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的戰術問題_風聞

新冠爆發之後，人們對湖北和武漢的應對充滿抨擊，除了領導責任外，最主要的是針對戰術錯誤。

抗疫像保衞國家，不講戰術是不行的。小病小災好比邊界衝突，各地把自己的將士派上去，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鎮守一方，這就是日常醫院系統的事情。但瘟疫突襲的時候，就好比強敵的大規模突然襲擊，分兵把守只是徒然消耗兵力，防線崩潰只是時間問題。

在十月戰爭爆發時，駐守西奈的以軍只有一個師，兩個坦克旅沒有意識到這是埃軍的大規模全面進攻，還是像應對往日的越河摩擦一樣，分兵增援巴列夫防線上的哨所，結果被打得七零八落，而運河防線依然失守。在新冠爆發初期，武漢各醫院也是像日常運作一樣，門診急診，按部就班，但很快就被潮水一樣湧來的病人淹沒了，到現在也沒有完全恢復。

沒有軍隊可以在平時就重兵駐守所有防線的。面對大規模突然襲擊時，一旦判明敵情，首先要做的是鞏固二線防線，並撤退一線孤軍，保存實力。在撤不出來的時候，只有放棄，專注固守二線防禦，把威脅封堵住，不讓突破到縱深。等到增援上來之後，再行反攻。

同理，也沒有國家、地區、城市可以把醫院河醫護力量建設到隨時應對大規模瘟疫的狀態。大規模瘟疫來襲的時候，只有首先封堵疫區，不使擴散。這當然是以公眾利益為先，問題是這裏有三個很不相同的公眾羣，各自的利益還可能是衝突的。

第一個公眾羣是疫區外的。對他們來説，首要任務是不讓瘟疫突出疫區，所以把疫區封鎖起來是第一要務。在理想情況下，應該等疫情徹底過去後才解封。

第二個公眾羣是疫區內的健康者。對他們來説，首要任務是離開疫區，避免被傳染。

第三個公眾羣是疫區內的患者，對他們來説，首要任務是得到治療，在疫區內還是疫區外不是太重要，但考慮到疫區內外醫療資源的壓力，在疫區治療外對自己更加有利。

對於國家來説，這三部分都是公眾，在不同情況下，這三個選擇都是合理的，但用錯了，就要亂套。

抗疫和打仗一樣，戰術上要集中兵力打殲滅戰，首先要把敵人孤立起來，把友軍和敵人分離開來。

瘟疫突然來襲的時候，在理想情況下，應該把疫區內的健康者統統疏散，降低在疫區內擴大感染羣的危險。但實際上做不到，現有技術條件下，無法對所有健康者（實際上有部分為潛伏期患者）作出可靠鑑別，把疫情帶出疫區的危險太大了。

在安全的前提下，把部分患者疏散到疫區外救護壓力不大的醫院，這也是孤立和抑制病疫的好辦法。但這也有危險。對於這樣高度傳染性的病疫，地面交通難以確保病毒不會外傳，對沿線人民的威脅太大了。實在要運送，只有空運，包括用直升機做機場到醫院的搭接。但至少在現在沒有這個條件。

剩下的辦法就只有像現在這樣的嚴格隔離、嚴防死守了。但這代價之大，已經有目共睹了。最大的壞處是：把疫區嚴格隔離，很多本來沒有傳染的健康者也被傳染了，進一步加重疫區的醫護負擔。在這樣的螺旋中，醫護永遠落後一步，太被動了。

是不是可以考慮換一個打法？在武漢決定封城的1月23日，與其直接封城，不如分出一部分醫護力量，對人口進行甄別。符合條件的，容許出城，但只有通過指定的交通工具，到指定的隔離地點，隔離14天之後才容許離開，投親靠友。肯定會有帶病毒者“漏網”，這需要目的地醫院接手了。希望有措施可以保證，這樣的出城人口中絕大多數是安全的，少量帶病毒者就可以被外地的優勢醫護力量集中收治了。

最低限度，不能把輕症和疑似人員趕回家去自我隔離，這樣擴散的危險太大了。所有有嫌疑的都要及早隔離。應該早早開闢眾多中小型隔離設施，比如用停產工廠、學校、機關的禮堂、體育館等。特大會館好是好，但幾千人聚集在一起，沒病也得病了。大城市沒有空間的，應該由國家疾控系統協調，徵用附近城鄉的設施。

與此同時，外地醫療隊緊急集結，增援武漢，不能靠武漢自己的醫護力量死命防守，更不能把武漢人民扔在禁閉區內聽天由命。

這樣的雙管齊下可能達到分化疫情的作用？

現在這樣，武漢成為一個超級“鑽石王后”號，大量本來沒有被傳染的人也傳染了。早早分出去幾十、上百萬人甚至幾百萬人的話，武漢城內交叉感染也會降低。

封城到現在已經23天了。按照14天加路途計算，每天出來10萬人，已經60-70萬人“放行”了。這也是60-70萬減少的潛在病源。

當然，這也是事後諸葛亮。如果傳染性特別劇烈，這60-70萬人中大部分都是帶病毒者，這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由於嚴格的隔離和限行，武漢現在估計能傳染的應該已經大部分中招了，疫情應該在“退潮”。現在再搞甄別放人已經意義不大了。但在未來的抗疫預案中，或許應該把這也作為選擇之一？啓用與否應該取決於對傳染性的判斷。如果烈度高但傳染性較低，這是可以考慮的。反過來，就不宜考慮。與SARS和MERS相比，新冠的烈度（死亡率）不算高，但也夠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