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廣總督的危機時刻_風聞

來源：卑職以為，作者：逆北

01 石破天驚的彈劾案

公元1893年3月，對於身為湖廣總督的張之洞來説，註定是相當難熬的一個月。

因為就在這個月12號，京師大理寺卿徐致祥上書彈劾張之洞的摺子，送到了光緒皇帝面前。

在大清，彈劾一名封疆大吏是算不得稀罕事。像都察院這種機構，“專掌風憲，以整頓綱紀為職。凡政事得失、官方邪正，有關於國計民生之大利害者，皆得言之。”

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只要你做的事有害於國計民生，都能被彈劾。

有意思的是，這次站出來彈劾張之洞的人的身份是“大理寺卿”，相當於現在的最高法院院長，正三品，一名省部級高官站出來彈劾另一名省部級高官，朝野震動，張之洞的官場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徐致祥彈劾張之洞的內容，主要四個方面：

1、怠慢政務，經常不聽下屬彙報工作，胡亂安排工作；

2、重要惡吏，點名批評一些昏庸鑽營的官員名字；

3、濫耗錢財，以辦理鐵路、鐵廠、開礦為名，到處勒捐；

4、架設湖南電報線引起民憤。

對於愛面子的張香帥來説，這些指責有針對他自己做事風格的，有針對用人導向的，也有批評他搞大項目、大工程、亂收費的。這些事兒他可不願過多披露，而現在，不但包括自己舊時好友在內的官員們議論紛紛，就連皇帝本人都直接表達了對自己的懷疑與不滿。

徐致祥這次敢拍磚張之洞，必定有一定的“輿論基礎”。

如果説怠慢政務、重用惡吏這兩頂帽子是“普適性的”，那麼在興辦實業上耗資巨大而收效甚微，就絕對是戳中了張之洞的軟肋。

朝野上下，張之洞在實業方面不計成本的“屠財”行為，早已經是名聲遠揚了。就連後來的《清史稿》評價他“蒞官所至，必有興作，務宏大不問費多寡”，就是説，他喜歡上馬大項目大工程，但是往往虎頭蛇尾，效益不佳。

以張之洞創辦的最著名的漢陽鐵廠為例，該廠共花去資金六百餘萬兩，按建廠之初的計劃，預計可以年產鐵六萬噸；張之洞在給李鴻章的信函中就説:“每年可出鐵三萬數千噸，以之鍊鋼，可得三萬噸。”然而直到1896年11月停產為止，漢陽鐵廠實際只生產出生鐵5660噸，熟鐵110噸，鋼料1400噸，鐵拉成鋼條板1700噸。除了數量可憐，產品的品質也夠資格上三一五晚會。鐵廠運營中選址欠妥、技術長期滯後、管理有缺陷等問題多了，路透社都知道。

但你以為搞大項目、大工程、多花點錢就是大罪過了？

圖樣圖森破。張之洞和幕僚交談時，也曾坦言自己辦鐵廠、架設電報線等為開風氣，而非牟利。説白了，人家是響應國家的號召，走在時代的前列，主動出工出力做試驗。敢闖就要付出代價嘛，張之洞搞大項目成功了造福國家，失敗了權當積累寶貴經驗，他何罪之有。

況且，張之洞説的很明白，我不貪！只要搞工程項目的經費不往自己兜裏塞，你告我去啊？

翻一番張之洞的履歷其實很清楚，十六歲中順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歲中進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編修，一直到光緒六年（1880 年）才外放擔任山西巡撫，也就是説張之洞作為一名筆桿子長期在中央部委任職，沒有地方任職的經驗。

人家李鴻章當年40多歲的時候，已經是直隸總督、封疆大吏了，而張之洞43歲時，還只是一個翰林院侍讀的閒職。他能夠混跡官場，説白了就是靠他的理學文化修養，但會寫文章的人多了，大清朝的科舉考試錄用的官員，哪個人不會寫文章？

作為一個筆桿子出身的官員，他更擅長的是舞文弄墨、揣摩上意，表態拍胸脯，真要真刀真槍去幹事業，未必比他天天罵得李鴻章等洋務派好多少。

02 光緒帝的難題

徐致祥敢在此時站出來彈劾張之洞，按照官場的遊戲規則，絕對不是一個人心血來潮，正義感爆棚，他的背後一定是一羣人，而且必定有地位相當高的大佬對張之洞心生不滿。

身為皇帝的光緒心裏清楚。

攻擊張之洞的幾條意見虛虛實實，有攻擊個人作風問題的，也有攻擊經濟問題的，更有攻擊他引發羣體事件的。

張之洞沒在基層幹過，當領導脾氣很大。自己不按時上下班，有時候幾天不睡覺，有時候幾個月不洗頭不理髮，有時候興致來了半夜點外賣，動不動就要給差評，杖責下人……

諸如此類的作風問題很多，社會上多有流傳。

這些其實在沒事兒的時候都不算個什麼事兒。杜月笙還説，人無癖好不能深交，張之洞這麼多的臭毛病，反倒顯得接地氣，不是那種一本正經又一肚子壞水的人。

徐致祥真正致命的攻擊還在於張之洞大搞工程項目，開礦辦廠，耗費巨大，覺得張之洞一定有經濟問題，要求朝廷對張之洞進行查辦。

光緒皇帝接到這個摺子也是心煩，張之洞畢竟是封疆大吏，朝廷裏一夥兒人要藉着皇帝之手收拾張之洞，他也覺得不好辦。張之洞畢竟是混跡官場多年的人物，早年得到慈禧太后賞識，在京城中是清流黨的領袖，到了地方又任職兩廣總督、湖廣總督這樣的要缺，還積極參與近代化的改革，怎麼看都是朝廷倚重的股肱之臣，這可不是三言兩語就能“擼官”的。

張之洞是誰的人？朝野都知道，張之洞真正的“導師”是慈禧太后。

當年張之洞參加殿試，閲卷大臣認為他的對策才氣逼人，有點出格，判為三甲之末。户部尚書寶鋆獨賞此才，將他提置二甲之首。到了慈禧那裏，大筆一勾，將第三、第四名對調，二甲之首的張之洞躍入一甲，成為探花。

慈禧太后這一筆，直接為張之洞推開了封侯拜相的大門。張之洞也心知肚明自己是“太后”的人，從此對於慈禧太后感恩戴德，關鍵時刻總是站在“後黨”一邊。

光緒帝敢輕易處置張之洞嗎？萬一處置不好，張之洞能掀起什麼風浪誰也不好説。

這案子既不能交給徐致祥手裏去辦，也不能交給張之洞關係匪淺的李之藻、張之萬等“清流黨”大佬去辦。思慮再三，光緒皇帝做了一個特別有水平的決定，把徐彈劾張之洞的奏摺分抄給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瀚章，讓同樣段位的兩個封疆大吏去查張之洞的案子，劉坤一着重查張在湖廣任上的事情，李瀚章着重查張在兩廣任上的事情。

張之洞處於三面圍攻的境地，湖廣總督的至暗時刻來了。

03 劉坤一的決定

光緒皇帝把張之洞的命運交到了劉坤一、李瀚章手裏，同朝為官，他們到底會如何辦這個案子？

他自己陳述對這件事的原則，光緒皇帝讓他查張之洞，身為兩江總督的劉坤一畢竟是個“一把手”，軍政大事繫於一身，肯定沒工夫親自到武漢去調查張之洞。他只能派手底下的人作為代表，到湖北一趟，一來了解下基本情況，二來也算對朝廷布置的工作有個交代。

劉坤一給派去調查張之洞的下屬定了個原則“公事只問是非”，具體的工程細節、經費花銷不是他應該管的範疇，説白了只要張之洞面上情況過得去，劉坤一沒打算為難他。

政敵攻擊張之洞主要是好搞大工程、大項目、花銷無度，搞項目本來就是為了出政績，試問哪個封疆大吏不希望出成績？哪個地方大員不去搞項目。如果人人揪着這點來興師問罪，保不齊劉坤一自己也會被人扣帽子。

所以，劉坤一對此時的張之洞更多的是同朝為官，惺惺相惜：

煤、鐵為中國開自有之利，立自強之基，無論如何，總應當辦。香帥勇於任事，力為其難，若再從而苛求，實足寒任事者之心，以後國家事誰肯耽承？

張之洞搞的礦廠、鋼鐵廠對國計民生意義重大，幸虧有張之洞這樣有擔當的好官力排眾議做事，如果再給他穿小鞋、打小報告，這無疑傷了勇於任事的幹部的心，以後誰還願意挺身而出搞改革？

兩江總督的講話水平就是高，把張之洞貪污腐敗、瀆職亂作為的問題，話鋒一轉變成了官場小人給勇於任事的好乾部穿小鞋的問題，這個反轉在情在理，不僅直指官場積弊，還給張之洞“高亮”顯示了。

劉坤一私下對張之洞的心腹透露，他對朝廷的回覆，“只就大處落墨”“若專就一事一物分析辨別，轉授人以指摘之端。”看看，畢竟是混在官場最高層的人，連幫張之洞“過關”的策略都想好了，隔着紙張都能感覺到劉坤一在拍胸脯，“決不令香帥有為難處。”

於是，本來光緒皇帝是要劉坤一查辦張之洞的，結果劉坤一處處體諒張之洞的為難之處，同為地方大員，處處維護張之洞，替張之洞遮風擋雨。

你説劉坤一在徇私枉法吧，他講的也確實句句在理。為官一方要做事、要改革，肯定要得罪利益集團，揪住一些小問題大做文章，搞工程到底是為了自己出政績，還是為了發展地方經濟，都可以説道説道。

張之洞至少不是個庸官，不是坐在湖廣總督的位置上，天天開會、簽字、念稿、出席活動，他確實是想有所作為。

但皇帝交代的案件總要有個結果，朝廷裏一幫人鉚足了勁兒要打倒張之洞，如果查辦的結果是張之洞一點問題都沒有，幕後那幫人面子上也掛不住。

張之洞同意承認自己在用人方面不察，但是把罪責一股腦推到下屬趙鳳昌頭上。趙在當時尚屬無名小卒，又有誰會去多關注他的升降？而趙替領導承擔罪責，因此反而備受香帥器重，調離湖北，另有重用。（辛亥革命後南北議和就是在趙鳳昌的撮合下達成的。）

04 張之洞

於是，整個事件有了戲劇化的反轉。

本來徐致祥一夥人是要以“貪慕虛榮，大搞面子工程”的名義來攻擊張之洞的，而經過有關部門的一番調查之後，張之洞只是在用人上有小瑕疵，而更加鞏固了他作為改革先鋒、洋務運動支柱之一的形象。

張之洞難道真的沒有什麼問題？這事還真不好説

▲影視劇中的張之洞

梁啓超跟張之洞有過節，維新變法之前兩人走得很近，但當慈禧太后表明態度後，張之洞成了堅定的反對“戊戌變法”的一派。

梁啓超在《李鴻章傳》中點評清末從洋務到新政的諸位封疆大吏：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和袁世凱，這些人都是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絕非流俗之輩。

其中，梁啓超比較李鴻章與張之洞：“十年以來，與李齊名者，張之洞也，但張何以能望李之肩背！李鴻章實踐之人也，張之洞浮華之人也；李鴻章最不好名，張之洞最好名；李鴻章不好名，故肯任勞怨，張之洞好名，故常趨巧利。張之洞虛驕狹隘，殘忍苛察，較之李鴻章有常識有大肚量，相去何止雲霄也！”

説來説去，梁啓超也只是罵張之洞太好名了。

但李鴻章在世的時候，一門顯貴，而張之洞家族有什麼呢？

張之洞的幕僚、晚清名士辜鴻銘曾説張之洞“歿後，債累累不能償，一家八十餘口幾無以為生！”《清史稿》本傳記載：“張之洞任疆吏數十年，及卒，家不增一畝。”

張之洞在督鄂的18年裏，視武漢為自己的第二故鄉，大力施展湖北新政，後來居上，將原本落後的武漢打造成僅次於上海的洋務重鎮漢陽兵工廠，生產的槍炮其質量與數量都在上海、天津之上。

辛亥革命能在武漢爆發，乃至武漢在今時今日的地位，都與張之洞前期打下的基礎有着莫大的關係。

近代史學者茅海建先生給了張之洞一個很有意思的評價，“張之洞不是那個時代最具實力的政治家，但又是最有遠見的政治家。”

湖北需要的不是官，而是心懷天下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