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昌平：中國青銅器在海外及港台地區的收藏與研究_風聞
中国考古-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官方账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2020-02-14 22:11
中國青銅器是中國流失海外及港台地區文物中最為重要的類別之一，因其數量大、學術性和藝術性強，一直以來為社會和學術界所重視。但中國青銅器流散區域廣、藏家流變多，著錄信息難以檢索，實際上又很難被國內社會乃至研究者所瞭解。筆者多年來關注流散中國青銅器收藏與研究，寫作本文的目的，主要是為概述目前中國青銅器在海外及港台地區收藏及展覽的基本情況，關注收藏者及其藏品著錄、以及基於藏品的研究情況，為讀者對流散中國青銅器收藏作一個輪廓性闡述。
本文所謂“中國青銅器”實際上是特指從二里頭文化時期到秦統一六國之前的青銅器特別是青銅容器。下文我們將分概述、歐洲、北美、日本、港台等幾個小節分別介紹。限於筆者的知識和見識，文中難免錯誤和遺漏，請讀者指正。
一、概述
1848年日本書法家市河米庵編印的《小山林堂書畫文房圖錄》著錄有幾件中國青銅器，表明早在19世紀上半頁之前，中國青銅器就已經進入海外。不過，中國青銅器的大規模外流，則主要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之間，特別是在清末民國初的幾十年間，這當然有其歷史背景。晚清以來，金石學重新興起特別是乾隆對於古物的嗜好，讓士大夫也多有收藏及考據之好。洋務運動之後生產建設中有大量古物出土，其後更因清朝崩潰導致政局與治安失控，盜掘古墓一時成風。另一方面，鴉片戰爭後中國打開國門使得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士瞭解乃至於沉迷於中國古代藝術品。而國內政局動盪，青銅器等藏品因藏家身家跌宕而流動性加強。在此條件下國內資本無力與擁有強大購買力的外資相抗衡，大量青銅器流向海外也就成為必然。這其中最為知名的例子，是清末重臣端方被殺後，所藏青銅器散失，其中以“柉禁”為核心的一組重要青銅器被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重金收購。
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清宮舊藏青銅器、殷墟和輝縣等地發掘出土的青銅器也有大量隨之遷運到台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國內商品經濟的刺激和對外交流的發達，國內古墓被盜、青銅器通過走私渠道流失海外的現象都較為猖獗。這一波青銅器外流的主要目的地，則是歐洲、美國和香港。
青銅器等文物外流，古董商、博物館代理人等在其中也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二十世紀初像盧芹齋（C.T.Loo）公司、日本山中商會這樣的大型跨國公司都倒賣了大量中國文物。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新興收藏家的崛起，英國佳士得（Christie’s）、蘇富比（Sotheby’s）拍賣公司國際化的發展，使中國文物在海外及港台地區又有了新一輪的洗牌。例如賽克勒（Arthur M. Sackler）龐大的收藏主要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後形成，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日本經濟危機迫使一些藏家和私人美術館如出光、藤田等成批出售其藏品，由此也促使歐美一些新收藏的形成。
當及港台地區收藏中國青銅器形成規模之後，就引起了學者們作出專門的關注與研究。1920年，羅振玉據其所見“我國古吉金流出者”，以目錄的形式記錄青銅器及其銘文、外流方向，刻印《海外吉金錄》一卷，其後又印《補遺》一卷，這是最早對流散青銅器的關注。1935年，容庚收錄泉屋等日本圖錄著錄的資料158器，編輯有《海外吉金圖錄》。在早些時候，日本學者梅原末治就已在系統蒐集歐洲、日本中國青銅器資料，他在1933-1935年出版的7冊《歐米蒐儲支那古銅精華》（圖一），全書章節按彝器部、鏡檻部、雜器部劃分，收錄青銅容器250件，其他器395件。1959-1964年梅原再出版《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6冊，按商、西周、戰國、漢代劃分，共收438件青銅器（圖一）。陳夢家1944-1947年在美國作為訪問學者，尋訪並拍攝、記錄中國青銅器資料，於1962年出版《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此圖錄雖然未能反映陳氏全部資料，仍然按器類、銘文排列錄有845器之多。以上梅原末治、陳夢家的資料，基本上概括了二十世紀上半頁流散中國青銅器的收藏情況。而二十世紀上半頁流散中國青銅器的收藏情況，也已體現出當今流散中國青銅器收藏的基本格局。
海外藏家挑選中國青銅器，多從藝術價值角度考量，因此流失中國青銅器多為精美藝術品，自然也會受到中國學者重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不斷有介紹海外及港台中國青銅器和收藏的文章。收集和出版海外中國青銅器圖錄，更是中國學者感興趣的工作。台北故宮較早編輯出版有兩冊海外青銅器圖錄，收集從青銅禮器到銅鏡等精品419件。李學勤先生等收錄歐洲博物館和拍賣行青銅器217件，研究水平高深，在國內影響較大。劉雨、汪濤著錄350件有銘青銅器，這些青銅器資料主要選自佳士得、蘇富比等拍賣行圖錄，不少青銅器已有早期著錄，由此可追溯其收藏源流。國家博物館自2014年以來，與海外相應的博物館合作，出版《海外藏中國古代文物精粹》系列，其中不乏青銅器精品。目前該系列已經有《英國國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卷》、《日本泉屋博古館卷》、《美國費城藝術博物館卷》、《英國大英博物館卷》等分卷問世。以上著作或印刷稍差，或收藏資料不易備查，甚至偶有偽器。目前還欠缺系統著錄、研究海外及港台收藏中國青銅器的著作。
除了資料的著錄，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開始對海外及港台中國青銅器進行專題研究，或者在研究中使用海外及港台收藏的資料。這方面比較顯著的成果，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後，李學勤先生曾經寫過一系列的《海外訪古記》，後來還將這些訪問研究編輯出版了專門的文集。筆者也曾在2011-2015年《南方文物》等期刊發表多篇基於海外及港台中國青銅器所作的的專題研究。
在中國青銅器的研究上，除日本學者——代表如林巳奈夫——一直對中國青銅器有較高水平的研究之外，歐美學者和收藏家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之前還基本上不能辨識中國青銅器的早晚。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和羅越（Max Loehr）的研究以及他們之間的爭論（圖二），推動了中國青銅器的研究。羅越關於商時期青銅器風格發展所劃分的五型，至今仍有較大的影響。稍後，蓋屯斯（Rutherford John Gettens）的青銅器技術研究，解決了諸如中國青銅器並沒有採用失蠟法而是使用塊範法鑄造等許多重要問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在歐洲和美國舉辦的多場關於中國青銅器的展覽，也是提升中國青銅器研究水平和吸引西方民眾關注的途徑。最為重要的青銅器展覽，當然是1980年中國大陸新開放的青銅器赴美國紐約、芝加哥等城市的“偉大的中國青銅時代”，展覽還組織有高水平的青銅器學術研討會。其後，中國青銅器研究突出的成就，是賽克勒收藏中國青銅器分捲圖錄自1987-1995年間的出版，這標誌着西方學者對中國青銅器研究的一個里程碑。
對外開放的中國青銅器新資料還大大激發了西方年輕人瞭解和研究早期中國的熱情，羅越、張光直（Kwang-chih Chang））、林巳奈夫這一輩學者在二十世紀七十到八十年代之間培養出如貝格立（Robert W. Bagley）、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宮本一夫以及羅森（Jessica Rawson）等等一批學者，這些學者和他們的學生影響到當今西方乃至全球範圍學術界對早期中國和中國青銅器的研究。
大量及長時段中國青銅器的收藏與研究，也會讓學者們從學術史的角度審視這一領域。艾蘭教授（Sarah Allan），羅覃（Thomas Lawton）館長都從學術史的角度討論過海外收藏及研究的進展。國內的學者更多的是介紹海外收藏情況，這方面比較全面的內容，是朱鳳瀚先生在他主編的兩部青銅器綜述大著裏，都對海外中國青銅器收藏與研究情況有較為全面的介紹。更多的學者是在某一專題中，介紹和討論西方學者的研究。這些內容都是我們瞭解海外及港台中國青銅器狀況的直接資訊。
二、歐洲
西方世界中最早開始收藏中國青銅器的是法國人。按照羅覃的研究，真正的青銅器收藏應該是從法國人開始。法籍意大利人賽努奇（Henri
Cernuschi）在二十世紀末年到中國旅行，增加了他對中國青銅器的認識和了解。不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前，歐洲收藏中國青銅器的中心則是在英國。關於歐洲收藏中國青銅器的博物館，李學勤先生《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前言》中列舉有不少。
中國青銅器在法國巴黎有兩個很有名的收藏博物館——吉美和賽努奇，後者也被譯作塞努奇、色努奇、色努施奇等等不同的名稱。
吉美博物館亦即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Musée Guimet，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位於巴黎市第16區。吉美博物館成立於188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國家博物館重組，盧浮宮（Musée du Louvre）的東方文物包括中國玉器以及少量青銅器與吉美的古埃及文物對調，吉美成為國家博物館之下的東方博物館。博物館的中國收藏強於青銅器、陶瓷和佛教等方面文物，這些主要是來自博物館創建人、里昂工業家埃米爾·吉美（Émile
Guimet）的私人收藏，同時也有少量來自新購藏品。2015年，吉美將新購的出自中國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國貴族墓地的32件金箔歸還給中國。青銅器是吉美中國收藏的重要部分（圖三），重要的青銅器有獸面紋象尊、梁其鍾、洛陽馬坡出土的夨令簋以及山西渾源出土的一批青銅器等等。獸面紋象尊長96釐米，是商時期最大的動物型青銅器（《全集》四、131），應該是出自長江中游一帶。2004年上海博物館曾經借展吉美象尊，並印刷有展覽圖錄。博物館最新的圖錄是世紀之交出版的兩本研究性的圖錄：《中國古代青銅器》（Bronzes Archaïques de Chine）和《青銅、金、銀——中國的奢華藝術》（Bronze, Gold and Silver - The Sumptuous Arts of China），分別介紹商至西周、東周青銅等金屬器。吉美博物館也經常組織規模很大的展覽，如2013年舉辦的玫茵堂青銅器專題展覽。
賽努奇博物館（Musée
Cernuschi）以賽努奇本人名字命名。1896年，賽努奇將其收藏的東方文物捐贈給巴黎市，隨後建成巴黎市立博物館開放。博物館兩層展室規模並不大，但中國青銅器特別引人注目（圖四），其中的精品包括虎食人卣、虢文公子鼎、三耳的史簋等。虎食人卣原來屬於德國商人瓦切（Edgar
Worch），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法國政府沒收拍賣，賽努奇博物館於1920年購入，因此賽努奇本人生前並沒有見過這件博物館鎮館之寶。1998年上海博物館以館藏犧尊換展虎食人卣，並印刷有彩色畫冊。賽努奇博物館也出版有專門的青銅器圖錄《賽努奇博物館館藏中國青銅器》。
法國對東方文化一直很感興趣，早在十八世紀，法國就興起了對中國和日本文化和藝術的熱潮。法國漢學學者都有很好的中文水平，當代學者中杜德蘭(Alain Thote)對東周青銅器、風儀誠(Olivier Venture)對出土文獻都有豐富的著述。中法之間似乎也有較多的親近感，前法國總統希拉剋（Jacques René Chirac）本人還深愛中國青銅器，盧芹齋1927年專門將其住所“彤閣”建在巴黎市中心（圖四）。彤閣距離賽努奇博物館不遠的蒙梭（Monceau）公園旁，中國風格的色調和外形在巴黎奧斯曼式建築中格格不入，有如盧芹齋複雜的人生特性，但近百年的彤閣似乎在巴黎市民心目中越來越沒有違和感。
英國是歐洲另一個收藏有較多中國青銅器的國家。英國在二戰前政治、經濟等領域處於世界引領地位，也成為中國青銅器收藏和交易的中心。在英國倫敦舉辦的多次展覽活動，也極大地推動了西方社會對於中國古代藝術特別是青銅器的認識。早在1878年，布萊頓藝術俱樂部（Burlington Fine Arts Club）就曾經將中國與日本藝術品一同展出，這是海外首次以中國藝術品為主題的展覽，也標誌着當時西方社會對東方傳統藝術興趣從日本向中國的轉移。50多年之後，皇家藝術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s）舉辦了由民國政府組織參加的1935—1936年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在海外引起巨大的反響，其時中國古物在西方已經有十分廣泛的市場。
目前在英國有三家博物館收藏中國青銅器較多，他們是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簡稱V&A）和康普頓-沃尼博物館(Compton Verney)。前兩家博物館在倫敦，後一家在華威郡（Warwickshire）。
大英博物館是世界上最卓著的博物館，從建築到收藏都可作如是説。博物館藏品非常龐大，其中中國文物2.3萬件，也是海外收藏中國文物最多的博物館，女史箴圖等中國書畫、汝窯瓷器、敦煌壁畫等均為重要藏品類別。中國文物展覽是在博物館第33號展廳，據香港收藏家何鴻卿資助而名為“何鴻卿爵士東方文物展廳”。2017年在羅森(Jessica
Rawson)教授的主持下更新了中國展陳，但仍然保留此前的多層櫥櫃式陳列傳統（圖五）。大英博物館中國青銅器的數量並不特別多，不過重要的器物不少，如晚商雙羊尊（《全集》四、133）、西周康侯簋（《全集》六、30）、一批春秋晚期侯馬風格青銅器等等。博物館沒有出版過專門的中國青銅器圖錄，兩任中國部主任羅森、霍淑吉(Jessica Harrison-Hall)分別以館藏的中國文物為基礎，出版過研究中國青銅器和中國歷史的專著《中國青銅器：藝術與禮制》、《中國：透物見史》。
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是規模僅次於大英博物館的第二大國立博物館。博物館創建於1852年，陶瓷、書畫等中國文物收藏都較豐富。青銅器的數量不多，商周之際的鳥尊、大獸面紋卣是其精品。和大英博物館一樣，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的青銅器也多是不同收藏家的捐贈，前述青銅器即來自喬治·尤摩弗帕勒斯（George
Eumorfopoulos）。尤摩弗帕勒斯是二十世紀初世界頂尖的收藏家之一，他的藏品包括青銅器更多地捐贈給大英博物館。尤摩弗帕勒斯與其他收藏家、學者過從甚密，他收藏的陶瓷、青銅器、書畫、壁畫出版圖錄即有十一冊之多，其青銅器等圖錄三冊由著名東方藝術史家葉慈（W. P. Yetts）編撰。
康普頓-沃尼博物館是一家新興的博物館，為摩爾斯爵士（Sir Peter Moores）的基金會2004年創辦。博物館改建自十五世紀沃尼家族的莊園（圖五），在北歐藝術品、文藝復興前後雕塑、英國民間藝術等方面收藏都很出色。中國青銅容器、銅鏡近百件，收藏號稱歐洲前三強，在2007年蘇富比紐約的奧爾布賴特-諾克斯美術館(Albright-Knox Art Gallery, Buffalo)中國藝術品專場上春拍中，該館以810.4萬美元買下梟紋方斝（圖五），創下當年紐約蘇富比中國藝術品的最高拍賣紀錄。
英國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中國青銅器收藏。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的阿什莫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收藏的中國青銅器精品不多，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曾出版過青銅器圖冊。愛丁堡蘇格蘭國立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Scotland，Edinburgh）、威廉-菲茨博物館(Fitzwilliam Museum，Cambridge)、巴斯東亞藝術博物館（the Museum of EastAsian Art，Bath）、格拉斯哥布雷爾收藏館（the Burrell Collection, Glasgow）、布里斯托市立藝術博物館（City Museums & Art Gallery，Bristol）都有少量中國青銅器。作為鴉片戰爭後與中國聯繫密切的西方強國，英國收藏的中國文物深厚，未見著錄的青銅器常會偶見於國際拍賣會，如2018年英國坎特伯雷拍賣行（Canterbury Auction Galleries）拍賣的春秋早期盉“虎鎣”。
作為曾經在國際上對東方最有影響力的西方國家，今天的倫敦也仍然是中國文物國際貿易中心。倫敦是佳士得、蘇富比這樣國際綜合性拍賣大公司的總部所在地。倫敦也還有一些主要經營亞洲或中國古代藝術品的公司，埃斯肯納齊（Eskenazi）和戴克成（Christian Deydier）這兩家就是以經營中國青銅器為主業的著名公司。
埃斯肯納齊家族原來是一家意大利古董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在倫敦（克利福德街10號，Clifford Street 10）發展並逐漸成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中國文物公司。現任老闆朱塞佩·埃斯肯納齊（Giuseppe Eskenazi）以其出色的文物鑑別和鑑賞能力享譽收藏界，他的拍賣品在國內知名的有天價的成化鬥彩雞缸杯、元代青花瓷鬼谷子下山。埃斯肯納齊經營過二里頭獸面紋牌飾、亞盉父丁爵、伯矩簋等重要青銅器。
法國人戴克成家族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倫敦市區以繁華、眾多藝術畫廊聞名的蒙特街（Mount Street）開了一間古董店，經營的青銅器為主，包括近年出現的伯希和（Paul Pelliot）曾經收藏的西漢鳥蟲書錯銀壺。2015年，繼吉美博物館向中國歸還禮縣大堡子山出土金箔之後的兩個月，戴克成也歸還了同一地點出土的金箔24件。
德國也有多家中國青銅器收藏，但缺乏大宗收藏的博物館或收藏家。德國有以下幾家博物館收藏中國青銅器較多且較精，科隆東亞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Cologne）收藏的晚商時期青銅器較多精品，如獸面紋分襠大斝（《全集》三、54）、獸面紋方彝與方觚（《全集》三、54、128）、獸面紋大鉞（《全集》三、195），以及春秋時期的成套編鐘等。慕尼黑國立民族學博物館（Museum Funf Kontinente，Munich)收藏的晚商時期大獸面紋鼎、鳶方罍，斯圖加特林登博物館（Linden-Museum, Stuttagrt）收藏的晚商時期獸面紋大口尊、獸面紋鼎。其他如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Berlin）、法蘭克福應用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Angewandte Kunst, Frankfurt）也藏有一些中國青銅器。
瑞士雖是中歐小國，但和平的環境和發達的經濟，使其藝術和博物館都頗為發達，也有非常突出的中國文物收藏。蘇黎世萊特博格博物館（Museum Rietberg, Zurich）地處蘇黎世萊特博格花園（Rietberg Park）內，博物館早在1952年就已開放，改建後的博物館地面只有小規模的二層建築，展廳與庫房大部分沉降在地下。展廳全玻璃櫃式陳列簡潔現代（圖六），文物庫房也同樣以密集倉儲的方式對外（圖六）。這裏相當於瑞士的東方博物館，中國收藏數量與品質俱高，有新石器彩陶、青銅器、佛像等。該館收藏的中國青銅器從晚商至戰國青銅器質與量均較高，至少在數量上可與吉美博物館相比肩。
瑞士還有一家著名的私人收藏玫茵堂（Meiyintang），是裕利兄弟（Stephen Zuellig &Gilbert Zuellig）合夥的收藏，“Meiyin”堂是合夥人瑞士家鄉Meienberg之名“Meien”堡的諧音。玫茵堂的收藏規模頗大，中國瓷器、書畫、青銅器等都很強。裕利之兄愛好青銅器，所收藏不同時期青銅禮器即超過百件。玫茵堂二里頭和二里岡時期的青銅器可能是海外最出色的收藏，如二里頭文化時期的兩件爵、一件角和一面綠松石牌飾。玫茵堂收藏在出版圖錄之前頗為神秘，其後在多地進行展覽，包括前述在吉美博物館的展覽。近年，不同的拍賣目錄上常見玫茵堂藏品，表明該收藏正在流散中。
瑞典一直是有漢學研究傳統的國家，古斯塔夫(Oscar Gustaf Adolf 1858-1950)從王儲到五世國王一直都很喜好中國文化，其子古斯塔夫六世學習和研究考古與中國青銅器。瑞典除了國家博物館（Nationalmuseum，Stockholm）收藏少量中國青銅器之外，重要的是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博物館（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Stockholm,簡稱MFEA）。該館是歐洲最大的東方博物館之一，1990年開始在機構上併入東方博物館，但博物館仍在原址獨立開放（圖七）。博物館收藏豐富的中國青銅器，繼安特生（Johan Gunna Andersson）之後，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在1939-1959年接任該館館長，他繼續加強了館藏中國青銅器，並發表系列介紹和研究博物館青銅器的論文。高本漢是位多才的漢學家，特別在音韻學上的貢獻很大。他認為中國青銅時代早期紋飾是由具象到抽象發展，並和羅越展開爭論。遠東古物博物館還有部分卡爾貝克（Orvar Karlbeck） 的收藏，卡爾貝克曾任京滬鐵路浦口路段總工程師，工作的機會使他收藏有一批中國銅鏡、青銅容器和陶範。他最早論述中國青銅器是範鑄而不是失蠟法，影響深遠。他的銅鏡收藏也是高本漢其後討論“淮式鏡”或“淮式”青銅器稱謂的緣起。
歐洲其他一些博物館也收藏中國青銅器，如丹麥國家博物館(Danish National Museum, Göteborg)、捷克國家美術館亞洲館（Kinsky Palace of National Gallery, Prague）的收藏出版有圖錄。其他還有意大利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Museo Nazionale d’Arte Orientale, Rome）、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 Amsterdam）、比利時皇家藝術與歷史博物館（(Museesroyaux d’Art et d’Histoire，Brussels）等等。
一般在文化上被視為歐洲國家的以色列，其國家博物館(Israeli national museum)收藏有中國青銅器包括春秋早期的楚大師編鎛11枚，同時期的楚國青銅器目前還沒有在考古發掘中出土。
歐洲大陸除了有博物館和私人收藏的中國青銅器外，也有一些古董商的收藏。近年來非常知名的經營中國青銅器的古董商，是比利時的吉賽爾女士（Gisèle Croës）。
三、北美
中國青銅器在北美地區的收藏主要是美國。美國在一戰前後經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資本的積累引發對藝術品收藏的熱潮。除了歐洲藝術品之外，許多中國文物流入美國，弗利爾（Charles Lang Freer）、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都是這一時期中國青銅器的大買家。二戰後，美國經濟和政治實力領跑全球，在中國青銅器重新整合中形成新的大型收藏，如賽克勒（Arthur M. Sackler）。中國改革開放後文物外流，當然也會在美國形成一些新的藏家。應該強調，收藏這些走私文物從國際法層面而言屬於非法。
無論是從收藏單位、還是收藏數量和品質來説，美國都是海外收藏中國青銅器最重要的國家。以下按國家級博物館、各地博物館、大學博物館、私人收藏幾個層面來介紹中國青銅器在美國的收藏情況，也順便介紹紐約的青銅器貿易公司。
在華盛頓特區美國國會大廈之西，分佈着兩排博物館羣。其中的大部分，是由史密松學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主管的各類國家博物館。弗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和賽克勒博物館（Arthur M. Sackler Gallery）是其中關於亞洲藝術的博物館。這兩家博物館館舍和收藏都彼此獨立，不過其位置毗鄰，建築主體都在地下且有通道相連，管理機構也是一體的。
弗利爾美術館是由收藏家、企業家弗利爾（Charles Lang Freer）捐建。弗利爾最初收藏西方繪畫等藝術品，到中國旅行後痴迷於中國藝術。他應該是海外收藏中國青銅器精品最多的收藏家，據説當盧芹齋出售文物時，弗利爾往往出價最高，所購青銅器也最精。1906年弗利爾通過與美國政府談判，捐出所藏文物、並在國會山前捐建博物館（圖八）。1923年，弗利爾美術館對外開放。雖然弗利爾留有美術館所藏文物不得出館的規定，但他強調對收藏的研究、特別是對學者的開放研究。弗利爾美術館早在1951年就成立了美國博物館系統裏最早的實驗室，這裏目前也是開放給學者觀察實物研究、體驗感最佳的博物館。美術館在1967年由當時的館長蒲柏（John Alexander Pope）主編出版圖錄，其後出版了由首任實驗室主任蓋滕斯（Rutherford John Gettens）主編的青銅器技術觀察，後者的研究至今仍然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蓋滕斯後任的實驗室主任齊思（W. Thomas Chase）着重研究青銅器物理特性在中國青銅器中的體現，並多有成果。
賽克勒（Arthur M. Sackler）在醫學領域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並由此獲利於醫藥經營，他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收藏中國和日本文物，在七十年代將其收藏捐出成立史密森學會賽克勒美術館，1987年美術館對外開放（圖九）。此外，賽克勒還捐建了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1985年）、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1993年）、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賽克勒藝術長廊，以及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賽克勒收藏。賽克勒去世後，其家族拍賣了他尚未捐贈的中國青銅器等文物達188件。
賽克勒除非常注重組織學者對青銅器進行研究，圍繞他的青銅器藏品先後出版有貝格立《賽克勒藏商代青銅禮器》、羅森《賽克勒藏西周青銅禮器》、蘇芳淑（Jenny F. So）《賽克勒藏東周青銅禮器》這樣的三本大型圖錄。這三本賽克勒藏品的圖錄被西方學者認為是西方研究中國青銅器的里程碑式作品，直到現在都有非常大的影響力，仍然是西方學者研究中國青銅器經常參考的著作。
弗利爾和賽克勒收藏青銅器精品非常多，在《全集》中也有較多著錄，國內很方便查閲。
有意思的是，雖然賽克勒經常收藏中國青銅器，但他本人收藏時都會聽取好友辛格（Paul Singer）的意見。辛格本人也有少量收藏包括有兩件二里頭文化銅牌飾，他的收藏也捐贈給了賽克勒美術館（圖九）。辛格本人還出過關於中國青銅器研究的著作。
美國各地博物館擁有中國青銅器收藏的很多，以下依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分別由北及南介紹。
東部地區首先是波士頓藝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簡稱MFA Massachusetts）。波士頓藝術館的亞洲文物收藏和早期一名日本館長有關，所以它的日本文物收藏都很豐富。中國青銅器的數量比較多（圖十），但是沒有出過專門的圖錄。比較重要器物包括戴家灣出土長梁卣、金村出土的人持物像等。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簡稱Met）是世界三大博物館之一，各類收藏尤其埃及、兩河流域以及希臘羅馬等古典藝術品都很著名。大都會的中國收藏在佛教、書畫、陶瓷、青銅器方面都很強，並經常舉辦有影響力的中國古代藝術展覽，如最近由其亞洲部中國藝術主任孫志新策劃的“帝國時代——中國古代秦漢文明展”。大都會開始介入中國藝術品的收藏是在二十世紀初，當時的中國藝術品代理人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長期活動於中國，他的一個重要收購是端方所藏的寶雞出土的柉禁成組銅器。福開森對中國青銅器很感興趣，在三十年代組織中國學者對當時的中國青銅器按照銘文字數為序編撰目錄，出版了《歷代著錄吉金目》。大都會在二戰後又陸續得到了一些私人藏家的捐贈，比如摩爾斯（Morse）的捐贈，這樣使其中國青銅器收藏在海外居於前列，重要的青銅器除柉禁之外，還有晚商獸面紋大瓿、觥、方彝，以及周代龍紋方壺、楚王盞等（圖十），《全集》對其青銅器收藏多有著錄。
紐約的亞洲協會美術館（The Asia Society Galleries）也有不錯的青銅器收藏，這主要是來自洛克菲勒家族的洛克菲勒三世（John D. Rockefeller 3rd），他是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之孫，其部分青銅器如有地方特色的晚商大獸面紋提樑卣來自日本舊藏。
美國東部地區一些大型博物館如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History，New York）、布魯克林藝術博物館（BrooklynMuseum of Art, New York）、巴爾的摩美術館(The Baltimore Museumof Art, Maryland)等等。
在美國中部偏北，有好幾家博物館以中國文物收藏著名。位置最北的明尼阿波利斯藝術博物館（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Minnesota）中國收藏主要來自皮爾斯伯裏（Alfred F. Pillsbury）（圖十一）。這裏收藏的中國青銅器和玉器的數量都比較多，青銅器曾出版過一本中國青銅器的圖錄，是由高本漢執筆。
美國中部最大的博物館是芝加哥藝術研究院（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Illinois）（圖十一）,該博物館的印象派、美國現代藝術很強。中國青銅器主要是來自白金漢（L. M. Buckingham）的捐贈，該收藏在中國很有名還因為陳夢家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作為訪問學者旅居芝加哥，並和博物館亞洲部主任凱萊合作編撰藏品圖錄。2018年博物館亞洲部主任汪濤策展《吉金鑑古：皇室與文人的青銅器收藏》並召開學術研討會，反響較大。
芝加哥同城的菲爾德博物館（Field Museum）是一家融自然和人文藝術為一體的博物館（圖十二），館內中國收藏有不少早期青銅器和玉器、隋唐及其後文物。
美國中部堪薩斯城（Kansas
City）有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館（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圖十三）。堪薩斯城以爵士樂、燒烤聞名，納爾遜則是以收藏中國書畫、佛教、青銅器等文物見長，如著名的洪洞廣勝下寺的元代壁畫《熾盛光佛經變》。該館豐富的中國青銅器收藏得益於早期館長西克曼（LaurenceSickman）對東方藝術的興趣。西克曼是學東方藝術史出身，他經手和收藏了許多重要的中國青銅器，如頌簋、成王方鼎、 
在堪薩斯城之東，有美國中部另外一家重要的中國青銅器收藏——聖路易斯藝術博物館（Saint Louis ArtMuseum, Missouri）。這裏中國青銅器的數量比較大（圖十三），並在九十年代出過一本很好的研究性圖錄，是歐美地區首次使用CT技術分析中國青銅器，並得到很多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中部地區還有一些博物館收藏中國青銅器數量不多，但常有少量精品的，如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ClevelandMuseum of Art, Ohio）、辛辛那提藝術博物館（Cincinnati Art Museum,Ohio）、底特律藝術博物館(Detroit Institute of Art, Michigan)、印第安納波利斯美術館 （Art Museum of Indianapolis，Indiana )等等。
在美國的西部大體順延西海岸分佈着一些重要城市，這些城市差不多或多或少都收藏有中國青銅器。美國最西北的城市西雅圖，是一些知名的國際大公司總部所在地，如波音（Boeing）、亞馬遜（Amazon）甚至是星巴克（Starbuck），城市富足。西雅圖藝術博物館（Seattle Art Museum,Washington）環境靜謐，它所收藏的中國青銅器數量不是很多，但也有一些不錯的藏品，出版過專門的圖錄。
美國西部最有名的中國收藏當然是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Asian Art Museum of SanFrancisco, California）（圖十四），該館收藏中國、日本、朝鮮半島、印度文物豐富。青銅器研究專家許傑入主博物館後，組織了多場和中國青銅時代相關的展覽。中國青銅器是來自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的捐贈。布倫戴奇是芝加哥人，但機緣巧合讓他將收藏捐贈給了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布倫戴奇青銅器也是在二十世紀初購入，和弗利爾收購風格不同，他經常是成批入手，因此差不多可以説他的中國青銅器收藏是海外數量最大的。1977年博物館出版過一本小冊子介紹其青銅器，國內早年也有文章介紹過布倫戴奇的收藏，可以説基本上沒有反映出布倫戴奇收藏數量與品質。不過布倫戴奇的青銅器在《全集》中有一些著錄，其中的小臣犀尊，是中國青銅器中少見的寫實性作品。
美國西部最大的城市洛杉磯當代藝術和希臘羅馬藝術收藏都很豐富，中國文物則只見於洛杉磯郡藝術博物館（Los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California）。這裏中國青銅器特別是東周時期的青銅器數量不少，但精品不多。但該博物館有很好的實驗室，其中梅耶爾(Peter Meyers)所做的青銅器分析很有價值。
西部其他如波特蘭藝術博物館（Portland Art Museum, Oregon）、聖迭戈藝術博物館(San Diego Museum of Art, California）也有少量中國青銅器。
美國的大學以私立為主，會得到很多私人和基金的資助。美國遺產繼承法和税收體制也激勵藝術品流向包括大學博物館在內的機構，這也是美國各地博物館都可常見中國青銅器收藏的社會背景。美國大學的博物館比較發達，一所大學有的有幾座不同類型的博物館，在藝術類博物館展陳中常常可見幾組中國青銅器，地理位置比較偏僻如康奈爾大學、比較富足如斯坦福大學，都是如此。斯坦福大學博物館（Leland Standard Junior Museum）就展陳有十幾件晚商和東周時期青銅器。以下重點介紹三家大學博物館。
美國大學中規模最大的博物館是在哈佛大學，其中的藝術類被稱為哈佛藝術博物館羣（Harvard ArtMuseums）,包括有三家博物館。中國收藏在博物館羣中過去常在福格博物館(Fogg Museum)和賽克勒博物館（Arthur M. SacklerMuseum）之間切換，2014年新的博物館羣在福格博物館的基礎上擴建開放。擴建的當代風格與古典式舊館結合，是新世紀北美地區許多博物館擴建的作法（圖十五）。中國青銅器在其中有一個專門的展廳（圖十五），這些藏品多是來自温思諾普（Grenville L. Winthrop）。温思諾普和弗利爾類似，從西方興趣轉向中國，他的中國青銅器、玉器收藏在美國名列前茅。温斯魯普的中國青銅器不少晚商精品，如其在《全集》中有著錄的兩件觥、獸面紋鼎以及方彝等。東周青銅器也有較多高品質器物，其中一些應該是來自金村大墓。大量的晚商兵器其上多有鑲嵌綠松石或者玉與銅合體，應該是出自殷墟王陵區。温斯魯普收藏的中國青銅器沒有專門的圖錄，除了介紹他的收藏著作中稍有錄入之外，在一些藏品介紹中也所涉及。
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的中國收藏在青銅器、書畫、宋元時期文物方面都很強。由於收藏受到過賽克勒的資助，不少文物都標識為賽克勒收藏，如賽克勒西周銅器圖錄封面上的西周早期觥（圖十六）。實際上大部分的中國青銅器收藏來自其他二人，並出版過相關的圖錄。博物館也有一些新的收購，如戰國青銅人擎燈。
耶魯大學美術館（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收藏的中國青銅器數量也不少，但在美術館展陳不多，有一些重要中國青銅器如晚商的鳥形尊、西周長銘虎簋等（圖十七）。
中國青銅器在美國的私人收藏，基於前述遺產繼承法的背景，往往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後崛起的收藏。在芝加哥市郊建有私人博物館的藏家麥凱林（Barry MacLean），其藏品以東亞青銅器如銅鼓最為出色，中國的青銅器數量可能超過了兩百件，並在私人博物館中展示。紐約的李昂布萊克（Leon Black）可能是20世紀下半葉美國新崛起的最大中國青銅器藏家，其藏品較為神秘，目前圖錄沒有問世，不過偶爾有青銅器出現在一些展覽上，比如一件西周的神面紋簋（圖十七）。此外，上海博物館青銅器展覽中見有他捐贈的晉式龍紋壺。
紐約華裔收藏家範季融夫婦首陽齋所藏的中國青銅器，曾經在紐約布魯克林博物館（Brooklyn Museum,New York）、上海博物館做過展覽並出版圖錄。
美國還是國際青銅器的流通中心。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隨着蘇富比、佳士得等大拍賣公司的國際化發展，倫敦作為國際藝術品貿易中心的地位日趨下降。至八十年代，紐約已經成為新時期的中心。在紐約曼哈頓（Manhattan）著名的第五大道（the Fifth Avenue）及近旁的繁華地段，分佈着多家藝術品公司。近十年來，紐約的三月和九月都會舉辦春秋兩季亞洲藝術周，各家文物、藝術品公司都會進行售前展示，成為藝術周的一項吸引人的重要活動。紐約亞洲藝術周差不多每年都會有一些重要的中國青銅器交易，並逐漸成為對中國青銅器收藏影響最大的活動。各公司售前預展一般還會出版印刷精美的圖錄，積年來這些圖錄、尤其是蘇富比和佳士得出版的海量圖錄，是瞭解中國青銅器在海外的收藏及流向的重要資料。
在紐約，總部都設在倫敦的蘇富比（Sotheby’s）和佳士得（Christie’s），是從事中國青銅器拍賣最重要的兩家世界級拍賣公司。蘇富比拍賣行最早成立於1744年，創始人為英國書商薩姆·貝克（SamuelBaker），是世界上歷史最為悠久的拍賣行之一。前些年汪濤在主持蘇富比紐約中國部時，組織了若干次比較重要的中國青銅器拍賣。對其中部分青銅器，筆者和汪濤合作在2011-2015年《南方文物》發表過系列研究文章。佳士得是蘇格蘭人詹姆士·佳士得（James
Christie）1766年在倫敦創辦，是最早的藝術品拍賣公司。著名的皿方罍的兩次拍賣都是佳士得組織的，並兩次創中國藝術品拍賣紀錄，其中2013年在拍賣前湖南省博物館成功地回購皿方罍，在國內形成了很大的影響。
紐約還有一些主營中國藝術品的古董商，如已經過世的安思遠（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他因售《淳化閣帖》給上海博物館和出資保護安徽古民居而在國內知名，經手的中國青銅器比較多。另一位藍理捷（J.J.Lally）是原佳士得紐約的中國瓷器部資深僱員，1986年創辦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他的經營以陶瓷為主，但也經常涉獵青銅器。
北美地區的另一個國家加拿大，其中國青銅器收藏集中在多倫多市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yal OntarioMuseum, 簡稱ROM）。該館是國際上少數的自然和人文收藏並重的大型博物館，其亞洲文物特別是中國文物收藏十分豐富，至少晚商時期青銅器在數量上是北美地區最多的，這是因為有兩位二十世紀前十餘年在中國從事宗教活動的懷履光（WilliamCharles White或稱Bishop White）和明義士（James Mellon Menzies）。懷履光在民國初年在開封地區任主教，明義士則在安陽地區任牧師，他們為皇家博物館獲取的甲骨文在海外最多。明義士利用傳教之便，在安陽直接購買殷墟青銅器，他還收藏有一批安陽陶範。懷履光回國後擔任皇家安大略博物館中國部主任，基於該館收藏的青銅器寫過中國青銅文化的著作。
四、日本
因為近鄰而在文化上密切的交流，日本是海外真正意義上最早收藏中國青銅器的國家。1848年市河米庵編的《小山林堂書畫文房圖錄》，其中第八冊錄有幾件中國青銅器，這是日本最早著錄中國青銅器圖錄，也是最早的中國青銅器外文圖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體制與公司的重組，又因九十年代經濟危機下藏品大量外流，中國青銅器收藏也經歷了較大的變化。不過，目前日本仍然是海外僅次於美國的中國青銅器收藏國，其收藏主要集中在京都為核心的關西地區和東京為核心的關東地區——分別為古今兩個都城地區。以下按區域分述。
關西地區收藏中國青銅器最重要、也是最早的是住友家族，早在1903年就在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前身帝室博物館參與中國青銅器展覽並出版圖錄。1960年住友家第16代吉左衞門捐獻其藏品並資助成立泉屋博古館。“泉屋”是源自住友家在江户時代經營冶銅業的字號，甚至其製作青銅器在明清時期還出口到中國。“博古”出自宋代金石學圖錄《宣和博古圖》。泉屋博古館位於京都南禪寺附近的東山鹿之谷（圖十八），近年又在東京設有分館。位於京都的本館博物館常設中國青銅器的展覽，一年會有兩個季度作展出。泉屋的中國青銅器數量達500餘件,
其精品如商時期的虎食人卣（《全集》四、152）、夔神鼓（《全集》四、179）和獸面紋觥（《全集》四、79），西周時期的楚公家鍾、
奈良國立博物館是關西地區另一家中國青銅器收藏較多的博物館。該館的收藏以及東京國立博物館的收藏都來自於一位著名的古董商坂本五郎。坂本五郎收藏的中國青銅器數量非常大，1968年，為慶賀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洋館的開館，坂本以他母親的名義捐贈10件青銅器給東京國立博物館。2002年坂本又捐贈近400件青銅器給奈良國立博物館（圖十九），使後者目前收藏的中國青銅器數量在日本僅次於泉屋博古館。奈良國立博物館重要收藏有西周早期帶長梁的提樑卣——這是長梁卣中體量最大者，高51.4釐米，體量高大的
天理市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主要收藏世界範圍的民俗文物，這是因為天理教的宗教背景。該館也收藏較多中國文物精品（圖二十），如甲骨、陶瓷器、壁畫以及青銅器等等。中國青銅器數量從商到東周時期都較多，其中重要的有圅黃父簋、神面紋尊以及一些南方特徵的青銅器包括李三孤堆出土的提鏈爐。
大阪市之南和泉市的久保惣紀念美術館，依託以棉紡織品為支柱的家族企業久保惣株式會社，收藏有豐富東、西方藝術品。第三代久保惣太郎將藏品捐贈給和泉市，新建的庭院式館舍在1998年對外開放（圖二十）。博物館收藏中國青銅禮樂器30餘件，其中獸面紋大斝、錯紅銅鳳紋壺等較為重要。
位於日本滋賀縣甲賀市的美秀博物館 (Miho Museum)環境與建築設計優美。博物館的創辦人為小山美秀子,環境和建築由著名的美籍華裔建築師貝聿銘設計。中國青銅器重要收藏是戰國至西漢時期錯金銀青銅器，包括一批相信是出自洛陽金村戰國大墓的青銅器，如錯金銀虎形案架、龍形帶鈎，金箔錯綠松石琉璃壺等。
神户市的白鶴美術館收藏以晚商西周早期青銅器見長，《全集·三》著錄有該館收藏的不少晚商青銅器，如兩件風格不同的獸面紋方卣、獸面紋觥等。
關西地區還有幾家收藏中國青銅器的博物館，如京都的有鄰館藏品，奈良的寧樂美術館則藏有獸面紋大口尊及大斝等青銅器，大阪市立美術館也有少量的中國青銅器，是來自山口謙四郎的舊藏。京都大學的綜合博物館和人文科學研究所都有少量中國青銅器。大阪市藤田美術館藏中國青銅器很強，為籌集博物館運行資金，該館將方尊、方罍、瓿、觥4件青銅器交2017年紐約佳士得春拍，拍賣價格近9億人民幣（圖二十一）。
關東地區最重要的博物館當然是東京國立博物館。不過該館中國青銅器收藏不多，如前所述主要是來自於坂本五郎的10件青銅器捐贈。這些捐贈當年經由水野清一挑選，均為精品（圖二十二），其中著名者有高65.3釐米的獸面紋三羊大口尊，高60.7釐米的獸面紋大瓿，以及高53.4釐米、出自李三孤堆的鑄客為集醻大鼎。
根津美術館1940年由鐵路實業家根津嘉一郎創辦、位於東京表參道高檔街區青山，早年藏品圖錄據此命名。美術館是知名建築師東京大學教授隈研吾設計、2009年建成，環境與館舍幽靜雅緻（圖二十二）。美術館收藏以茶道和佛教文物為主，後者如天龍山佛像。中國青銅器的數量不多，但品質非常高。比如三件青銅方盉（圖二十二），三器鋬處的器壁各有左、中、右徽識銘文，三器高大，高度在71.2-73釐米之間，這樣大體量的酒器當然是出自商王墓葬。根津美術館館藏的中國青銅器精品還有雙羊尊《全集》四、132），與大英博物館的雙羊尊形制相同，都可能出自湖南地區。最近根津美術館做了一個小型的展覽，將兩件雙羊尊放在一起展覽和研究（圖二十二）。
出光美術館位於東京市區，中國青銅器收藏有不少重器，包括有傳於二十世紀初出於洛陽的鼎、《西清古鑑》著錄的觥等。因為財政問題，不少青銅器被出售。
東京還有一家比較有名的收藏是在書道博物館，該館比較注重青銅器的銘文。
綜上所述，日本收藏中國青銅器的博物館，在關西地區，有京都泉屋博古館、京都有鄰館、奈良國立博物館、奈良寧樂美術館、天理大學天理參考館、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大阪市立美術館、藤田美術館、白鶴美術館，京都大學綜合博物館以及人文科學研究所、寧樂美術館、美秀美術館。在關東地區，有東京國立博物館、根津美術館、書道博物館、出光美術館、福岡市美術館、東京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九州大學文學部考古學研究室。
日本經營中國青銅器的古董商，除了近代的山中商會、當代的坂本五郎不言堂，知名的還有兵庫縣以電器公司起家的千石唯司。千石唯司的中國古代青銅器收藏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其藏品除了非常精彩的中國古代青銅鏡之外，青銅禮器也多有精品，如晚商時期的獸面紋觥、獸面紋大斝、戰國時期狩獵紋壺、錯金銀雲紋鼎等，當然其中最為著名的是中國國家博物館購入的子龍鼎。千石唯司本人對其藏品頗為開放，不少學者曾有幸進入他的收藏室觀摩，他受到學者們的影響而拿出青銅器開辦展覽，並請學者主持編撰展覽圖錄。
承襲日本近代崛起所收藏的中國文物，又得益於當代經濟繁盛收購的西方藝術品乃至古埃及文物，文物保護、文物收藏和博物館建設都在日本得到了高度發展。受傳統文化的影響，日本博物館特別是私人博物館重視建築及環境的設計，一般都將博物館和展陳環境佈置得幽靜雅緻，即便是在鬧市中也有此追求。博物館一般都努力出版藏品圖錄，收藏家和古董商都注重學者對藏品的意見，形成較好的互動氛圍。
日本學者向來重視對中國的研究，在青銅器領域成就尤其卓著。早期學者如梅原末治所做的研究主要是蒐集在歐洲和日本的中國青銅器圖像與收藏情況資料，如前所述的《歐米蒐儲支那古銅精華》、《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梅原末治的這兩部鉅著圖片以及印刷質量俱高，具有很高的資料乃至文物價值。出版這兩部圖錄的，正是民國初年將大量文物售往中國境外的山中商會。另外一位著名的學者是京都大學林巳奈夫教授，他對中國青銅器、玉器等都有影響很大的研究。1984-1989年間由吉川弘文館出版的三部系列《殷周靑銅器綜覽》，是林氏關於中國青銅器研究的鉅著。林氏關於器物分類、斷代、紋飾等方面的研究展現了極高的水平，其中第一部分類收錄商至春秋前期青銅器，收錄各類器物繁多，是研究青銅器很好的參考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翻譯出版該書。東京大學松丸道雄，他主要從事青銅器銘文方面的研究，從銘文的製作到銘文藴含的社會意義等寫過一系列的著作。松丸道雄還改編陳夢家的《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商周青銅器》，出版為《殷周靑銅器分類図録》，並使後者在西方學術界較之原著更有影響。白川靜是一位研究金文的學者，著有《金文通釋》。
此外，日本學者1990年組成日本中國考古學會，2001年起每年召開中國考古學會編輯出版《中國考古學》。
五、港台地區
台灣地區的中國青銅器收藏也有公立、私人兩類。公立收藏如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這些單位的文物多為國民黨政權從大陸轉移到台灣的。私人收藏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台灣經濟發展後，一些企業家的收藏。
台北故宮博物院位於台北市士林區，文物主要是原清宮舊藏，青銅器也是如此。館藏文物數量巨大，僅青銅時代的青銅器就達4300多件。青銅器中精品很多，著名者如毛公鼎、散氏盤等。1958年曾出版過二冊32開本簡單的圖錄，收錄青銅器323件，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台北故宮的主要青銅器收藏。1983-1996年間，博物院器物處處長張光遠曾在《故宮文物月刊》發表20多篇介紹和研究博物院收藏青銅器的系列文章。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另一位器物處長陳芳妹為重要的青銅器食器、酒器展覽撰寫圖錄，並重點發表商代禮器，這些是瞭解博物館青銅器收藏的重要資料。
中研院史語所在台北市南港區中研院大院內。1948年史語所遷台，搬遷了大部分在大陸發掘的文物及標本，其中青銅器主要是殷墟、輝縣發掘品。殷墟青銅器是其大宗，主要有牛方鼎、鹿方鼎這樣的重器，小屯墓葬出土的一批殷墟文化第一期前後的青銅器，殷墟王陵出土的禮器、兵器如青銅頭盔等。1986年史語所開啓文物陳列館，陳列館設在史語所辦公樓內，陳列面積不大，但內容豐富，殷墟出土青銅器佔展覽主要內容。史語所收藏殷墟青銅器的報道主要是在發掘報告中，如小屯墓葬、西北崗王陵區侯家莊的發掘、以及大司空村墓地的發掘報告等，李濟和萬家保還對殷墟青銅器中觚形器、爵形器、斝形器、鼎形器，以及其他53件容器進行形制特別是鑄造工藝研究，出版《古器物研究專刊》五本，在學術上形成重要影響。目前史語所青銅器研究仍然在進行中，出版有包括青銅器在內的器物研究著作。
台北歷史博物館位於台北中正區，藏品主要是來自民國時期河南博物館暫存文物，其中的青銅器主要包括1923年發掘的新鄭鄭公大墓、1953-1937年發掘的輝縣琉璃閣青銅器。解放後這兩個地點的文物都分置於海峽兩岸，河南博物院和台北歷史博物館聯合對其進行整理，2001年出版《新鄭鄭公大墓青銅器》、2003年出版《輝縣琉璃閣甲乙二墓》兩本圖錄，整合了多年失散的資料。
台灣的早期青銅器收藏主要在公立機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台灣經濟快速發展後興起了一批私人收藏。在九十年代前後，王振華先生的“古越閣”收藏有100多件青銅兵器，收藏的精品包括錯金幾何雲紋劍、吳王夫差劍等。古越閣的收藏後來逐漸散失，其中部分入藏在蘇州博物館。目前台灣中國青銅器藏家有兩位較為知名，一位是曹興誠，他收藏的青銅容器數量較大且多精品，目前有部分公佈。另一位蔡春隆，他的收藏包括青銅帶鈎和容器，也出版有收藏圖錄。
香港一直是一個貿易和金融中心，有很多青銅器的古董商活躍在香港。近年來，國內的拍賣公司如保利、嘉德等也在香港舉行拍賣會，涉及不少中國青銅器。香港的荷里活道有許多的古董店，它們也展出並出版青銅器的圖錄，國家博物館收購的不少青銅器即來自香港的藏家。這些古董商中著名者如御雅居，曾出版過系列的關於中國青銅器的圖錄。
香港也有一些小型的私人收藏，如過去英國人何安達（Anthony
Hardy）的思源堂。何安達對中國古代青銅器情有獨鍾，主要興趣在商末周初的青銅器，他的藏品曾經在香港藝術博物館和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先後展出，並分別請羅森、李學勤等著名學者撰寫展覽圖錄。2010年，何安達收藏的120多件青銅器曾在當年紐約佳士得秋季拍賣會上以創記錄的價格拍賣。這種結局，也是一些藏家青銅器多見的命運。
近年來，隨着國際法規的約束、中國藏家在海外及港台地區拍賣會上的購買，中國青銅器在海外的增長逐步減速。另一方面，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中國文物大規模的海外展覽，大批新出考古材料在國際交流背景下幾乎同時為海外學者所熟知，西方社會和學者越來越注重中國具有考古背景的出土新資料，基於原有博物館收藏中國青銅器的展覽、研究越來越少。當然，海外及港台博物館收藏的中國青銅器對於我們中國民眾而言，民族情懷以及其較高的藝術性，仍然是重點關注對象。而器物研究和新資料探索探索的需求，則是我們中國學者應將海外中國青銅器研究視為未來的一個很重要方向。
附記：本文打算作為筆者計劃中《吉金類系》文集的前言。《吉金類系》原是廣明兄約我在《南方文物》上開設的研究海外收藏中國青銅器專欄，2011-2015年筆者曾奮力發表14篇專欄文章，其後因他事中斷。將研究海外青銅器的集子仍然延用當初專欄的名稱，以謝廣明兄對筆者的鞭策。這裏還一併特別感謝許多朋友為本文提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