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瘟疫：帝國的哀鳴_風聞

作者|    酒熟梅子青

來源|    史遺

談起明王朝很多人總是會着幾分嘆惜，那是很多人眼中最後的漢王朝。也因為如此，很多人從當時的政治勢力、軍事鬥爭等方面進行分析，試圖分析出明王朝滅亡的真正原因。然而，卻很少有人寫道那場發生於明朝末年的大瘟疫，也很少注意到這場大瘟疫是如何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有感於此，今天就想以這場明朝末年的大瘟疫為主題，談談這場瘟疫的原因和影響，並和大家介紹這場瘟疫下最令人動容的社會救治，談談那些以往不太為人所知的歷史。

明朝末年瘟疫下的難民

一、明朝末年的動盪局勢

既然説起明朝末年，不提及下當時的局勢總是有突兀之感。明朝崇禎帝朱由檢繼位後，一反明朝多任皇帝對朝政不聞不問的姿態，開始獨斷乾綱，採取了許多施政措施。這些措施是否有效姑且不論，但整體上還是個勤政的君主。但明朝末年的黨派之爭依然十分嚴重，崇禎帝不惜多次訓斥羣臣卻依然徒勞無功，行政效能低下，社會矛盾加劇。

這時候，農民漸漸有起義之心。在李自成和張獻忠的分別領導下，明朝的農民起義可謂風起雲湧，勢力橫跨大江南北，極大動搖了明朝統治。

明朝末年農民起義

而崇禎帝殺死大將袁崇煥又自毀長城，使得東北形勢動盪，先後在大淩河和松錦戰役中失利，葬送了明朝的精鋭部隊，使得明朝鎮壓內部農民起義的力量進一步衰弱。

另外，後金勢力卻藉助這兩場大戰站穩腳跟，等待時機，在明朝和農民軍兩敗俱傷的情況下，在吳三桂打開山海關大門的幫助下，也參與了這場明朝末年的逐鹿中原。

遼東決戰

二、崇禎末年席捲大江南北的大瘟疫

整體發展情況

據歷史記載，就在明王朝內憂外患之時，一場大規模的瘟疫開始席捲了明王朝的大江南北。這場瘟疫發生於1633年，最早從山西開始爆發，一下子就席捲了山西全境。比如：

《古今圖書集成》：垣曲、陽城、沁水大疫，道殣相望。高平、遼州、大疫，死者甚多。

在很短的時間內，這場瘟疫就擴散到陝西、北京、河北、河南、山東等地，並進一步演變成席捲南京、浙江等地的特大瘟疫，是明朝萬曆年間大瘟疫後的又一次大瘟疫。據記載，到明朝滅亡的1644年這場瘟疫都仍然在繼續，在天津爆發，達到最高潮。

《明史》：一人染疾，傳及闔家，兩月喪亡。

瘟疫下的屍橫遍野

這場瘟疫的特點

這場崇禎末年的大瘟疫不同於萬曆年間的那兩次瘟疫，而是帶有着極其鮮明的特點：

首先，這場瘟疫當時的人稱之為“探頭瘟”，瘟疫傳染速度更快，死亡率更高。比如據記載，開封府武縣感染上瘟疫的人“死者十九”，更有無數家庭直接滿門滅絕。當時居然達到了一人染上瘟疫，全家人在短時間就會感染，不出兩個月全家滅絕的情況。

《陽武縣誌》：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

備註：所謂“探頭瘟”又稱為探頭病，最早出自天津民眾話語，大致就是説一人若染上這種疾病，死亡率極高，還很容易傳染，導致親友不敢來弔喪，生怕一探頭弔喪就會被傳染死亡。

其次，雖然與萬曆年間的大瘟疫一樣，山西仍然是這次瘟疫的原發地，但瘟疫的流行卻呈現出多個疫情中心的情況。據記載，當時的京師和天津地區疫情十分慘烈，甚至超過了原發地山西地區，而南方地區的南京又是另一個疫情中心。

對明末戰局的影響

過去對明朝末年的戰局分析往往側重於軍事和政治，但我們如果將瘟疫與戰局結合起來的話，卻會發現明朝末年的大瘟疫影響了當時的戰局進展，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這場大瘟疫使得明朝的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了，加劇了區域經濟和社會的崩潰，從而使得農民起義的規模進一步龐大。而主要發生於明朝核心統治區域的瘟疫又使得明王朝的國力和統治力量得到了明顯的衰弱；

明朝農民起義

二是這場瘟疫甚至直接影響到具體戰役的進行。比如李自成軍隊攻打北京時，當時北京已經爆發了瘟疫，導致城池的防守能力下降，使得李自成很順利的拿下了北京。而某種程度上，李自成選擇撤出北京，似乎可能也可能和這場瘟疫有關係：

《明史紀事本末》：……京營兵疫，其精鋭又太監選去，登陴羸弱五六萬人，內閹數千人，守陴不充。

在這兩個影響下，似乎最後滿清取得了天下也倒有幾分上天垂青的感覺，畢竟當時逐鹿天下的幾大勢力中，後金的地盤當時是疫情最輕的地方。

三、這場大瘟疫發生和蔓延的原因

看到前面介紹瘟疫的蔓延與慘烈的疫情，想必不少人都很想知道是什麼原因讓瘟疫發生和蔓延呢？其實整體來看大致是有以下幾個原因：

明朝末年生態環境惡化、災害頻繁發生

明朝末年，由於土地兼併加劇，流民增多。大量的流民流向了邊境地區開墾荒地，導致邊境地區的生態環境逐漸惡化，而這一地區恰恰是鼠疫自然疫源地，導致鼠類向內地遷徙覓食。

而內地由於人口數量的大幅增加，生活垃圾明顯增多，而官府卻沒有采取相應的措施來規劃、處置這些生活垃圾和衞生問題，導致內地生態環境同樣也不容樂觀。

流民開墾

另外，據記載，明朝末年的大小災荒遠遠高於歷史上大多數時期，這也使得民眾長期處在不正常的生活秩序，身體抵抗能力明顯降低。

頻繁的戰爭使得人口大量死亡與大規模流動

一般而言，戰爭會引起人口的大量死亡，而這些大量因戰爭、飢餓或疾病的死者屍體往往大多數並不能被及時得到處理與掩埋，這也就為瘟疫的發生和傳播提供了温牀。而明朝末年，政局動盪，其中又以明王朝與李自成勢力、張獻忠勢力之間的戰爭最為頻繁，使得全國各地幾乎都陷入了戰爭的動盪中。比如據記載，1632年遼州被攻下後，屍體堆積如山，滿門滅絕的就有幾百户。

難民逃亡

而且，戰亂往往會影響社會的穩定，使得大量人口出於躲避戰亂出逃，從而使得部分人可能攜帶瘟疫逃亡其他本來安全的地區，最終加快了瘟疫的蔓延速度。據記載，當時凡是農民軍經過的地方，往往攜帶有瘟疫，甚至出現了：

《懷來縣誌》：是年凡賊所經地方，皆大疫，不經者不疫。

官府對社會醫療體系的不重視和救治效率的地下

明朝時期，明朝的統治者效仿前朝舊制，依舊設置了醫學和惠民藥局兩個機構。但是明朝對這兩個機構的重視程度卻顯然不如前朝，導致實際運行效果太差。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備註：醫學是明朝政府主辦的用於培養和訓練醫師的機構，協助治療各地病人。惠民藥局則用於儲備藥品，以備不時之需。

一是明朝時期對醫官的選拔形同虛設，明朝的醫官普遍醫療水平不高，甚至多次出現庸醫誤人的情形。

二是惠民藥局雖然朱元璋時期就成立了，但由於經費撥付不足，導致惠民藥局逐漸從一個常設機構變成了一個臨時的救濟機構。據記載，在萬曆年間，這個機構就已經只剩下遺址了，只有當瘟疫發生時才會在這個遺址上發放藥物，甚至到明末時，這些遺址附近發放藥物也只剩下零丁幾處地方。

惠民藥局

三是沒有系統的制度維持運行，儘管個別皇帝在位時由於個人喜好有所重視，但都是偶然之舉，並未建立從京城到地方的一套完整制度，救助不成系統，範圍也有限。

四是政府對醫學技術的不重視。其實早在宋朝時期，就已經發現了隔離治療的方法來對付瘟疫，但是明朝時卻基本沒有采取這種科學的方法。

四、明末大瘟疫下的唯一亮點：積極的社會救治

儘管明朝末年大瘟疫席捲之下生靈塗炭，但是這其中卻還是有亮點需要我們提及的，那就是積極的社會救治。由於地方財政捉襟見肘加上部分官員只求自保，地方的瘟疫更多隻能靠地方社會來自我救治，而這其中地方人士建立的民間醫療組織可謂居功至偉。

鄉紳的地方責任感

與一些地方官員不同，鄉紳們對自己的家鄉還是比較熱愛和有責任感的。他們會藉助自己的財力以及人脈等建立民間醫療組織進行積極的救治活動。比如鄉紳楊文東自己牽頭，在其家鄉河南虞城建立了民間醫療組織“廣仁會”。為了應對醫藥價格昂貴的問題，他聯合了當地的大户人家，幫忙出錢湊款購買藥材，同時選拔精通醫術之人積極參與對患者的治療。

同時，針對一些病死的屍體，這些鄉紳也組織人員儘快進行掩埋並恢復周圍環境與衞生，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瘟疫的傳播。

醫生救助病人

醫者父母心

醫生無論在任何朝代都是在抵抗瘟疫的第一線，在明朝當時普遍對醫療不夠重視的情況下，醫生們依靠着自己的仁心仁術在傳染病防治上取得了很大成就。 比如明朝末年的醫師吳有性，窮盡一生精力，結合自己的行醫經驗，寫出了《瘟疫論》，是在當時對瘟疫防治最系統的總結，後世對他多有稱譽：

清朝醫學專家劉奎：（有性）卓識偉論，真乃冠絕千古。

不僅如此，還有不少醫生直接以自己繼續發放藥品、搶救病人。比如名醫蘇廷榮不問身份貴賤，遇患則治，甚至免費發放了不少藥品。又有名醫黃至直接捐錢買藥救助了幾百上千人。更可貴的是一些名醫，比如莫士英、張文啓等人以自己的號召力積極倡導捐建惠民藥具。

另外，當時江南地區富庶，藥店頗多，這些私營藥店多有救民之舉，比如“徐保元堂”、正天藥店等，他們藉助自己的商業渠道購買藥物，從而有效彌補了當地藥材不足的困境，有的要藥店還免費為患者治療、發放藥物。

五、結語與思考

明朝末年風雲變幻，各方勢力逐鹿中原。可是誰也沒想到，一場席捲大江南北的大瘟疫居然會對當時的形勢產生那麼大的影響。這場瘟疫本來可以不發展成特大瘟疫的，但由於明朝末年生態環境的惡化、頻繁的戰爭和明朝政府對政府醫療的不重視導致它演變成了歷史上的大災難。

然而，人性的光輝之所以珍貴，就在於他的黑暗中依然會閃爍。在這場大災難面前，充滿鄉土情結的各地鄉紳和“醫者父母心”的醫生站了出來，這種無私奉獻的社會救治是當時最大的亮點。相信在當前的困難下，我們上下一心，同心同德，這場困難終究會成為我們社會的註腳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