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管軼教授正名_風聞

原創 智sir 智先生 

前天1月23日，管軼在接受財新網採訪時，説：

「保守估計，此次感染規模最終可能會是SARS的10倍起跳。我經歷過這麼多，從沒有感到害怕過，大部分可控制，但這次我怕了。」

這篇文章很快傳遍整個互聯網，帶來新一輪疫情警鐘。但後續有幾張截圖傳出來後，一些人對管軼的抨擊就變味了，從批評指責，到人身攻擊和謾罵。

這羣人裏，基本沒看過管軼的論文，沒了解他曾經做過什麼，也分不清「微生物學專家」和「臨牀醫生」的區別，更分不清他國籍，就早早扣上資本主義的酸菜。

攻擊內容主要以下幾點：

1、管軼在1月15日時，曾説過「疫情可控，民眾可以過個好年」；

2、管軼去到武漢後，發表「恐慌」言論，然後自己當了逃兵；

3、非典當年，管軼説SARS病毒的宿主是果子狸，後來發現禍首是中華菊頭蝠；

4、2005年，管軼在汕頭大學的實驗室因為不合格而被農業部關停；

5、還是2005年，管軼在接受外媒採訪時，也説「怕」了，誇大禽流感疫情的嚴重性；

事實勝於雄辯，無論如何扣帽子抹黑，遲來的耳光都不會缺席。當初罵管軼有多歡，現在打臉就有多難堪，網上一批大V已經批量刪掉自己稿子，假裝什麼事都沒發生。

但你們不能那麼快遺忘，你們應該記住這一切。接下來，我為管軼教授正名。

一、2020年1月15日，管軼接受採訪時，為什麼説「可防可控」？

很簡單，因為管軼和大家一樣，相信政府公佈的數據。其實早在1月3日，管軼就已經接受過採訪：

「相信當局已經有了初步的判斷，因為病原鑑定中的核酸檢測，大約2至3天就可以獲得結果，但病因溯源需要進行血清學檢測和確認，需要2至4周。」

他還強調：「外界應該給予當局一定時間」，甚至表揚了武漢政府，面對此次疫情的快速反應和公開通知，是很明顯進步。

從1月3日-1月15日，這段時間武漢到底發生了什麼，以至於讓管軼等一批專家依然保持着樂觀心態？

我借用「第一財經YiMagazine」的圖，截取了這段時間列表：

以上，讓管軼在1月15日接受《大公報》時説的原話：

冠狀病毒最長潛伏期是15天，而自1月3日後，內地無新增傳染病例，可以判斷此次疫情已經得到控制。從目前看，病患症狀不重，即使有人傳人，也非常有限。傳染源清楚了，疫情也控制住了，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勝利的曙光，相信民眾可以過個好年。

他依據這麼多天的零病例、零醫護人員感染、零新增案例，從而得出這個結論，我想沒有什麼可苛責的地方。不僅是遠在香港的管軼，哪怕我們百姓，哪怕是一眾內地專家，同樣樂觀，甚至有知名自媒體發文，説：「這次新型冠狀病毒10天就被破解了基因序列，患者全部救治結束出院，武漢牛逼。」

一直到1月18日，通報了4例新增確診；到1月19日，百步亭舉辦「萬家宴」。

既然當時的主流輿論和報道，都認為疫情可控，我們為什麼要把責任推到管軼一個人身上，説他妖言惑眾，是外國派來的奸細？（管軼是中國籍，江西寧都人。）

鍾南山是到了1月20日，才通過央視，確認新冠病毒「人傳人」。所以，管軼在1月20日立即趕去了武漢，語氣有點重：

財新記者：為何新增病例突然增加136例？

管軼：不想妄加評論，但有些專家講話不要人為誤導，譬如有人説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可防、可控、可治。但是否要進一步解釋How（如何），即怎麼防、如何控和怎麼治。之前曾經報出幾天沒有新增病例，當時我還有點樂觀，如果再過幾天，即超過12天沒有新發病例，就説明我們將打贏這場硬仗。但如今新增病例增加不少，我想説現在不是比誰官大、比誰權力大，真正要具有對國家和人民負責任的態度。

去到武漢，瞭解真實情況後，管軼敢打自己臉，不隱瞞不盲從，反駁自己的言論，避免謠言的進一步傳播。這就是一個專家實事求是的做法。我們為什麼又要掐頭去尾地解讀？

二、管軼為何從武漢離開，當了「逃兵」？

首先，管軼沒有受任何人指示，他是自願前往武漢，去採集樣本溯源。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什麼進展，反而吃了不少閉門羹，願意合作的科研機構並不多。

最重要一點，管軼自己説出來了：當時華南海鮮市場封掉，洗地，「犯罪現場」都沒了，沒有證據不能破案。

追溯動物源是個比較複雜的過程，我不可能隨便找到一個帶有病毒的動物就把它歸咎是元兇，需要規模和體系等科學分析。管軼真正想批評的是，政府在清理封鎖海鮮市場前，疾控中心人員為什麼沒有提前保存好野生動物樣本？

換言之，無論管軼還是地方機構，手上都沒有動物樣本了，只能推測是某些蝙蝠，比如中華菊頭蝠。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證實了管軼的言論：因為市場很快就關了，又沒有監控，我們並沒有找到具體是哪個野生動物，這只是時間的問題。

但時間就是生命，拖得越久，對疫情防控就越不利，我們甚至都不確定還有沒有其它動物攜帶了這種病毒。如果我們像非典那樣，確定了直接傳染源就是果子狸，然後迅速隔絕和撲殺，就能防止二次傳播的危險，否則傳染源會一直存在。

所以，管軼作為微生物學專家，冒着被感染的危險主動去武漢，但採集不到任何動物樣本，只能無功而返，然後自嘲一句「逃兵」，就被人上綱上線攻擊了。

對管軼來説，他的任務是在疫情發生時，去尋找病毒樣本，然後拿回實驗室，弄清楚病毒特徵，找到能治本的方法。

管軼不是醫生，和呼吸病學專家鍾南山不同，留在疫情區沒有任何幫助，實驗室才是他的前線和戰場。

他明知道繼續呆下去，也幫不了什麼忙，為何不先撤退，回到科研機構裏幫點忙，這不是更有意義嗎？

或者説，管軼到底要怎麼做，才能感動到你們？一羣沒有上過戰場的人，是希望管軼能一直留在武漢？哪怕沒有權限，也要繼續追查沒有方向的動物樣本？是一定要不幸染上冠狀病毒，才是他們認為的科研大無畏犧牲？結局一定會有獻花和掌聲。但真的很可怕。

三、管軼推測10倍起跳，是不是煽動恐慌？

現在看來肯定不是，哪怕將這段話放在1月23日，也同樣不是。互聯網都有記憶，只是很容易遺忘。很多人已經忘了，那時候，是怎樣的一片歲月靜好。

1月20日晚，哪怕鍾南山已經説了「人傳人」，但請你們仔細回想一下，是不是還勸不動自己的家人親戚，推不掉各種走家串户和請客吃飯，還被人嘲笑是小題大做？是不是還有許多沒戴口罩的人到處跑，在密不通風的菜市場購置年貨，或者去旅遊度假，在1月25日坐上了日本「鑽石公主號」郵輪？

是不是一直到22日，武漢還是一個「不設防」城市、宣傳年輕人和兒童不易感染，甚至在21日晚舉辦了一場春節團拜會，演員們感冒鼻塞，仍不忘帶病完美演出？

管軼在1月22日過機場安檢時，看到安檢小姑娘只帶着最簡易的一次性口罩，只因為上面擔心影響形象不讓她戴，而這是她自己準備的。

1月23日晚，高福在接受白巖松採訪時説了：當時我們就感覺到，第一看到武漢普通民眾戴口罩的很少，第二我也看到一些同志們，搞各種各樣的大型聚會，這都是讓我們非常擔心的。然後不管是火車還是飛機廠，還會看到好多人集結。

嗯，那段時間，如果你戴口罩，可能還會被扣上恨國的標籤：「為什麼不去移民？」所以，到底是「恐慌」的人多一點，還是覺得「小題大做」的人多一點？如果真有那麼多人重視疫情，老實呆在家裏，出門戴口罩，疫情恐怕不會如此嚴重，更不需要管軼去「製造恐慌」了。

那些喊着「恐慌」、「軍心」和「士氣」的人，都是不把疫情當一回事的人，或者把維穩看得比生命還重要，喊着不屈小節，不在意傷亡，估計他們也是最後一批不情不願戴上口罩的人。

所以，為什麼可以一邊批評政府要公開透明，另一方面又對敢於直言的管軼大聲呵斥？我想不明白。李文亮很早就在吹哨了，他算不算禍亂軍心？或者説，「防止恐慌」和「保住更多人的生命」，究竟哪個更重要？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早在1月23日凌晨，管軼就已經提醒大家：

要注意眼睛防護，要防止糞口傳播，要注意氣溶膠傳播，提醒兒童與年輕人同樣容易感染：

管軼親自去武漢調研，然後得出一個悲觀結論，這是他的言論自由，也是對公眾知情權的負責。一個學者最大的良知是説實話，而不是隱瞞。如果他説的話不符合自己意思，就開始公開批鬥，之後沒有誰敢真正發聲。回看這次疫情，要是我們能有更多的，像鍾南山、管軼和李文亮等人發聲，病毒的蔓延速度會不會有效遏制？

正如財新記者王端所説：新聞的任務，不是被報道的那個人你認同不認同，而是各種不同聲音你聽不聽得到。

許多人並不瞭解管軼教授的國際地位。按國際權威機構Thomson的排名，在禽流感研究領域，管軼排名世界第五；

在H1N1的流感研究領域，全世界排名第四；

而在微生物領域，他在全世界排名第11位，並連續五年被Thomson評為「高被引科學家」，及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科學家。

他也被《時代》雜誌評為全球18名「全球衞生英雄」之一。

四、那麼，管軼在非典期間到底做了什麼？

我們一般認為，鍾南山是抗擊非典的主要功臣，但還有另一個不能忽視的功臣，那就是管軼。

很巧，他們也是師生關係。

2003年，管軼團隊最早分離出SARS病毒，率先證明果子狸是SARS的直接來源。

之後，他和鍾南山一起上報國務院，廣東下令清除市場上所有果子狸，才有效遏止了疫情擴散。

2003年5月9日，鍾南山、管軼、聞玉梅、鄭伯健，在廣州第一軍醫大學進行「滅活SARS病毒免疫預防滴鼻劑」的攻關研究。20天后，滴鼻劑成功研製出來，供最前線的醫護人員使用，有效阻斷了病毒入侵人體。但是滅活疫苗短時間內難以研製出來。

到了2003年夏天，SARS成功退去，全國一片歡呼，大家都在慶祝國慶到來。可事情還沒有完。

同年9月，管軼還繼續監控着後續疫情，他發現短暫禁售後，果子狸又出現在廣東的野生市場上。

10月22日，他去取標本檢測，買了9個野生動物，其中有7個都是陽性。

從11月開始，每週他會派人去深圳取一次標本，有時候是他的太太也去取。標本取回來後，就進實驗室檢測。

到12月份，病毒檢測的陽性率已經非常高了。當時管軼的心情很沉重：

12月份，我自己去了廣州增槎路的野生動物市場，去了幾次，一路檢測過去，標本的陽性率越來越高。這麼多陽性的結果要不要發佈？説實話我有過一些猶豫。SARS的恐慌好不容易過去，關於果子狸的爭議一直都在，現在我突然站出來説，SARS又來了，誰會信呢？12月24日平安夜，廣州發現一例新的SARS疑似病例。這讓我心裏非常矛盾。

最終，一位同事的話，堅定了管軼決心，「不管會有什麼麻煩，SARS如果重新回來，就是大事，我們還是要報告。」管軼的檢測結果，最終驚動了上層。

2004年1月3日凌晨1點半，時任廣東省衞生廳副廳長王智瓊打電話給他：「教授，你明天能不能來一趟廣州開會，中央已經把你的調查結果傳給了廣東，我們都看了。」管軼立即帶團隊去廣州，鍾南山，廣東省科技廳和CDC的人都在。

那時2003年12月24日，就出現了一例新發病人，但廣東省CDC還沒從標本中分離出病毒。於是管軼提議，將病毒基因序列送到香港檢測。一個小時後，病毒的基因序列結果出來了：這個新發病人的病毒，和管軼在2003年10月之後取樣的動物病毒標本完全吻合。

事後，管軼在回憶錄裏所言：我們在會議上達成共識之後，鍾南山院士又起了關鍵作用，他給廣東省的高層領導打電話，陳述事情的嚴重性。當晚，廣東方面就召開千人大會總動員。

我們約定從2004年1月5日開始清剿果子狸的行動，當天鍾南山院士來香港做新聞發佈會，廣東CDC在廣州做發佈會。清剿從1月5日開始，到1月12日結束，我記憶中廣東出現的最後一例病人是1月10日，總共5個病人，清剿結束之後，就再也沒有了（非典案例）。

這證明清剿再次起了關鍵作用，廣東的野生動物市場，確實是SARS病毒的温牀。

管軼作為吹哨人，讓國內成功避免了2004年SARS的再次爆發，功不可沒。

而這段秘辛，一直以來，都很少人知道。

善於總結反思，是管軼一直以來的學術精神。

「希望所有的人，公眾、科學家和官員都能捫心自問，哪些地方我們做錯了，哪些地方還有改善空間？」

「這些年傳染病防控上的確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另一方面，學界研究上的一些阻礙依然存在。」

「其實傳染病並不可怕，怕的是做研究的人平時不用功，臨時才攻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