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路學醫又棄醫從文，青年魯迅到底在想些什麼？_風聞

文章來源丨北京大學出版社

“哪有什麼白衣天使，

不過是一羣孩子換了一身衣服，

學着前輩的樣子，

治病救人、和死神搶人罷……”

這段在各大自媒體刷屏的文字發人深省，數字和口號背後是被遮蔽的一個個鮮活的個體，他們可能曾經有着不同常人的經歷和初心，也可能只是渴望過着平凡人的生活，然而都不得不在疫情面前破釜沉舟，甚至是面臨着家人的不解和病人的無理取鬧。在他們捨生忘死的映襯下，許多蠅營狗苟、魑魅魍魎原形畢露。

不少人也由此想到百年前的另一位以文學為業的醫學生魯迅，從志在治病救人到學醫救不了中國人，從彷徨無依到發出鐵屋中的吶喊到一個也不饒恕，他到底經歷了什麼，今天讓我們一道重温錢理羣先生的一篇舊文。

文章出處丨錢理羣《魯迅與當代中國》

不停“換專業”的魯迅

魯迅一生有兩次職業轉換：一次是“棄礦學醫”——魯迅中學時讀的是南京礦路學堂，後來他去日本留學，一開始還保留着對礦務的興趣，曾經和同學合編過一本《中國礦產志》，但1904年24歲的魯迅又進了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醫；讀了不到兩年，1906年就自動退學，“棄醫從文”了。

魯迅這樣的職業轉換，大概很難為今天的中國人所理解。我看到一位中學生專門為此寫了一篇作文，以“現代人”的眼光，作了這樣的評價：“他學的礦務，並非熱門專業，這是‘輸在起跑線上’；學完礦業沒有直接就業，這是沒有早點立足社會；學礦業又去學醫，中途改行，浪費了多少大好青春！留學歸來仍未從醫就業，成了待業青年；之後棄醫從文——專業不對口；從文後，寫的既不是政府御用文章，也不是傳統文言文，甚至還抨擊政府，批評時弊，是個反動青年，而且是生活動盪、收入不穩的反動青年！”

這位中學生的“黑色幽默”，倒是引發了我們的好奇心：魯迅當年為什麼要“棄礦學醫”？後來為什麼又“棄醫從文”？——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研究課題，也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先説魯迅為什麼要學醫。他曾經這樣談到自己的“醫學夢”：“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期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維新的信仰。”這裏，包含了兩層意思。首先，這是魯迅個人的一個童年創傷記憶。

魯迅從來沒有寫過母親，卻連寫兩篇文章談父親：一篇叫《五猖會》，講父親怎樣強迫自己背書，他由此感受到父子之間的隔膜，讓他刻骨銘心，終生難忘；另一篇是《父親的病》，寫直到父親臨終前，才突然感悟到父子之間的同樣刻骨銘心的生命的血緣關係，卻已經來不及向父親表達自己的愛，只能大聲疾呼：“父親！父親！！”父親卻吃力地回應説：“……不要嚷。……不……”“我”還是叫着：“父親！！！”一直到父親嚥了氣。多年後，魯迅還聽到那時的自己的喊聲，“每聽到時，就覺得這是我對於父親的最大的錯處”，因為打攪了父親最終的安寧！這是一個更加刻骨銘心的有罪感和永遠的痛苦！

魯迅的父親周伯宜，母親魯瑞

可以説，正是這樣的刻骨銘心的生命創傷，童年記憶，成為魯迅要“棄礦學醫”，而且是西醫的最重要的動因。因為在他看來，父親是因為中醫的耽誤，才於37歲早逝的，那時魯迅只有15歲。魯迅因此終生對中醫懷有成見，他也因此對西醫懷有好感，甚至有一種敬意。在《父親的病》裏，他在詳盡回憶庸醫的荒誕與誤人之後，又深情回憶了一位西醫對他説的醫生的職責是“可醫的應該給他醫治，不可醫的應該給他死得沒有痛苦”。他由此看到了西醫的科學性和人情味，或許也是這樣的西醫觀使他選擇了醫學。

當然，魯迅的學醫，也有時代的原因，這就是他所説的“戰爭時便去當軍醫”的夢想。研究者告訴我們，在鴉片戰爭，特別是甲午戰爭失敗以後，中國人普遍有強烈的民族危機感，並且有一個自我命名，叫“東亞病夫”，認定中國已經病入膏肓，隨時有死亡的危險。而“東亞病夫”，首先是身體的病弱。這樣，強身健體就成了救國的第一要務。各個階層的代表人物，如軍界的蔡鍔、商界的張謇、學界的蔡元培，都提倡“軍國民運動”，就是要把中國人培養成具有軍人的健全體魄和尚武精神的新國民，魯迅的軍醫夢就顯然受了這樣的“軍國民運動”的影響。

有學者説：“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確實對身體有着一份高度的着迷與堅持，從康（有為）梁（啓超）一輩開始，知識分子就以一種捨我其誰的態度，努力於推動各種的身體改造運動。”這樣，醫生就自然成為最被看好，備受尊敬的職業，學醫成了無數魯迅式的愛國青年的夢想。而且這樣的尊醫、學醫的時代風尚差不多延續了一個世紀，直到新世紀才發生了變化，以致許多醫生都不願意自己的子女學醫——這是一個需要另作討論的問題。

還要補充一點，不僅學醫成為風尚，而且體育運動也被大力推廣。還有二十世紀初盛行一時的“天足運動”，婦女解放要從解放她們的腳開始。魯迅後來談到他學醫的動機時，除了父親的病以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要“救濟中國女子的小腳”。觸動他的，還有“日本明治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醫的事實”。日本當時被認為是學習西方的“好學生”，所以要學西醫，也要到日本來學。

那麼，魯迅後來為什麼又要棄醫從文呢？其實，魯迅到了仙台不久，就對醫學生的學習生活感到不能適應了。他在寫給老同學的信裏，如此抱怨道：“校中功課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時起，午後二時始竣，樹人晏起，正與為讎。所授有物理，化學，解剖，組織，獨乙（德語）種種學，皆奔逸至迅，莫暇應接。組織、解剖二科，名詞皆兼用臘丁，獨乙，日必暗記，腦力頓疲。”又説：“校中功課，只求記憶，不須思索，修習未久，腦力頓錮。四年而後，恐如木偶人矣。”他特別不滿意的是，功課太緊，沒有時間閲讀與翻譯文學作品，“而今而後，只能修死學問，不能旁及矣。恨事，恨事！”

日本仙台醫學院

他的文學的無羈的想象力，活躍的思想力，顯然不適應一板一眼、嚴格、精密的醫學學習方式與思維特點。最頭痛的是解剖屍體，他對老朋友許壽裳訴苦説：“最初動手時，頗有不安之感。尤其對於女子和嬰孩幼孩的屍體，常起一種不忍破壞的情緒。”他還告訴這位老友：“胎兒在母體中的如何巧妙，礦工的炭肺如何墨黑，兩親花柳病的貽害於小兒如何殘酷。”等等。

魯迅心腸太軟，太容易動感情，顯然不具備醫學必需的冷靜。更有意思的是，近幾年，在日本找到了魯迅當年畫的解剖圖，人們驚訝地發現，好多人體部位，都被魯迅有意改了，為了使它看起來“更美”。這樣的美學家的眼光與趣味，距離科學家就太遠了。還是魯迅稱為“恩師”的解剖學老師藤野嚴九郎先生最瞭解他，説“大概學習醫學本來就不是他出自內心的目的”。魯迅就其本性，是屬於文學的；學醫更多的是出於對家人、國人的責任。他的棄醫從文，是有內在的原因和邏輯的。

當然，外在的刺激也很重要，不可忽視。於是，就有了大家都熟知的所謂“幻燈事件”。魯迅自己回憶説，在微生物學的課堂上，老師經常用電影演示，有時也順便放些時事影片。當時正當日俄戰爭，有一天，魯迅突然在畫面上看到了“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説，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魯迅受到極大刺激，他的醫學夢因此轟毀：“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順便説一點，直到今天，人們還沒有找到魯迅説的這張幻燈片；因此，有人認為，魯迅這裏描述的“幻燈故事”，也許只是魯迅的一個文學概括。但不可否認的，是一個基本事實：同樣是關心人，關心國民的健康，但其重點卻從生理上的身體的健康，轉向心理的、精神的健康；將醫學問題轉化成了一個文學問題，人文問題。

他對最為相知的許壽裳説：“中國的書呆子，壞呆子，豈是醫學所能治療的麼？”在此之前，他們之間就有了這樣的討論：（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三）它的病根何在？許壽裳還回憶説，他們在討論中感受最深的，就是“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有研究者因此提出，“誠與愛”是魯迅思想與精神的核心，他當年懷着“誠與愛”之心去學醫；現在，又以“誠與愛”之心去改造、療救國民性，看起來棄醫從文，是一個根本的轉變；但在“醫”與“文”之間，還是有內在的統一的。

由此形成的是魯迅的“改造、療救國民性”的文學觀：文學“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這裏的醫學用語：“病態”“病苦”“療救”等等，都成了一種隱喻，它不僅顯示了在魯迅的視域裏，醫學與文學的相通，更暗示着醫學本身的社會學、政治學的意義。而且如研究者注意到的那樣，這樣的“療救”文學觀，在中國現代文學裏，是佔據了特殊重要地位的。許多現代文學作品都以醫院為題材，充滿了疾病與死亡的隱喻，如丁玲的《在醫院中》、巴金的《第四病室》，等等，這都不是偶然的。

魯迅作品裏的疾病與死亡

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魯迅的第一篇白話小説，也是被視為中國現代文學開端的《狂人日記》，主人公就是一位精神病患者，小説一開頭就寫道：“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早上小心出門，趙貴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還有七八個人，交頭接耳的議論我，又怕我看見。其中最兇的一個人，張着嘴，對我笑了一笑；我便從頭直冷到腳跟……”顯然是一個受迫害臆想狂患者，但字裏行間又似乎隱含有某種寓意，全篇小説就在這兩者的張力中展開。

以後，魯迅又寫了《長明燈》和《白光》，也都是寫精神病患者的故事。如果再作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狂人日記》和《長明燈》裏的主人翁，其實是那個時代的先覺者、先驅者，人們不理解，就把他們看作“瘋子”；因此，小説的主題是：“誰的精神不健康，不正常，誰是真正的病人？”而《白光》的主人翁卻是因為參加科舉考試屢屢失敗，真正發瘋落水而死的；小説的主題是：“是誰把人逼瘋，誰是身體與精神病害的製造者？”大家在中學都讀過的《藥》，就把這兩個主題合而為一了。小説有兩個故事：一個是茶館老闆的兒子華小栓，患了肺病，他父親在刑場上求得“人血饅頭”來給他治病，結果反而把病耽擱了：這是一個因身體與精神雙重疾病而死亡的悲劇。小説真正的主人翁夏瑜也是一個先驅者，他想用“革命”來治中國的病，卻被他想拯救的得了愚昧病的中國人看作是“瘋子”，連他犧牲流出的血也被當作藥吃掉了。小説的標題《藥》就具有兩重意義：一是實指“人血饅頭”，這是愚昧的象徵；另一是虛指革命者給中國開出的藥方，暗示老百姓不覺醒，革命也救不了中國。這是一個療救無望的更大悲劇。

魯迅還有一篇很特別的小説《兄弟》，寫兄弟倆平時感情非常好，弟弟突然發高燒，當時正在流行猩紅熱，哥哥因此焦慮萬分，專門請了一位著名的外國醫生，最後診斷是出疹子，不過虛驚一場。這個普通的疾病故事，是以魯迅的弟弟周作人類似的經歷為本的；但魯迅卻虛構了哥哥的一個夢：弟弟真的死了，留下的孩子成了自己的負擔，又自認有了任意管束孩子的權利，因此出手把弟弟的孩子痛打了一頓。魯迅顯然運用弗洛伊德的學説，通過夢揭示了人的潛意識：儘管“兄弟怡怡”，但在利益面前，還是掩飾不住人的自私本性。這或許是更為嚴重的內在疾病吧。可以説，魯迅是在“疾病”與“死亡”這一每一個人都必須面對的生存境遇裏，發現了一個最能展現人性和社會問題的廣闊天地。魯迅一生寫了33篇小説，其中20篇都寫到了疾病與死亡，佔了60%以上，這絕不是偶然的。

研究者在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以後，發現魯迅小説裏寫到的病，大都呈現出一種不確診的模糊性，“藥”則經常處於缺席狀態，而與此相對的卻是病人明確而具體的“死亡”。這種情節結構的處理，是暗含着魯迅對我們前面談到的他自己的“療救文學觀”的一個質疑：他越來越發現，自己不僅不能承擔“治療者”的角色，連充當“診斷者”也是勉為其難。最後，到寫作《野草》時，他就發現真正的“病人”正是自己，而且“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創傷酷烈，本味何能知？

”這就是論者所説的“魯迅的深刻之處與獨到之處在於，他自始至終對文學的‘治療效果’有着近乎絕望的懷疑，以及與此相關的，對文學家所承擔的‘思想——文化’醫療工作者的角色有着深刻的懷疑”。我要補充的是，魯迅在懷疑的同時，又在堅守着文學療救：他後期的雜文更把他的手術刀變成“匕首與投槍”了。大概就是“反抗絕望”吧。

魯迅自身生命的疾病與死亡

魯迅逝世以後，他的主治醫生須藤五百三寫過一篇《醫學者所見的魯迅先生》，詳盡地講述了魯迅的病。據説魯迅“自七八歲起即患齲齒，一直到二十四五歲，都在擔心脱牙和臨時應急”，所以魯迅“自少年時代起便不能像其他的兒童似的吃那硬而甜的東西”。後來魯迅還專門寫過一篇《從鬍鬚説到牙齒》，説自己“從小就是牙痛黨之一”，“這就是我父親賞給我的一份遺產，因為他牙齒也很壞”。因為牙齒不好，常常減削了腸胃的活動力，“所以四十歲左右便患胃擴張症，腸弛緩症，和常年食慾不振，便秘等。胃腸時常作痛，每隔三天即須服緩下劑和施行灌腸，努力於通便”。到了“四十五歲時已有結核”，以後還有左右側的胸膜炎。

魯迅的最後病情報告稱：“本年（按：即1936年）三月二日，魯迅先生突罹支氣管性喘息症，承招往診。”先後四次抽取胸水，病情時好時壞，到“十月十八日，午前三時喘息又突然發作，午前六時半往診，當時即以跪坐呼吸營救，病者顏色蒼白，冷汗淋漓，呼吸纖弱，尤以吸氣為短微，體温三十五點七度，脈細一百二十左右而軟弱，且時常停滯。腹部扁平，近兩肺處有喘鳴，加以應急處置之後始稍轉輕”；午後二時再往診，“病者聲稱呼吸困難，情況不佳，頗呈衰憊不堪之狀”，經診察，“諒已引起所謂‘氣胸’”，“雖儘量使之絕對安靜睡眠，亦不能深睡，頻頻驚醒，聲稱胸內苦悶。心部有壓迫之感，終夜冷汗淋漓。自翌晨（十九日）午前五時起，苦悶加甚，輾轉反側，延至午前五時二十分由心臟麻痹而長逝”。“追加疾病名稱：胃擴張，腸弛緩，肺結核，右胸濕性肋膜炎，支氣管性喘息，心臟性喘息及氣胸”。

我們更要討論的是，魯迅這樣的衰弱多病的體質，對他的精神氣質有什麼影響？他的可以説是在疾病的煎熬與死亡的陰影籠罩下的寫作，是否也給他的創作帶來某種特質？這是需要做專門研究的；這裏只談我們感興趣的一點發現：我們在《魯迅日記》裏得知，在1925年9月1日至1926年1月，魯迅肺病復發（1923年因兄弟失和也發過一次），長達四月餘；1936年魯迅最後病倒時寫信給母親，就提到1923年、1925年這兩次病，以為病根就是當年種下的。一位“在上海的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稱魯迅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如果是歐洲人，早就死掉了。這就是説，魯迅的幾次重病，都是直接面對死神的。

而有意思的是，正是1925—1926年間與1935—1936年間，魯迅的創作出現了兩個高峯：魯迅的《野草》《朝花夕拾》《彷徨》（部分），以及《故事新編》（部分）、《夜記》（未編成集）都分別寫於這兩個時期。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這兩個生命的特殊時期，魯迅寫出了《無常》（1926）和《女吊》（1936）這樣的描寫家鄉傳説、戲曲裏的民間鬼的散文，並且都堪稱魯迅散文中的極品。這就是説，當魯迅因為疾病，直面死亡時，反而喚起了他的民間記憶與童年記憶，並煥發了他的文學想象力與創造力，這樣的“死亡體驗”“民間記憶”與“文學創作”的相互融合，是實在令人驚詫不已的。

這就不能不説到，魯迅對死亡的態度。魯迅説他是死的“隨便黨”，但他也和普通人一樣，想過“死後怎麼樣”的事情。早在1925年他就寫過一篇《死後》，説人不僅沒有“任意生存的權利”，也沒有“任意死掉的權利”，連死了都要被人利用。現在，真正要面臨死亡了，他在想什麼呢？

這裏有一個材料：1936年10月17日午後，也就是他逝世前最後一次出門，他來到日本朋友鹿地亙的家裏，送去了《女吊》這篇文章，並且和他們夫婦倆大談日本和中國的鬼。在此之前，他還寫過一篇短文，討論“死後的身體”如何“處置”的問題。他表示：“假設我的血肉該餵動物，我情願喂獅虎鷹隼，卻一點也不給癩皮狗吃”，“獅虎鷹隼，它們在天空，巖角，大漠，叢莽裏是偉美的壯觀”，而“癩皮狗，只會亂鑽，亂叫”。這是一個多麼令人神往的境界：魯迅死後，他的生命化作了民間的鬼神，化作了“在天空”飛翔的鷹隼，在“巖角，大漠，叢莽裏”行走的獅虎……這就意味着，魯迅終於超越了醫學意義上的疾病與死亡，而永存於文學的想象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