應該發揮專長，向患者解釋清楚街道工作人員的難處，取得患者的理解，協調好政府和患者之間的關係。

在上述的新聞報道中，我們看到，記者具有很強的人文關懷，站在了隨車患者的立場上指責政府不作為。遺憾的是，我們只感受到了記者強烈的主觀情緒，卻沒有看到記者對此的理性分析。試問，記者是否瞭解街道工作人員所面臨的資源約束條件和緊迫的任務時間節點？是否瞭解街道為了儘快完成“應收盡收”的任務目標所制定的總體工作方案？是否瞭解街道工作人員為了實現既定工作方案付出了什麼樣的心血？如果記者能夠通過這個個案分析街道工作人員所面臨的亟需解決的一般性問題，並且就這些緊迫性的問題“鼓”與“呼”。那麼，整個工作方案的落實效率必然大大加速，更多的患者能夠得到及時的收治。

按照中央指導組的要求，武漢市應當將“人民羣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只是，人民羣眾是一個整體，少數的患者並不代表全部患者；個體的苦難只是集體苦難的一個組成部分，並不能代表集體的全部。保障人民羣眾的生命安全，就必須從全局出發，統籌協調，保護大多數人的生命安全，如此才能夠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環球時報是致力於解讀複雜中國為己任的優秀媒體，比絕大多數媒體都有格局。然而，在武漢疫情防控的報道中，也不免陷入了敍事困境。用個體化的、悲情化的敍事策略來反思整體，雖然能夠激發讀者的同理心，卻未必就是社會事實，也並不能解決問題。為了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亟需解決的是基層工作中所面臨的一般化問題，比如工作流程不合理、防護物資緊缺、車輛不足、基層人員壓力大等問題，這些問題有效解決了，才能夠轉化為大多數患者的切身福利。

在疫情面前，媒體亟需的是全局視野，亟需的是理性的分析精神，不應用少數患者的悲情敍事綁架疫情防疫工作。唯如此，媒體才能夠通過深入一線的調查採訪，及時發現工作中的一般性問題並及時報道出來。這一方面有利於政府工作的及時改進，另一方面有利於民眾對政府工作的理解。當政府和民眾形成合力，才有利於疫情防控的大局。這也是媒體工作中的“大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