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爆發重大疫情時，政府做得怎麼樣？_風聞
铁血军事-军事肥宅2020-02-12 11:41
作者：勞拉申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環行星球（ID：huanxingxingqiu）。
大規模突發的公共衞生事件是當今世界各國政府面臨的重大課題，挑戰着政府應急管理與反應機制。2015年，韓國爆發了罕見的中東呼吸綜合徵疫情，韓國政府從事件發生、應急管理到災後重建，經歷了一個變化發展的過程，帶來教訓與反思，也為韓國未來的應急防控提供了經驗。
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是與SARS、新型冠狀病毒十分相似的呼吸道傳染病，致死率高達35%，但傳染性更低。2012年始發於沙特，傳播速度一直比較穩定，基本集中在中東，至2013年6月，有全球患者60多例。
但2015年5月，MERS突然在韓國爆發，僅一國內部就在短短2個多月裏確診186例，死亡38例，1.7萬人隔離，前後持續7個月，引起極大恐慌，韓國也成為全球僅次沙特的第二大疫情國。
為何是韓國？
MERS在中東一直較穩定，卻在一個遠東國家急性突發，讓疫情變得十分弔詭。為什麼是韓國？這還要從韓國與中東關係説起，兩個貌似沒交集的地方，其實關係緊密。
▲ 韓劇裏不時出現以中東為背景的故事，2015年韓劇《未生》講述韓企在中東做貿易
韓國能源依賴進口，中東不僅承包韓國80%的原油和50%的天然氣，也是韓國對外投資目的地，韓企承包中東大量基建項目。
20世紀70年代起，中東是韓國人出國打工的熱門選擇，當地韓國人還自發組成基督教傳教士在中東傳教，“韓流”也在中東走紅，掀起韓語熱。阿拉伯語在韓國很熱門，2017年韓國學院學術測試中，70%考生選擇阿拉伯語作第二外語。
韓國2009-2018年對中東貿易額，2015年前十分活躍，2015年MERS後下跌。
▲ 圖: Korea Customs Service
韓國視中東為經濟助推器，就在MERS爆發前的2015年3月，韓國中小企業剛在中東簽下5,566萬美元貿易訂單，前途一片大好。可是， 密切的經貿與人員往來，也為MERS埋下隱患，一場瘟疫悄然到來。
發生了什麼？三階段
輸入期：2015年4月29日-5月3日，一位68歲韓國男性在中東國家巴林出差，5月4日回國，5月12日發燒，5月20日確診感染MERS，成為首例患者。
▲ 韓國MERS疫情分佈圖
圖: wiki
擴散期：最可怕的是由這位首例患者引發的擴散。該患者是“超級傳播者”，不僅感染了自己家人，更嚴重的是，他在5月12日發燒至20日確診的8天裏，連續在4家醫院轉院，並隱瞞中東旅行史，傳染了同醫院的其他病人及其家屬和醫生，5月28日，住在距離他10米遠的單獨病房的病人也被確診，5月29日共確診9例，均為首例患者傳染。
6月2日起，二代、三代感染者開始在醫院間蔓延，6月8日確診87人，至此韓國確診數量僅次沙特，成為全球第二大MERS疫情國。7月11日達到最高峯186例，全國2900多所學校停課。
▲ 韓國MERS傳染結構圖，呈“醫院間傳播”特點。
圖: Research Gate
輸出期：可弔詭的事還沒完，由於疏忽，在5月26日，某確診患者已被隔離的兒子居然逃出隔離區，出境來到中國，開啓了韓國MERS對外輸出期。此人連續去了中國3個城市，經香港、深圳到惠州，致使香港將戒備等級定為“嚴重”，隔離16人；廣東隔離67人，政府自費人民幣800萬治療該韓國患者。
有何失誤？
反應不及時，管理疏忽。起初韓國政府沒認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未建議羣眾配戴口罩，對飛沫與接觸傳播不重視；管理也存在重大漏洞，已被隔離的患者親屬仍能自由出國，這種疏忽導致疫情擴大。
▲ 疫情早期，像這樣聚集性去醫院探望病人、
不戴口罩的情形在韓國很多。
供圖: Park Kisoo
公共傳播失效。起初韓國政府並沒有認識到MERS“人傳人”的特點，對其認知仍然停留在“動物傳人”的階段，因此疫情早期存在許多低效宣傳，加速了病情擴散。
一些公共衞生信息對韓國並無針對性，不能對症下藥，例如號召民眾“不吃駱駝肉、不騎駱駝”。雖然MERS病毒的確源自駱駝，但在韓國這個沒什麼駱駝的國家，這種宣傳不能解決痛點，而戴口罩、培養良好衞生習慣等關鍵信息卻未能精準傳達。
▲ 韓國衞生部門發佈的防範MERS宣傳畫，
號召民眾不騎駱駝、不吃駱駝肉。
供圖: Park Kisoo
▲ 韓國民眾在網上調侃政府的無腦宣傳。
供圖: Park Kisoo
▲ 朴槿惠去抗擊MERS一線醫院慰問不戴口罩，
民眾認為這是不良示範，也是打官腔作秀的表現。
信息不透明。最引起公憤的，是政府拒絕公開收治MERS患者的醫院名單。政府認為病人收治信息僅限醫院內部分享，不必向大眾公佈。
但MERS傳染主要在醫院範圍內，出入醫院的病人、家屬和醫生都有感染風險，不知曉哪家醫院收治MERS病人，國民就不能保護自己、不能遠離病毒，公開醫院信息實際上關乎國民知情權。因為政府信息不透明，一時謠言四起，社會更加惶恐。
▲ 由於政府不公開醫院名單，韓國民間只能自發蒐集信息，MERSMAP就是民間自建的疫情信息分享網站。
圖：http://www.mersmap.com
為何失誤？水深
韓國政府之所以應對失誤，除了受不可抗力的影響，也有人為操作的不當。
▲ 韓國保健福祉部就防疫不力道歉
醫院私有化與財閥化。這解釋了MERS為何集中在醫院間傳播，以及政府為何不願公開醫院名單。
韓國本身是個醫療資源優質的國家，醫院數量充足，價格實惠。因為韓國醫療體系高度私有化，幾乎所有衞生服務都由私營醫院提供，私營機構有着88%的牀位、91%的專家和93%的門診服務。
商家眾多，各品牌競爭，使醫療整體費用不高，服務較好，民眾就診方便，甚至無需預約。如果對一家醫院不滿意，可自由選擇轉院，重新挑選服務。所以 首例MERS患者能連轉4家醫院，是韓國醫療制度給他提供的方便。醫院人員進出自由、轉院自由，造成MERS在醫院間不斷傳播。
▲ 三星醫療中心是韓國最好的私立醫院之一
圖:samsunghospital.com
醫療私有化雖有優點，但僅限太平時期， 一旦危機到來，醫院私有化的弊端就暴露了。在市場經濟中，品牌是各醫院的籌碼，如果收治MERS患者的醫院被公佈，民眾將拒絕來這些醫院看病，醫院怕砸了牌子丟了生意，所以不願公開身份。
另一方面，政府也擔心一旦公開醫院名單，將有更多醫院不予配合，出現拒收病人、瞞報數據的情況，疫情將更難控制。像收治患者最多的三星醫療中心有大財閥三星作靠山，是否招惹得起，也是使政府猶豫的。
▲ 政府迫於壓力公開涉事醫院名單。
圖：medigatenews
醫療人力缺陷與韓國探病文化。儘管醫院充足，但韓國護士數量非常緊缺。為補充護士人力，韓國政府曾計劃兩年制護士培訓，讓更多人上崗，卻引來那些苦讀4年才獲得護理專業證書的護士們的反對，認為這會搶了他們飯碗，降低護士行業整體收入水平。
因此很多基礎護理工作不得不轉移到患者家屬身上，再加上儒家社會本就重視家庭，一旦家有病患，往往全家出動去醫院陪護，這就提高了MERS傳播速度，出現多起家庭聚集式傳播。
▲ 韓劇裏的韓國探病文化，一人生病，全家出動。
中央與地方不協調、政客互掐。韓國是多黨制和競選制，中央和地方政府可能從屬不同黨派，一旦出現失誤便成為政客拿來攻擊政敵的把柄，中央與地方政府互不配合，還在媒體上互撕，行政效率低下。2014年世越號沉船事件已令民眾對朴槿惠失去信任，MERS爆發進一步激化政客的落井下石。
▲ 首爾市長樸元淳（右）透露一名醫生被確診MERS後仍參加千人講座，遭該醫生否認和保健福祉部長文亨杓（左）闢謠，政府各執一詞，社會謠言四起。
圖：news.kmib.co.kr
服從文化與等級制。韓國社會等級森嚴，下級絕對服從上級，即使醫院收治患者也需要不斷與上級確認，等待批示，十分耽誤事情，釜山還出現負責MERS疫情的健康體育局組長自殺的情況。
不可抗力，認知的悖論。客觀來説，韓國政府早期反應不及時也是很難避免的。MERS來自中東，突降韓國，社會對其認識、傳播特點都很陌生。政府決策需建立在科學基礎上，可充滿未知因素的MERS在當時又尚無科學論證，沒有實證的推論會引發社會恐慌。但實證具有滯後性，等病例出現、傳染髮生後，為時已晚，犧牲品已經出現。這是雞與雞蛋的悖論，不好把握，民眾的批評也有一定“事後諸葛亮”之嫌。
後果：損失與改進
MERS疫情打擊了韓國經濟，零售業同比下降16.5%；出口出現了6年來最大降幅；旅遊業受重創，數國對韓國發出旅遊警告，遊客減少210萬，造成酒店、餐飲、交通業總計約26億美元損失。韓國被隔離者在明知自己患病的情況下，還出國把病傳到國外，也讓韓國的國際形象受損。
但危機也給了韓國一個教訓，疫情結束後，韓國政府開始採取多項措施，改革公共衞生管理。
▲ 韓國民眾集會要求實施衞生改革。
圖：Yonhap
▲ 針對MERS信息不透明問題，
韓國頒佈了公共衞生信息公開法規。
供圖: Park Kisoo
▲ 政府改進宣傳方式，並公佈收治寨卡、肺結核病人醫院名單。圖為韓國衞生部門的宣傳網頁。
供圖: Park Kisoo
改革收穫了良好效果，幫助韓國在未來的突發疫情中掌握主動：
2018年9月8日韓國時隔三年再次出現一例MERS病患，政府反應迅速，第二天內閣總理就立即召開緊急會議，各部門先發制人式控制病毒擴散，一個月內就結束疫情，沒有新增病例；
2020年1月，從韓國出現第一例新型冠狀病毒病例，到政府發佈應對措施，僅用一小時，以至韓國媒體將此比喻為“破天荒”。
▲ 韓國保健福祉部公開的關於新冠病毒信息。
圖：ncov.mohw.go.kr
這場MERS抗擊戰，也給韓國留下文化遺產，催生一批優秀藝術作品，2016年電影《釜山行》受MERS啓發，在國內外取得良好口碑，災難片已成為韓國影人駕輕就熟的類型片。
啓示與教訓
儘管在醫院制度、中央地方關係等方面，韓國與中國存在差異，應對突發疫情的處理策略也不同，但都面臨一個共同問題，即當今重大突發事件對政府應急與溝通能力提出的嚴峻挑戰：
在科學認知上，隨着大自然生態和全球環境變化，不斷有全新的病毒和疾病出現，挑戰政府認知水平；在法律和制度上，上下級溝通不暢，彙報與決策速度跟不上病變速度，對管理制度提出新挑戰；
交通便利、人口流動全球化，加速疾病傳染速度。過去應對瘟疫，主要解決醫療科技條件，人口流動因素影響小，疫情很容易控制在一個固定區域，但今天最大的挑戰來自人口大流動，特別是恰逢春運這種世界最大人流潮，無論國內國外威力都是巨大的。
最後是信息高速傳播，在高度發達的信息社會，雖民眾能迅速掌握各方面的信息，可難以辨別的謠言也大量湧現，民眾對信息披露、透明度、及時性的要求升級，對政府的反應速度和信息控制發起挑戰。
但辦法總比問題多，人類的學習和進化能力是很強的，挑戰和歷練才能讓治理更完善、社會更進步。不經歷風雨，怎能見彩虹。
最後，感謝韓國疾病防控中心新聞官Park Kisoo先生對本文寫作的幫助，為文章提供了一手信息和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