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人是怎麼樣成為東亞病夫的_風聞

　　《華爾街日報》日前刊文，妄稱中國是“亞洲病夫”。中國人被稱為東亞病夫，是在鴉片戰爭之後。鴉片成為中華民族自立自強最嚴重的障礙，中國鴉片癮君子之多，也是西方製造“東亞病夫”的最大成績。

　　鴉片對中華民族的毒害極烈，不僅導致家庭經濟的困難，而且導致家庭糾紛。而且吸食鴉片成癮以後，不僅身體體質下降，神志萎靡，最後多數就此衰竭而死。這大大地毒害了人們的體質和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巨大威脅，以至於八旗兵後來獲得一個“雙槍兵”的諢名。1820年有人估計説“即以蘇州一城計之，吸鴉片者不下數萬人”，一個城市出現如此眾多的鴉片癮君子，工商業安得不衰。1838年林則徐經過察訪後説：“蘇州之南濠，湖北之漢口……近來各種貨物，銷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貨約有萬金交易者，今只剩得一半之數。問其一半售於何貨，則一言以蔽之，曰‘鴉片煙而已矣’”。後來由於鴉片煙毒的蔓延，內地也開始種植鴉片，這大大地影響到農業生產。民國初年的獨立運動大潮中，各省地方政府開始形成軍政一體的軍閥割據局面，各個軍閥無不把鴉片作為當地財源來扶持，並積極向鄰省輸出，鴉片危害之烈又更上層樓。

　　東亞病夫，這是實情。但西方人如此嘲笑中國人，也不問問自己良心：是誰把中國人變成病夫的？但西方人是隻崇拜勝利者的。

　　1757年英國佔領印度鴉片產地孟加拉之後，就成為葡萄牙和荷蘭鴉片販子之後最大的鴉片販子。鴉片貿易所毒害的主要區域是中國。在鴉片大規模運銷中國之前，合法貿易中國每年都有相當的入超。因為鴉片走私嚴重導致大量金銀外流，根據英國外交部檔案，在鴉片戰爭前夕，廣州進出口貿易的大致情況是：中國出口貨物1384萬元，進口貨物1121萬元；鴉片進口為1379萬元，導致金銀輸出1116萬元。金銀外流的結果是國內銀價騰貴，1820年代初，庫平銀每兩折制錢1000文，1832年已經漲至1350文，1838年，繼漲至1600多文，1844年，則達到1700多文，1850年，已經漲至2200多文。由於清政府規定收税按銀兩計，同時制錢卻是廣大勞動者日常通用的貨幣，農副產品出售，長工短工和手工業工人、官府差役的工值，都是按制錢結算的，所以銀價提高一方面極大地加重了民眾的負擔，同時也使得廣大勞動者的收入相對減少，生活愈益貧困。

　　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根本原因是要清政府連本帶利地兑現匯票。英國的議員投票贊成開戰，倒不是説他們個個都是毒犯，而是他們深知此戰關鍵到英國匯票的本息，關係到英國的金融霸權，為此他們確實不惜一戰。

　　當代中國人將鴉片戰爭的失敗，簡單地歸結為英國的“船堅炮利”和科技文明先進之類的説法，就幾乎是完全不着邊際的。於是，關於鴉片戰爭的敍述，唯一值得參考的中國著作，可能也就是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了。歷史學家胡繩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本名著中追問了一個特別值得深思的問題：鴉片戰爭中英國的軍隊人數不過7000，而且還是不識地理、不諳地形、勞師襲遠的疲憊之師，--充其量不過是一批規模較大的海盜而已，為什麼清朝所調集的大部隊，其以絕對的優勢兵力，竟然不能應付這7000人的海盜？--而今想來，這個問題看起來似乎簡單，實則卻是最不容易回答的。

　　胡繩指出，清朝大軍其實是嚴重“缺餉”的烏合之眾，這一點則更為深刻地揭示了鴉片戰爭中清軍所以戰敗的根本原因。這個問題與戰爭進程中清朝對於“漕運”斷絕的擔憂結合在一起，暴露了清國家税收體制與軍事衰弱之間的必然聯繫，恰恰是這一點，在此前關於鴉片戰爭的研究中很少被涉及到。

　　通過大量的戰報和奏章分析，胡繩發現了一個久為歷史學家們所忽略的問題：被從內地調來的大批清兵雖然人數眾多，但卻是“軍餉”嚴重缺乏的部隊，故而非但行動集結極其遲緩，等其趕到，高度機動的英軍早已殺向它地，更由於清軍因“窮”而成“匪”，不但紀律性極差，所到之處，敲詐勒索地方、乃至搶掠百姓成為家常便飯，且清軍之間的互相攻擊、彼此屠殺，更是經常激起民變，從而導致沿海百姓反過來為英軍提供情報，甚至成為英人偵探。如此裏應外合，這才造成英軍得以以小擊大，變被動為主動。

　　這樣，胡繩的考辨就提出了兩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其一，清軍是嚴重缺餉的烏合之眾；其二，英軍採用了清軍所不擅長的海洋戰爭的手段，他認為這二者是清軍戰敗的重要內外因。儘管對於英軍來説，即使兵臨南京城下，也並不意味着其就能佔領南京，即使其佔領南京，也不意味着清朝的戰敗，但是，少數英軍對於清王朝的真正威脅在於，一旦英軍兵臨南京，並在那裏封鎖長江，則會立即阻斷了清王朝的“漕運”，而一旦“漕運”斷絕，這樣就等於卡斷了清王朝税收和財政的命脈，從而對清王朝的經濟和國家税收產生致命的威脅與打擊。

　　在鴉片戰爭過程中，清王朝真正關心的不是與英軍作戰，而是英國的軍事冒險對於清王朝維持內部平衡所造成的後果和影響。而清國家在廣東、浙江地區如此投鼠忌器，也是由於這個地區的買辦商人對於國家財政和税收的控制作用。因為爆發危機的廣東、福建、浙江等東南沿海的省份，由於人多地少的原因，歷史上就是“重商抑農”的地區，小農擁有的土地很少，既不能靠土地謀生，所以民眾“守土重遷”、“保家衞國”的觀念原本很差，作為涉及海外貿易最深的地區，這裏又長期是國家進口白銀的主要通道，也是海外貿易商人和買辦商人支配力巨大的地區。對英國進行戰爭，尤其不符合這些買辦商人的利益。

　　深具諷刺意味的是，最終導致道光皇帝接受《南京條約》的賠款要求，而放棄了與英軍繼續戰鬥下去的決心的，竟是那些與沿海買辦商人相勾結、並代表他們利益的大臣們的分析，例如浙江巡撫劉韻珂在道光22年2月上奏説，如果戰爭再繼續下去，將會產生十大“可慮”，其中最可慮者卻並不是英軍，而是國家税收之籌措：“沿海七省，警備已將兩載，--計七省一月之防費，為數甚巨，防無已時，即費難數計，糜餉勞師，伊于胡底？”結論竟然是：與其耗費大量軍餉調集大軍與英軍作戰，不如一次性向英國賠款，後者不過是白銀幾千萬兩，而前者很可能就是無底洞。何況這麼打下去，極大地影響了税收漕糧的徵收，“今大兵復又失利，催徵更屬為難”。既然平衡各個階層的利益、特別是照顧沿海各省商賈利益，才是盛世的目標，於是，根據代價和收益的精明計算，選擇向英國賠款講和，顯然最符合“盛世政治”的路線正確。

　　簡而言之，與清王朝這一長期實行的兵農分立、軍事與生產脱離的制度完全相反，英國所採用的建軍模式卻是通過向商人貸款來不斷髮動戰爭，豢養和擴大軍隊，同時又反過來通過軍隊和戰爭掠奪資源、刺激國內經濟發展，併為商人開闢市場。清－英軍事制度之間的差別在於：一個是軍事與生產貿易分立，一個卻是軍商合一，這兩條不同建軍道路的長期採用，終於導致了鴉片戰爭中國必然戰敗的結局。

　　鴉片戰爭，表面上是集權主義的老大中國敗給了民主自由的英國，實際上英國的力量來自它的超強武力，而英國的超強武力來自於超強的融資能力和向全世界徵税的能力。

　　英國的崛起，正如馬克思所説在於殖民制度、國債、重税、保護關税制度、商業戰爭等，而不在於斯密所説的商品交換、勞動價值論等。否則就解釋不了，為什麼清代中國的經濟總量佔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卻被英國打敗。

　　在戰爭之前中國的行商貿易就被組織進了以倫敦為核心的國際信用體系，英國人在廣東就可以憑藉英格蘭銀行的匯票兑到白銀，以此為補給來侵略中國。甚至可以説英國是用中國的錢來打中國，而清政府雖然在本土作戰，卻越打錢越少。最終投降了事。其深層次原因是扁平的管理結構，造成國家財政進行數目字管理的困難；官僚集團實行消極的財政政策，對民生與產業奉行自由主義的原則，特別是對於基層，基本委之於豪民小吏。如此則官無封建，吏有封建。名義上普天之下，皆為王土。實則各自為王，國家總是面臨力量分散即無錢的境地。

　　當局者對失敗的真正原因毫無反思。在鴉片戰爭之後的幾十年裏，自道光皇帝以下的清王朝的統治者們，依然還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照顧沿海買辦、包養宗族、節制鴉片貿易方面，而並沒有把整頓日益紊亂的貨幣金融體系、重建軍事制度、打擊沿海地區的官商勾結造成的地方勢力，作為對付外國帝國主義入侵的主要方針政策，更沒有意識到貨幣體系的紊亂、財政上對於沿海買辦商人的依賴、國家對於白銀的需求，乃是比簡單的“鴉片問題”嚴峻得多的危機。按照帝國的思路，清王朝依然將現代帝國主義的問題理解為不過是外藩、外夷的問題，而完全沒有意識到中國淪為西方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危險，從而完全低估了鴉片戰敗對於整個王朝，乃至整個世界歷史進程所產生的根本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