衞生巾戰疫_風聞

在防疫物資緊缺的武漢，什麼用品最重要？所有人都會脱口而出，是防護服和口罩。但若要問到衞生巾，大部分人第一感覺是：可能？沒那麼緊迫的重要？

這幾天看到很多宣傳稿，主題都是女性醫生護士帶着幾分英雄主義上前線抗擊疫情。從最開始的剪頭髮（從剪短到剃光頭）、到挺着肚子上前線、到藥物斷奶、甚至流產10天上前線……一副戰時動員的姿態。

與之相呼應的另一面，是上海市婦聯曾從戰鬥在疫情最前線的醫療衞生機構獲悉，醫生中有50%以上為女性，一線女護士更超過90%，保守估計人數超過了10萬人，再加上執勤的女民警和政府基層工作人員，以及感染的女病人，這樣大量的需求，卻沒有和口罩、防護服被列入優先保障的資源之中，甚至有捐贈的衞生用品，也因為可以“緩一緩”而不被髮放保障物流運輸的通行證。

在博主@梁鈺Stacey發起了“姐妹戰役安心行動”之後，給醫護人員捐助衞生巾、安心褲（褲型衞生巾）這件事，終於從小範圍地討論發酵，成為了一場浩浩蕩蕩的“捐衞生巾”運動。

1

沒有改革開放

就沒有中國衞生巾

@梁鈺Stacey去詢問醫護人員是否需要衞生巾時，她們總是發出「哇~」的驚喜聲。

而當梁鈺遺憾地解釋物資有限、無法完全滿足時，醫護姑娘們總是會不斷地重複「真的麻煩你們了！」與「你們盡力就好！」

這種可愛的羞赧，不但讓人感動，更能令人想起，每個中國女孩在生理期，因為衞生巾帶來的尷尬、羞恥甚至嘲笑。

這些可愛的醫護女神們，可能還不知道，衞生巾就是護士們在極端環境中發明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羣美國女護士來到法國，她們是現代職業女性的先驅，即使月經期間仍要優雅、敏捷和幹練，於是對經期用品做了一番大膽的嘗試：用繃帶加藥用棉花製成了最早的衞生巾。這就是初代衞生巾的雛形。

1921年，經過美國金佰利公司的開發，世界上第一片拋棄式衞生棉「高潔絲」誕生了。

在此之前，女性在經過幾千年的「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土法煉鋼時候後，剛剛邁入「可洗式衞生棉」階段，女性會將棉絮或碎布裝入袋中，製成所謂「碎布袋」當作衞生棉使用。

除了使用碎布袋外，那個年代的女性會在臀部與衣服中間穿上「衞生圍裙」（以半片圍裙大小的橡皮墊，別上一塊棉布，然後圍在腰部，橡皮墊上的棉布貼着臀部繞過陰部，再使用安全別針或吊夾固定），所以那時月經來的日子裏，總是很不方便。圍着衞生圍裙差不多就是昭告天下，別煩老孃，正煩着呢！

用張愛玲在《同學少年都不賤》裏的描寫，穿這種東西，最尷尬的，就是「私處墳起一大塊」，而且整個經期都不能解下，精神之痛苦，局外人不知也，難怪當時打麻將手氣差的時候，摸上個「紅中」會大罵：「媽的，摸個月經帶。」

不過，雖然1921年衞生巾就被髮明瞭出來，但在很多年裏，中國女性一直使用的都是衞生帶，不但毫無舒適感，冬天冷夏天悶熱還磨大腿內側。

而且由於物資極度匱乏，就連衞生帶也需要憑票供應。於是有人順口編了句廣告詞：躍進牌月經帶，越戴越經戴！

直到中國再次打開大門，一批批國際友人來到中國，卻吃驚的發現：「中國沒有衞生巾？！」

這事傳到上頭，有關部門自然是想外國羣眾之想，急外國羣眾之急，決定拿出寶貴的外匯進口衞生巾。

1982年，中國從日本有名的護理用品機械製造商瑞光株式會社引入了第一條衞生巾生產線，生產直條衞生巾，這個任務，交給了位於冰潔衚衕23號，專門給機關單位生產生活用紙的北京造紙十一廠。

對當時的女性而言，這種柔軟、潔白、高檔的商品多少有些不可思議。然而由於售價昂貴，普及率不高。

當時北京市的衞生紙大都是由「福綏境街道造紙廠」或「東北旺人民公社造紙廠」生產的，1毛5一卷，婦女經期用的條形衞生紙是1毛7一包，而造紙十一廠生產的衞生巾賣7角一包，一包16片。

這還不是最重要的，由於引進生產線必須要外匯，全國能生產衞生巾的企業，幾乎全部壟斷在國企手中，相應的，所有的衞生巾都擺在了國營商店，要買衞生巾嗎？您必須在櫃枱上跟服務員説：「同志您好，我要買衞生巾」。

在那個買衞生帶都很羞澀，母親像傳授閨房秘籍一樣悄悄傳給初潮女兒的80年代，這種又貴又「丟臉」的東西，怎麼可能受歡迎嗎？

成捆的衞生巾滯銷，在倉庫中堆積如山，企業一籌莫展。漸漸地，人們把這個剛剛出現的新鮮事物當做一個玩笑。

這次滯銷長達3年之久，幾乎造成了北京十一造紙廠的破產。

2

大姨夫叱吒大姨媽江湖

轉機在3年之後的1985年，北京國棉三廠通過部裏的關係，和強生拉上了關係，一起做了一個合資項目，生產由德國引進的o.b.衞生巾。

這種「衞生巾」與現在普通的衞生巾不同，是更為先進的使用於女性體內的衞生巾，也就是我們現在説的衞生棉條。

在1931年，美國的另一個男性厄爾哈斯博士，他為了發明一種讓妻子和其他婦女比穿的“碎布袋”更好的東西，於是像上帝説要有光一樣，他從加利福尼亞的一個朋友那裏得到了一個想法後，開發了一個用兩個紙板管夾着的棉花塞式衞生棉條，並於1933年申請了專利。

但這個發明過於超前，於是在當時並沒有其他企業（包括強生公司）產生興趣，絕望的厄爾哈斯博士於1933年最終以32,000美元的價格將專利和商標賣給了丹佛的一位女商人滕德里奇。

這位女士後來憑着購買來的專利創辦了Tampax公司，基於哈斯博士設計的衞生棉條於1936年在美國首次銷售，直到今天。

從此以後， 歐美女性大量使用的是tampon，也就是是衞生棉條。而亞洲女性更多使用的衞生巾叫 sanitary pad 或者 sanitary napkin。

哈斯博士，可以説是美國的國民大姨夫。

今天來看，衞生棉條簡直是人類智慧結晶！其妙處是，健身、旅遊、游泳（是的，不必擔心遊泳時水進入體內）畢竟正常週期一次出血最多也就50ml，四捨五入約等於最近最小容量的次氯酸噴霧噴壺。彈跳蹦跑完全不受到姨媽的影響！否則怎麼會有摔角推廣賽裏兩個女選手撕逼時，女A將自己的衞生棉條拔出來塞進女B的嘴裏！

但在當年，由於消費者對這個從德國引進的衞生栓品存在疑惑，產品大量積壓，你想吧，造紙十一廠的傳統式衞生巾還賣不出去，更何況這種呢？於是外方建議説，應該做個廣告。

在同學的引進下，剛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北汽子弟任小青，接手了這個項目，最終出來的效果，是在一張色彩鮮亮活潑海報上，一位妙齡女郎坐在鞦韆上搖曳生姿，笑容舒展。廣告詞為：「帶給我舒適和自信」

這個廣告如果放在今天來説應該不算事，但是在那個時候，全國人民還都穿中山裝呢，「那時候還很年輕，也沒結婚，所有會有些彆扭，別的同事看你的眼神也怪，説這個人怎麼這樣，是不是作風不好或者怎麼樣的？打個不太恰當的比喻，那個時候拍這個廣告的話，有點像現在搞什麼黃賭毒的感覺，賣那種黃色光盤什麼的，就這種生意似的。」任小青説，這個產品畢竟是一個婦女用品，而且還不像普通的衞生巾那樣的傳統婦女用品，它是一個用在體內的婦女用品，這在當時的一種所謂的社會道德眼光看來就很另類。

為了以防萬一，任小青他們還在電視上請了北京婦女醫院的資深專家來給大家做普及醫學知識、做講座，省得讓老幹部給舉報了。

「衞生巾像一個豪華轎車，在全民都只騎自行車的時候，突然做了一個奔馳的廣告，它完全就是一個很跳躍很突兀的東西，不是一個漸進式的廣告。」如今已經是北汽集團廣告公司總經理的任小青回憶道。

沒想到的是，一年多的時間，不但全部積壓的產品銷售一空，連任小青他們準備的小宣傳冊都發光了。

不但女性要看，連男性都傳看。

「當時真的以為沒有人好意思去買。可能當時的老百姓心裏壓抑了很久，老百姓心裏覺得早就應該改革了、早就應該開放了。我覺得是人的本性就要求他們去買。」任小青説，當時買這個產品的人老的少的都有，這個挺意外的。

衞生巾產品從此在中國開始了大爆發的前夜，而真正把它帶到女性面前的，是「國民大姨夫」許連捷。

也是在1985年，福建晉江後林村，遠近聞名，12歲就被公社定性為「投機倒把」分子的許連捷，從倒賣雞蛋開始，已經有了第一桶金，和晉江很多小老闆一樣，他開了一個拉鍊廠，為晉江有名的服裝鞋帽做配套。

這一年，美國限制中國紡織品出口美國，正好許連捷的產品都是出口美國，生意一落千丈，他就思索換個生意做。

一個偶然的機會，許連捷遇到了好友，設備推銷員楊春榮，他從香港進了一套設備，當時沒細心看，都交了定金，才發現是一套生產衞生巾的設備，無奈之下，楊春榮找到許連捷一通忽悠，什麼外國女性都用衞生巾啦，什麼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啊。

他思來想去，還是不太確定，找到了大三歲的同鄉施文博，施文博70年代趁着「大逃港」到香港做生意，在香港見識過衞生巾，於是對許連捷説「可以一起幹」。兩人又找到了差點把設備砸到手上的楊榮春和洪青山，共同集資136萬，在晉江安海鎮創立了恆安實業有限公司，品牌則定名為「安樂」，取「安全」、「快樂」之意。

這是一個相當有風險的創業，因為這條生產線雖然拉到晉江了，但90%的原料需要進口，而民營企業沒有外匯購買額度，他們就必須從國營廠手裏甚至黑市上買外匯，國營廠是2.4元人民幣買1美元外匯，恆安就要5.6元人民幣買1美元外匯。

為了扭轉局面，許連捷開始在產品設計上增加亮點，做拉鍊起家的他，想到用兩條背膠設計取代當時普遍採用的兩點背膠設計，以使衞生巾更加穩固。

產品下線了，開始做推廣，但第一步就把許連捷給難住了。當時中國人的觀念還比較落後，大城市的人還知道衞生巾，小城市的人根本不知道這是啥。

許連捷招推銷員，女性推銷員根本招不到，只能硬着頭皮讓男性推銷員上，跟女性推銷的時候，人家根本不買賬，還以為推銷員是流氓，要佔人家便宜呢，白了一眼就趕了出去。

1986年春節前，許連捷在安海鎮的街上挨家挨户借錢，拿到錢後馬上去開工資，總算過了年關。

這裏要知道的一個細節是，許連捷從安海鎮商業街的這頭走到那頭，只要他開口，沒有不借的，最多的一家借給他10萬元，而且不用打借條，在1986年，這是一個很體現人品信用的事情。

痛定思痛，許連捷決定改變營銷策略，先打知名度，去進軍本來就有需求的大城市。1986年，他在財務極度吃緊的情況下，重金買下熱播港劇《八仙過海》的片中廣告，希望能打開局面。

沒想到這個廣告播出後，引起了巨大反響，再加上引導大家的觀念，大家慢慢知道了「安樂」牌衞生巾，並用起了衞生巾。

當時恆安的生意好到供不應求，有人左手刀子右手鈔票，逼着業務員開提貨單，100箱貨出去一倒手就能賺1000塊。

連後來走私出名的賴昌星賴老闆，最早做的走私產品，也是衞生巾，因為利潤是在太高了。

許連捷的老鄉謝秋林也看到了其中的巨大利潤，他找到了重慶火柴廠的副廠長馮永林，雙林合璧，通過一系列的操作，做出了一家女性衞生用品公司：重慶百亞。

那一年的「快樂男聲」掀起收視高潮。人們發現，每次在何炅宣佈哪位選手進入待定席的廣告黃金時段，青春偶像汪東城就會跳着舞出現，一臉真誠地説：「做女人就要自由點。」

而此時的馮永林和謝秋林，已經成了衞生巾領域的「西南王」，他們由蔡卓妍、范冰冰以及汪東城等代言的主打品牌「自由點」衞生巾毛利率高達60%。

廣告的職業經理人鄧景衡也看到了機會，他在老家廣東佛山，成立了景山紙業，取英文Always being clean的首字母，創立了衞生巾品牌ABC，對準的就是老東家寶潔。

寶潔的護舒寶當時是賣得最好的，但是有兩個知名弱點，除了只在一二線城市鋪貨之外，讓護舒寶尷尬的是，大多數本土品牌都效仿護舒寶取名「XX寶」。

而鄧景衡就抓住了這兩個死結，與中小城市的經銷商打成一片，而且ABC沒有中文名，白色的包裝在花花綠綠的貨架上顯得格外洋氣。導致消費者以為ABC是外國貨，反倒是護舒寶和其他「寶寶」成了假貨一樣。

就這樣，依靠着至少40%的毛利率，中外衞生巾企業都在中國賺的盆滿缽滿，中國衞生巾領域排名前十的企業家，全部是男性。

3

本不缺衞生巾的湖北

本不該有爭議的衞生棉條

排在第十名的，是一個叫做梁亮勝的梅州人，1982年，他所在內地工廠的其他40多名青工一道被派往香港工作，在香港的3年時間裏，梁在工作之餘，還系統學習了航運、英語、國際貿易和經濟管理等課程。

機會來了，還是在衞生巾開始在中國爆發的1985年，他通過廣交會得到的消息，正在改縣為市的某縣需要一批紫檀木，於是就做成了幾筆生意，賺到了「第一桶金」。

也在同一年，梁亮勝在香港認識的富山貿易公司總經理鄧林滿，以及前湖北省政府援外辦公室基建處炊事員茅永紅，正式成立了「江夏進口汽車維修中心」，短短八個月就收回了20萬元的全部投資。

1988年，梁亮勝應邀來到了當時剛改為仙桃市的沔陽縣，創辦了絲寶集團，而此時，仙桃人雷軍已經在大二就修完了武漢大學本科所有的學分，而湖北省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公司外銷員李建全則辭職創業，並於多年後創辦了衞生巾品牌「全棉時代」。

最初，梁亮勝只帶來１００萬港幣打算試一試，但仙桃很快為他們租好了一個４０００平米的廠房，為誠所「感」，絲寶選擇了落户。

１９９８年，絲寶集團擴建，新上衞生用品線，廠區旁邊是仙桃投資１６００萬元建起才幾年的鋁箔廠，市政府毅然遷走鋁箔廠，讓地給絲寶，而這個衞生用品廠，生產的就是潔婷衞生巾。

當時仙桃人説仙桃就是一個「絲寶城」，仙桃機關都吃的是「絲寶飯」。

在2005年之前，梁亮勝幾乎一枝獨秀地佔據着湖北首富的位置，直到很多年之後，在時任湖北省省長蔣祝平的邀請下，茅永紅從海南迴到家鄉投身房地產。

他看中了江岸區後湖鄉百步亭一塊近千畝的荒地，並把這裏開發成了入住18萬居民的全國第一個不設街道辦事處的新型社區，並從「百家宴」到「千家宴」開始，連續20年，把「萬家宴」做成了百步亭社區的傳統節日，也把茅永紅做成了湖北首富。

在潔婷衞生巾和百步亭社區同時誕生的1998年，美國國民衞生棉條品牌Tampax被寶潔收購，並嘗試進入中國，隨即失敗。

而恆安集團為了擴展中部市場，在湖北孝感投資的擁有國內外先進生產線22條，年生產能力達1600萬件的工廠，也在1998年正式建成了。

在湖北成規模的衞生巾生產企業，主要生產的是潔婷、潔柔、七度空間、全棉時代，然而，就像最終在疫情中風雨飄搖的百步亭一樣，即便打開武漢所有的倉庫，亦不能實現對疫情前線的供應。

那些陷入「血戰」的武漢疫情一線女性醫護人員，要麼忍受衞生用品短缺帶來的不適和感染風險，要麼服下武漢人福醫藥的避孕藥，推遲經期，在一線堅持。

除去疫情對衞生巾廠家從生產到運輸的影響，還有中國女性對衞生棉條的接受程度太低帶來的連鎖問題：比之衞生巾，衞生棉條的物流壓力更小，以及，它不用無紡布，在全國甚至全世界口罩嚴重短缺的大背景下，作為口罩和衞生巾都要用到的重要原料，朝那邊傾斜，可想而知。

但是它在中國的普及率實在太低太低了，2016年，中國女性用掉了近千億個衞生巾，使用衞生棉條的卻只佔2%，至少有75%以上的女性，從不用衞生棉條。

除了對金黃色葡萄球菌和鏈球菌感染的擔心，衞生棉條真正的爭議，還在於中國社會的「處女情結」，孩子們最普遍擔心的是這種需要「插入」體內的東西會不會破壞處女膜，而一些已有性經驗的女性也對「插入式」產品敬而遠之——「她們害怕被認為是性經驗豐富的人，可以往陰道里隨便插東西。」中國女權主義者肖月對界面新聞説。這種把棉條和性行為輕易對等起來的聯想，讓女性產生可能被污名化的恐懼。

就像知乎上一位姑娘所言：當你滿心歡喜，向朋友安利衞生棉條時，一個好友圈只要蹦出一個衞道士姑娘，就會在假裝歡愉的氣氛中將輿論導向：「咦，你好惡心啊」。

即便是衞生棉條的代言人是潑辣而成功的武漢姑娘李娜，也無法在短時間內打破這個僵局。

正如作家侯虹斌所言：衞生巾是一項最偉大的發明，它讓女性能參與公共生活，讓疫情一線的女性工作者，可以不必因為經期的麻煩和不潔而擔心影響自己的工作時，應該是疫情之中必須要考慮的事情，這小小的衞生巾背後，是女性的需求得到尊重，聲音得到傾聽，貢獻得到銘記的尊嚴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