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路學醫又棄醫從文,青年魯迅到底在想些什麼?_風聞
胡侃海-太阳能维修 月亮可更换 星星不闪包退换2020-02-15 09:32
文章來源丨北京大學出版社
“哪有什麼白衣天使,
不過是一羣孩子換了一身衣服,
學着前輩的樣子,
治病救人、和死神搶人罷……”
這段在各大自媒體刷屏的文字發人深省,數字和口號背後是被遮蔽的一個個鮮活的個體,他們可能曾經有着不同常人的經歷和初心,也可能只是渴望過着平凡人的生活,然而都不得不在疫情面前破釜沉舟,甚至是面臨着家人的不解和病人的無理取鬧。在他們捨生忘死的映襯下,許多蠅營狗苟、魑魅魍魎原形畢露。
不少人也由此想到百年前的另一位以文學為業的醫學生魯迅,從志在治病救人到學醫救不了中國人,從彷徨無依到發出鐵屋中的吶喊到一個也不饒恕,他到底經歷了什麼,今天讓我們一道重温錢理羣先生的一篇舊文。
文章出處丨錢理羣《魯迅與當代中國》
不停“換專業”的魯迅
魯迅一生有兩次職業轉換:一次是“棄礦學醫”——魯迅中學時讀的是南京礦路學堂,後來他去日本留學,一開始還保留着對礦務的興趣,曾經和同學合編過一本《中國礦產志》,但1904年24歲的魯迅又進了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醫;讀了不到兩年,1906年就自動退學,“棄醫從文”了。
魯迅這樣的職業轉換,大概很難為今天的中國人所理解。我看到一位中學生專門為此寫了一篇作文,以“現代人”的眼光,作了這樣的評價:“他學的礦務,並非熱門專業,這是‘輸在起跑線上’;學完礦業沒有直接就業,這是沒有早點立足社會;學礦業又去學醫,中途改行,浪費了多少大好青春!留學歸來仍未從醫就業,成了待業青年;之後棄醫從文——專業不對口;從文後,寫的既不是政府御用文章,也不是傳統文言文,甚至還抨擊政府,批評時弊,是個反動青年,而且是生活動盪、收入不穩的反動青年!”
這位中學生的“黑色幽默”,倒是引發了我們的好奇心:魯迅當年為什麼要“棄礦學醫”?後來為什麼又“棄醫從文”?——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研究課題,也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先説魯迅為什麼要學醫。他曾經這樣談到自己的“醫學夢”:“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期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維新的信仰。”這裏,包含了兩層意思。首先,這是魯迅個人的一個童年創傷記憶。
魯迅從來沒有寫過母親,卻連寫兩篇文章談父親:一篇叫《五猖會》,講父親怎樣強迫自己背書,他由此感受到父子之間的隔膜,讓他刻骨銘心,終生難忘;另一篇是《父親的病》,寫直到父親臨終前,才突然感悟到父子之間的同樣刻骨銘心的生命的血緣關係,卻已經來不及向父親表達自己的愛,只能大聲疾呼:“父親!父親!!”父親卻吃力地回應説:“……不要嚷。……不……”“我”還是叫着:“父親!!!”一直到父親嚥了氣。多年後,魯迅還聽到那時的自己的喊聲,“每聽到時,就覺得這是我對於父親的最大的錯處”,因為打攪了父親最終的安寧!這是一個更加刻骨銘心的有罪感和永遠的痛苦!
魯迅的父親周伯宜,母親魯瑞
可以説,正是這樣的刻骨銘心的生命創傷,童年記憶,成為魯迅要“棄礦學醫”,而且是西醫的最重要的動因。因為在他看來,父親是因為中醫的耽誤,才於37歲早逝的,那時魯迅只有15歲。魯迅因此終生對中醫懷有成見,他也因此對西醫懷有好感,甚至有一種敬意。在《父親的病》裏,他在詳盡回憶庸醫的荒誕與誤人之後,又深情回憶了一位西醫對他説的醫生的職責是“可醫的應該給他醫治,不可醫的應該給他死得沒有痛苦”。他由此看到了西醫的科學性和人情味,或許也是這樣的西醫觀使他選擇了醫學。
當然,魯迅的學醫,也有時代的原因,這就是他所説的“戰爭時便去當軍醫”的夢想。研究者告訴我們,在鴉片戰爭,特別是甲午戰爭失敗以後,中國人普遍有強烈的民族危機感,並且有一個自我命名,叫“東亞病夫”,認定中國已經病入膏肓,隨時有死亡的危險。而“東亞病夫”,首先是身體的病弱。這樣,強身健體就成了救國的第一要務。各個階層的代表人物,如軍界的蔡鍔、商界的張謇、學界的蔡元培,都提倡“軍國民運動”,就是要把中國人培養成具有軍人的健全體魄和尚武精神的新國民,魯迅的軍醫夢就顯然受了這樣的“軍國民運動”的影響。
有學者説:“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確實對身體有着一份高度的着迷與堅持,從康(有為)梁(啓超)一輩開始,知識分子就以一種捨我其誰的態度,努力於推動各種的身體改造運動。”這樣,醫生就自然成為最被看好,備受尊敬的職業,學醫成了無數魯迅式的愛國青年的夢想。而且這樣的尊醫、學醫的時代風尚差不多延續了一個世紀,直到新世紀才發生了變化,以致許多醫生都不願意自己的子女學醫——這是一個需要另作討論的問題。
還要補充一點,不僅學醫成為風尚,而且體育運動也被大力推廣。還有二十世紀初盛行一時的“天足運動”,婦女解放要從解放她們的腳開始。魯迅後來談到他學醫的動機時,除了父親的病以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要“救濟中國女子的小腳”。觸動他的,還有“日本明治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醫的事實”。日本當時被認為是學習西方的“好學生”,所以要學西醫,也要到日本來學。
那麼,魯迅後來為什麼又要棄醫從文呢?其實,魯迅到了仙台不久,就對醫學生的學習生活感到不能適應了。他在寫給老同學的信裏,如此抱怨道:“校中功課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時起,午後二時始竣,樹人晏起,正與為讎。所授有物理,化學,解剖,組織,獨乙(德語)種種學,皆奔逸至迅,莫暇應接。組織、解剖二科,名詞皆兼用臘丁,獨乙,日必暗記,腦力頓疲。”又説:“校中功課,只求記憶,不須思索,修習未久,腦力頓錮。四年而後,恐如木偶人矣。”他特別不滿意的是,功課太緊,沒有時間閲讀與翻譯文學作品,“而今而後,只能修死學問,不能旁及矣。恨事,恨事!”
日本仙台醫學院
他的文學的無羈的想象力,活躍的思想力,顯然不適應一板一眼、嚴格、精密的醫學學習方式與思維特點。最頭痛的是解剖屍體,他對老朋友許壽裳訴苦説:“最初動手時,頗有不安之感。尤其對於女子和嬰孩幼孩的屍體,常起一種不忍破壞的情緒。”他還告訴這位老友:“胎兒在母體中的如何巧妙,礦工的炭肺如何墨黑,兩親花柳病的貽害於小兒如何殘酷。”等等。
魯迅心腸太軟,太容易動感情,顯然不具備醫學必需的冷靜。更有意思的是,近幾年,在日本找到了魯迅當年畫的解剖圖,人們驚訝地發現,好多人體部位,都被魯迅有意改了,為了使它看起來“更美”。這樣的美學家的眼光與趣味,距離科學家就太遠了。還是魯迅稱為“恩師”的解剖學老師藤野嚴九郎先生最瞭解他,説“大概學習醫學本來就不是他出自內心的目的”。魯迅就其本性,是屬於文學的;學醫更多的是出於對家人、國人的責任。他的棄醫從文,是有內在的原因和邏輯的。
當然,外在的刺激也很重要,不可忽視。於是,就有了大家都熟知的所謂“幻燈事件”。魯迅自己回憶説,在微生物學的課堂上,老師經常用電影演示,有時也順便放些時事影片。當時正當日俄戰爭,有一天,魯迅突然在畫面上看到了“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説,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魯迅受到極大刺激,他的醫學夢因此轟毀:“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順便説一點,直到今天,人們還沒有找到魯迅説的這張幻燈片;因此,有人認為,魯迅這裏描述的“幻燈故事”,也許只是魯迅的一個文學概括。但不可否認的,是一個基本事實:同樣是關心人,關心國民的健康,但其重點卻從生理上的身體的健康,轉向心理的、精神的健康;將醫學問題轉化成了一個文學問題,人文問題。
他對最為相知的許壽裳説:“中國的書呆子,壞呆子,豈是醫學所能治療的麼?”在此之前,他們之間就有了這樣的討論:(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三)它的病根何在?許壽裳還回憶説,他們在討論中感受最深的,就是“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有研究者因此提出,“誠與愛”是魯迅思想與精神的核心,他當年懷着“誠與愛”之心去學醫;現在,又以“誠與愛”之心去改造、療救國民性,看起來棄醫從文,是一個根本的轉變;但在“醫”與“文”之間,還是有內在的統一的。
由此形成的是魯迅的“改造、療救國民性”的文學觀:文學“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這裏的醫學用語:“病態”“病苦”“療救”等等,都成了一種隱喻,它不僅顯示了在魯迅的視域裏,醫學與文學的相通,更暗示着醫學本身的社會學、政治學的意義。而且如研究者注意到的那樣,這樣的“療救”文學觀,在中國現代文學裏,是佔據了特殊重要地位的。許多現代文學作品都以醫院為題材,充滿了疾病與死亡的隱喻,如丁玲的《在醫院中》、巴金的《第四病室》,等等,這都不是偶然的。
魯迅作品裏的疾病與死亡
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魯迅的第一篇白話小説,也是被視為中國現代文學開端的《狂人日記》,主人公就是一位精神病患者,小説一開頭就寫道:“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早上小心出門,趙貴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還有七八個人,交頭接耳的議論我,又怕我看見。其中最兇的一個人,張着嘴,對我笑了一笑;我便從頭直冷到腳跟……”顯然是一個受迫害臆想狂患者,但字裏行間又似乎隱含有某種寓意,全篇小説就在這兩者的張力中展開。
以後,魯迅又寫了《長明燈》和《白光》,也都是寫精神病患者的故事。如果再作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狂人日記》和《長明燈》裏的主人翁,其實是那個時代的先覺者、先驅者,人們不理解,就把他們看作“瘋子”;因此,小説的主題是:“誰的精神不健康,不正常,誰是真正的病人?”而《白光》的主人翁卻是因為參加科舉考試屢屢失敗,真正發瘋落水而死的;小説的主題是:“是誰把人逼瘋,誰是身體與精神病害的製造者?”大家在中學都讀過的《藥》,就把這兩個主題合而為一了。小説有兩個故事:一個是茶館老闆的兒子華小栓,患了肺病,他父親在刑場上求得“人血饅頭”來給他治病,結果反而把病耽擱了:這是一個因身體與精神雙重疾病而死亡的悲劇。小説真正的主人翁夏瑜也是一個先驅者,他想用“革命”來治中國的病,卻被他想拯救的得了愚昧病的中國人看作是“瘋子”,連他犧牲流出的血也被當作藥吃掉了。小説的標題《藥》就具有兩重意義:一是實指“人血饅頭”,這是愚昧的象徵;另一是虛指革命者給中國開出的藥方,暗示老百姓不覺醒,革命也救不了中國。這是一個療救無望的更大悲劇。
魯迅還有一篇很特別的小説《兄弟》,寫兄弟倆平時感情非常好,弟弟突然發高燒,當時正在流行猩紅熱,哥哥因此焦慮萬分,專門請了一位著名的外國醫生,最後診斷是出疹子,不過虛驚一場。這個普通的疾病故事,是以魯迅的弟弟周作人類似的經歷為本的;但魯迅卻虛構了哥哥的一個夢:弟弟真的死了,留下的孩子成了自己的負擔,又自認有了任意管束孩子的權利,因此出手把弟弟的孩子痛打了一頓。魯迅顯然運用弗洛伊德的學説,通過夢揭示了人的潛意識:儘管“兄弟怡怡”,但在利益面前,還是掩飾不住人的自私本性。這或許是更為嚴重的內在疾病吧。可以説,魯迅是在“疾病”與“死亡”這一每一個人都必須面對的生存境遇裏,發現了一個最能展現人性和社會問題的廣闊天地。魯迅一生寫了33篇小説,其中20篇都寫到了疾病與死亡,佔了60%以上,這絕不是偶然的。
研究者在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以後,發現魯迅小説裏寫到的病,大都呈現出一種不確診的模糊性,“藥”則經常處於缺席狀態,而與此相對的卻是病人明確而具體的“死亡”。這種情節結構的處理,是暗含着魯迅對我們前面談到的他自己的“療救文學觀”的一個質疑:他越來越發現,自己不僅不能承擔“治療者”的角色,連充當“診斷者”也是勉為其難。最後,到寫作《野草》時,他就發現真正的“病人”正是自己,而且“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創傷酷烈,本味何能知?
”這就是論者所説的“魯迅的深刻之處與獨到之處在於,他自始至終對文學的‘治療效果’有着近乎絕望的懷疑,以及與此相關的,對文學家所承擔的‘思想——文化’醫療工作者的角色有着深刻的懷疑”。我要補充的是,魯迅在懷疑的同時,又在堅守着文學療救:他後期的雜文更把他的手術刀變成“匕首與投槍”了。大概就是“反抗絕望”吧。
魯迅自身生命的疾病與死亡
魯迅逝世以後,他的主治醫生須藤五百三寫過一篇《醫學者所見的魯迅先生》,詳盡地講述了魯迅的病。據説魯迅“自七八歲起即患齲齒,一直到二十四五歲,都在擔心脱牙和臨時應急”,所以魯迅“自少年時代起便不能像其他的兒童似的吃那硬而甜的東西”。後來魯迅還專門寫過一篇《從鬍鬚説到牙齒》,説自己“從小就是牙痛黨之一”,“這就是我父親賞給我的一份遺產,因為他牙齒也很壞”。因為牙齒不好,常常減削了腸胃的活動力,“所以四十歲左右便患胃擴張症,腸弛緩症,和常年食慾不振,便秘等。胃腸時常作痛,每隔三天即須服緩下劑和施行灌腸,努力於通便”。到了“四十五歲時已有結核”,以後還有左右側的胸膜炎。
魯迅的最後病情報告稱:“本年(按:即1936年)三月二日,魯迅先生突罹支氣管性喘息症,承招往診。”先後四次抽取胸水,病情時好時壞,到“十月十八日,午前三時喘息又突然發作,午前六時半往診,當時即以跪坐呼吸營救,病者顏色蒼白,冷汗淋漓,呼吸纖弱,尤以吸氣為短微,體温三十五點七度,脈細一百二十左右而軟弱,且時常停滯。腹部扁平,近兩肺處有喘鳴,加以應急處置之後始稍轉輕”;午後二時再往診,“病者聲稱呼吸困難,情況不佳,頗呈衰憊不堪之狀”,經診察,“諒已引起所謂‘氣胸’”,“雖儘量使之絕對安靜睡眠,亦不能深睡,頻頻驚醒,聲稱胸內苦悶。心部有壓迫之感,終夜冷汗淋漓。自翌晨(十九日)午前五時起,苦悶加甚,輾轉反側,延至午前五時二十分由心臟麻痹而長逝”。“追加疾病名稱:胃擴張,腸弛緩,肺結核,右胸濕性肋膜炎,支氣管性喘息,心臟性喘息及氣胸”。
我們更要討論的是,魯迅這樣的衰弱多病的體質,對他的精神氣質有什麼影響?他的可以説是在疾病的煎熬與死亡的陰影籠罩下的寫作,是否也給他的創作帶來某種特質?這是需要做專門研究的;這裏只談我們感興趣的一點發現:我們在《魯迅日記》裏得知,在1925年9月1日至1926年1月,魯迅肺病復發(1923年因兄弟失和也發過一次),長達四月餘;1936年魯迅最後病倒時寫信給母親,就提到1923年、1925年這兩次病,以為病根就是當年種下的。一位“在上海的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稱魯迅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如果是歐洲人,早就死掉了。這就是説,魯迅的幾次重病,都是直接面對死神的。
而有意思的是,正是1925—1926年間與1935—1936年間,魯迅的創作出現了兩個高峯:魯迅的《野草》《朝花夕拾》《彷徨》(部分),以及《故事新編》(部分)、《夜記》(未編成集)都分別寫於這兩個時期。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這兩個生命的特殊時期,魯迅寫出了《無常》(1926)和《女吊》(1936)這樣的描寫家鄉傳説、戲曲裏的民間鬼的散文,並且都堪稱魯迅散文中的極品。這就是説,當魯迅因為疾病,直面死亡時,反而喚起了他的民間記憶與童年記憶,並煥發了他的文學想象力與創造力,這樣的“死亡體驗”“民間記憶”與“文學創作”的相互融合,是實在令人驚詫不已的。
這就不能不説到,魯迅對死亡的態度。魯迅説他是死的“隨便黨”,但他也和普通人一樣,想過“死後怎麼樣”的事情。早在1925年他就寫過一篇《死後》,説人不僅沒有“任意生存的權利”,也沒有“任意死掉的權利”,連死了都要被人利用。現在,真正要面臨死亡了,他在想什麼呢?
這裏有一個材料:1936年10月17日午後,也就是他逝世前最後一次出門,他來到日本朋友鹿地亙的家裏,送去了《女吊》這篇文章,並且和他們夫婦倆大談日本和中國的鬼。在此之前,他還寫過一篇短文,討論“死後的身體”如何“處置”的問題。他表示:“假設我的血肉該餵動物,我情願喂獅虎鷹隼,卻一點也不給癩皮狗吃”,“獅虎鷹隼,它們在天空,巖角,大漠,叢莽裏是偉美的壯觀”,而“癩皮狗,只會亂鑽,亂叫”。這是一個多麼令人神往的境界:魯迅死後,他的生命化作了民間的鬼神,化作了“在天空”飛翔的鷹隼,在“巖角,大漠,叢莽裏”行走的獅虎……這就意味着,魯迅終於超越了醫學意義上的疾病與死亡,而永存於文學的想象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