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南山哭了_風聞

作者|  陸六六

來源| 最人物

為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 

為自由開路者，不可使其困於荊棘。

2020年的春節，因為一場來勢洶洶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而變得格外漫長。

在這僅僅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疫情全球蔓延、武漢強制“封城”、多地交通被管制……

以往熱鬧的節日氣氛被病毒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由其帶來的慌張與不安。

從疫情全面爆發至今，“醫護人員”大概是被大眾提起與關注最多的一羣人。

“疫戰”當前，他們是直面病毒的逆行者，是站立於人們和病毒之間，用一己之力擋下危難的戰鬥者。

近日，鍾南山在接受採訪時，談到疫情中的奮不顧身的醫生，不禁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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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多數中國醫生，在平時，做着日常的工作，但在人命關天的時候，會默默站出來，擋在病患與死神之間，並不惜以疲憊之軀，對抗未知的一切。

請戰書：“若有戰，召必回，戰必勝！”

這次疫情，讓無數中國人，重新認識了中國醫生。

中國醫生的偉大，其實早就開始了；中國醫生的偉大，也不該在這次疫情之後被遺忘。

給我們生命的，是父母；而延長人們生命的，卻往往是素昧平生的醫生。他們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去讀醫科，消耗更多的積蓄深造，在長時的工作、手術中透支身體，在令人遺憾乃至扼腕的醫患關係中，默默前行。

在行進到2020年初的這場疫情之前，中國醫生，其實已經走了很久。

無論何時，醫院始終是城市中最忙碌的地方。如今44歲的朱良付醫師，已經在這樣的緊張環境中，工作了幾十年。

作為一名腦血管醫生，朱良付每天都在面對的，是我國死亡人數最多的疾病——腦卒中，即“中風”。

治療中的朱良付醫生

該類疾病發病緊急，短時間內若無法得到救治，就容易致殘乃至致死。

所以，對於此類病患來講，時間是保命的第一要素。而搶救過程中，朱醫生要做的，便是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快的速度，做出最準確的醫療診斷與治療方法。

三“最”合併，背後積累的，是一名醫生一生的努力與探索。

腦卒中綠色通道的日常

身為所在醫院腦卒中急救綠色通道的發起人與組長，朱良付必須保證自己24小時待命隨叫隨到。

最忙時他需要在五個小時內完成16台造影手術，凌晨下班對於他來講，已習以為常。 

護士講述朱醫生日常工作

每次查房時，朱良付習慣性叮囑病人要“注意休息”，卻常常忽略了自己其實也需要歇一歇。

長時間作息不規律、高強度地用腦、用體力，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對於身體的危害，可肩上的責任又在時刻提醒他不能倒下，他説：

“我其實很擔心自己會突然死掉，但是我不能死。因為無論是家庭的責任，還是自己的醫療責任我都沒有盡到。我現在是主任醫師，社會差不多要用25年的時間才有可能培養出一個，我如果現在死了，那就是在浪費國家資源。”

這是一名中國醫生的自白，疾病面前，他怕死，也不敢死。

腦血管的介入手術極其精細且危險，如此對於醫生便是極大的考驗。

無影燈下，手捏一根細細的金屬導絲，朱良付需要讓其在血管中小心穿行，稍有不慎就會失之毫厘謬以千里。

因為這個原因，朱醫生經常於片刻之間見到生離死別。他是生命的守護者，同時也是無數家庭最後的希望。

過程中，他收穫過感激，有時也會面臨諸多指責。

“曾經有一個老太太，是一個老爺子的家屬。在愛人去世後，那個阿姨指着我的鼻子説‘真想把你撕成碎片’！她認為，是我把老爺子害死的。”

説這話的時候朱大夫臉上沒什麼情緒，他平靜地講述着病患家屬對自己的“惡意”，然後又極其無奈地補充道：

“其實她（病患家屬）也知道我是個好醫生，但是不耽誤她投訴你。”

從“救命恩人”到“殺親仇人”，醫生完成這一身份的轉換，只需要家屬一句話的時間。

 人們總是對醫生這個職業過於苛刻，而忽略了他們其實也是普通人。 

雖然時常會面臨指責，但朱良付醫生仍舊會在第二天穿起十幾斤重的防輻射鉛衣走上手術枱，還是會在逗弄女兒時，叮囑她長大做名醫生，醫人醫病。

 他不會放下救死扶傷的決心，只是開始變得小心翼翼。

 手術室外，朱良付一手拿着X光片，一手握着手機錄音，他將自己對家屬説的每一句話都仔細記錄，然後反覆地詢問：

 “你明白我在説什麼嗎？”

“你真的同意做手術嗎？”

朱醫生與家屬反覆確認術前注意事項

當醫者開始在“搶救生命”之外的事情上，變得如此小心謹慎時，人們到底是應該慶幸，還是遺憾？

相比於朱良付醫生每時每刻都要面臨的生死時速，燒傷科住院醫生徐曄更多見到的，是傷痛帶來的長時間的煎熬。

對於人身，也對於人性。

燒傷科醫生 徐曄

老劉，59歲，因煤氣爆燃導致全身皮膚95%重度燒傷，在接受正式植皮手術之前，其家人已前後繳納醫療費用超過25萬元。

對於父親的病情，劉家兒子對徐醫生説：

“作為子女，這是我的責任和本分。看到一些報道里説有人不想負責而把父母扔了，那這個我們是絕對做不出來的。”

患者老劉的家屬

老劉兒子的態度讓徐曄心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他想，只要家屬不放棄，那自己便有信心將病人治好。

 作為管牀醫生，徐曄需要每天給病患換藥，他將這一過程稱之為“酷刑”，之於病人，同時也之於他自己。

 “換藥的疼痛其實臨近無法忍受。“

 “最難的事情就是將心比心，沒有人可以感同身受，我只能儘量換位思考，感受他們的痛苦，然後想方設法，將其治癒。”

 徐醫生講述患者病情

從醫3年，還算醫界新人的徐曄碰到過不少棘手的病情，他不遺餘力地搶救生命，同時也開始漸漸明白，比起疾病，人心有時其實更難醫治。

 病房之內，老劉剛剛結束了換藥的痛苦；病房之外，劉家兒子與兒媳正與醫生精打細算。

 “也就是説從現在開始到手術結束，還需要10萬塊。“

“植皮需要很多次，那很多次，就需要很多錢。”

“我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實在不行就回家吧。”

患者家屬與醫生談話

在超過百萬的治療費用面前，病患家屬的情緒幾近崩潰。絕望之下，他們向徐曄提出了把父親轉到老家地方小醫院繼續治療的想法。

 對此徐曄想都沒想便表示了拒絕。當天下午，他將病人概況與病情後續發展明明白白地交待給家屬。

他苦口婆心地勸導，只是希望對方不要放棄，至少，不要在這樣一個關鍵的時刻放棄。

 考慮到家屬是受鉅額醫療費用的影響，徐曄甚至還向醫院申請了專項困難救援資金，試圖以此來幫助老劉一家。

 會議上，當徐曄醫生被問起為什麼會提出這樣的申請時，他回答：

 “既然有希望把他治好，那我們就都不希望他離開……醫生最怕的，就是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在徐醫生的爭取下，醫院通過了老劉的困難申請，可就在等待款項到賬的時候，老劉兒子卻在此時決定，儘量不植皮了。

 之後，徐曄與家屬進行了第三次談話，這一次，為難了許久的劉家兒子終於説出了家中經濟狀況的實情：

 “我們有一個廠子，前幾年還弄了個房子，現在一次性支出了，以後怎麼辦？……賣掉廠子是不現實的，因為這樣我們就虧大了。”

 傷病、親情、金錢、事業……醫院就是這樣一個可以讓所有無奈都一股腦交織在一起的地方。病房的牆面聽過比教堂更真誠的禱告，同時也記錄了人性最真實的陽面與陰面。

 現實擺在眼前，徐曄醫生保持了沉默。他搖了搖頭，然後苦笑着説道：

 “我們是真的很想救老劉。”

 這一次談話後不久，老劉就在家屬的強烈要求下，被強行出院了。面對空無一人的病房，最後才被通知到的徐曄有些沮喪。

 僅僅只是一個月前，也是在這間病房裏，某病患的家屬因同樣的原因放棄了治療，最終病人去世。

 徐曄今年28歲，從本科到博士生畢業，他用盡學生生涯閲文無數，卻沒有一本醫學書籍教過他，面對人性和現實，究竟該如何療愈。

 此時，他也終於明白了前輩曾説的那句話：

 一次治癒燒傷的過程，到最後其實都變成了醫心。有時醫術的瓶頸還未出現，人心的瓶頸便已顯現。

 “人生本來就是一場修行，更何況是醫生呢。當自己的極限每一次被抬高一點，醫生就會變得習慣，這不是冷酷，這是冷靜。”

 醫生面對每一個生命都是成長，在過程中學會什麼叫遺憾和奇蹟。

 “治病”，對於年輕醫者而言是歷練，對於年長醫者便是一場救贖。

 白血病，俗稱“血癌”。它起病急、進展快、死亡率高，若無法得到及時的救治，患者的自然生存期最長不會超過三個月。

 自1987年正式進入血液科工作起，孫自敏醫生與白血病等惡性血液病對抗已有33個年頭。

血液科醫生 孫自敏

去年5月，年僅10歲的何宇軒被確診患有重型再生障礙性貧血，在遇到孫自敏醫生之前，他已與父母輾轉了成都、天津、石家莊等數個城市求醫。

 孫醫生所在的單位是他們的求診的第六家醫院，毫不誇張地説，孫自敏手中握着的，是這個家庭心中最後的希望。

 在經歷了一個多月的臍帶血配型以及一系列體檢評估工作之後，何宇軒順利進入無菌隔離艙——在正式開始臍帶血移植之前，男孩將在這裏獨自進行封閉治療30天至40天。

 期間，何宇軒的所需所用都要經過高壓消毒，而他與外界唯一的交流，便是通過病牀前的“小電視”與父母視頻對話。

 令人遺憾的是，何宇軒並不是唯一一個。

無菌艙外等待與孩子見面的患兒家長

疾病面前，患者一家所面臨的痛苦可想而知，可實際上，對於醫生孫自敏來説，“白血病”依舊是她半生也繞不開的遺憾。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孫自敏曾與同事做過本科室15年病情回顧性分析。對於最終結果，孫醫生用“悽慘”二字形容：

分析顯示，所有患有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的患者無一人存活：

 “我們這麼多醫生，勤勤懇懇工作了15年，等於白乾了，我們沒有讓一個病人活下來。”

醫者不怕失敗，只怕不能救人。“零存活率”的現實讓孫自敏陷入了無盡的自我懷疑，崩潰時，她不止一次想過辭職。

1993年前後，孫自敏同班同學罹患惡性血液病。多方求診無果後，同學找到了孫醫生，那是她從事血液病研究的第五年。

同學給予的無條件信任讓孫自敏欣慰，可有時，身上承載的希望越多，遺憾也就越刻骨銘心。

受當時醫療水平與諸多因素影響，孫自敏醫生未能救回同學。親眼目睹摯友離世的記憶太過悲痛，以至於此後24年間，她都不敢去好友的墓碑前進行祭拜。

“我不敢面對她。因為從內心來講，我始終覺得自己對不起她。”

學醫十數載，卻沒能救治自己最親近的人。這樣的打擊對於孫自敏來講無疑是巨大的，可與此同時，也給予了她必須向前的理由。

 “悲劇不能一直髮生，所以我當時立志，一定要攻克白血病，不攻克白血病，我這個醫生也做不下去了！”

當悲痛轉化成心中不滅的信念，孫自敏開始了自己在臍帶血移植方面的征程，而這一條路，她一走便是24年。

孫醫生與患兒何宇軒溝通病情

因為孫自敏的堅持，很多像何宇軒的患兒看到了希望。

進入隔離艙8天后，何宇軒終於等到了臍帶血回輸日。如果順利的話，他的造血系統和免疫系統將在這天之後開始重建，而後，他會迎來新生。

患兒何宇軒臍帶血被運至醫院

截至去年，孫自敏已經帶領她的團隊攻克了臍帶血移植中植入率低的難題，建立了非血緣臍帶血移植治療惡性血液病的技術體系。

多年來，孫自敏醫生及其團隊已經完成兒童及成人臍帶血移植900餘例，而她所在的科室，也成為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臍帶血移植中心。

一次移植，半生探索，孫自敏所帶來的不僅是一次醫療的進步，更是無數家庭的未來。

何宇軒出院後不久，自責了多年的孫自敏終於鼓起勇氣來到了同學的墓前。看着摯友的黑白照片她沉默了良久，然後開口説道： 

“24年了，也就是到了今天，我才有勇氣過來見你……”

徐曄醫生説，在他的母校中山醫學院紅樓外牆上有這樣一副對聯：

救人救國救世；

醫病醫身醫心。

 大醫精誠，醫者仁心。

 這是一所學校的教導，也是所有醫護人員最初的信仰和最後的堅持。

 無論是前面提到的朱良付、徐曄、孫自敏醫生，還是如今所有奮鬥在抗擊新冠肺炎一線的醫護人員，他們雖每日從事的工作各有不同，但“救死扶傷”的初心卻始終相同。

 這些天，我們——

 見過為方便穿脱防護服而剪掉，甚至剃光頭髮的白衣戰士；

看過因要抗擊病毒，而不得不延長婚期，只能隔着玻璃和愛人道歉的醫生；

聽過一線護士，在採集超過幾十萬份病毒標本後哽咽説道：“我們每採集一次標本，就面臨一次被感染的風險。”；

哭過醫療團隊説出“她們不是不怕，只是累到忘了怕”時的不安與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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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來源：網絡

面對這場兇險萬分的病毒——

 從前熱愛追星的女孩選擇放下熱愛奔赴武漢，留下一句：“武漢的孩子們不要怕，姐姐來了！”

王俊凱粉絲支援前線，出發前所發的微博

準備訂婚的95後“小公主”告別了家人男友，大年初一就進入了醫院，成為浙大四院首批進入負壓病房，與病人零距離接觸的護士；

 曾經被家裏捧在手上的90後醫生主動投入一線，面對家人的不理解，他説：

“我們是醫生，我們如果怕了，那這場仗就永遠打不贏。”

生死兩忘，冷暖無休。

 在這場“疫戰”來臨前，他們的身份各有不同，而如今，他們卻只剩下了一個標籤，那便是“醫護者”。

 病痛與災難來臨時，我們總是被我們之中最勇敢的人保護的很好。

 只是，他們的付出和犧牲，不應該只在危難時候被看到。

 不久前的多起極端醫患衝突事件還歷歷在目。如今，那羣曾被無數次指責與埋怨的醫務人員，又成為了疫情中最美的逆行者。

 “人命關天”，是他們一次又一次出發的理由。

 這不是他們無奈下的選擇，這是每一位醫者，每天都在重複的“職業慣性”。

 一線醫護人員聊天記錄

“如有不幸，請捐獻我的遺體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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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之所以如此，不是因為忘記了那些“衝突”與“矛盾”，而是因為身上的那身白衣始終在提醒他們，要捍衞責任，捍衞使命，捍衞自己曾經大聲喊下的誓言：

“我志願獻身醫學，熱愛祖國，忠於人民，恪守醫德，尊師守紀，刻苦鑽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發展。

我決心竭盡全力除人類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維護醫術的聖潔和榮譽，救死扶傷，不辭艱辛，執着追求，為祖國醫藥衞生事業的發展和人類身心健康奮鬥終生。”

是因為這羣人，我們才有了相信“明天會更好”的勇氣和底氣。

人們對於醫護人員這個職業的尊重，不應該在於他們是沒有道德和技術缺憾的天使。

 而要因為他們代表了人類，可以用知識和科學，以及最無畏的奉獻與犧牲精神，去對抗自身的無償與脆弱。

 他們是希望之光。

 所以，待到春暖花開時，請記得向所有給予過你希望與幫助的醫護人員，道一聲謝謝。

 危難時，我們所有人都接受過他們遞來傘。

 所以，請別再讓他們工作在狂風暴雨之下。

下面的視頻，

或許是所有醫護人員衝向前線的答案。

我們可以不知道他們是誰，

但我們必須知道他們是為了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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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來源：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