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我看到的“防疫之戰”_風聞

本文轉自公眾號：新京報書評週刊

作者：劉檸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不少國家都伸出援手，捐助了口罩、防護服、消毒液等醫療物資。而我們一衣帶水的鄰國日本，也在這場疫情中引發了諸多關注。

在這場對抗新冠肺炎疫情的戰爭中，中國是最大的受害國，而日本緊隨其後。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日本再次成為一個最熟悉又最陌生的鄰居。我們邀請作家、日本文化研究者劉檸撰文，記述了他的觀察與思考，從東京到北京，兩地民眾都投入了抗疫。“看到每日飆升的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數，恥談文藝是一種再真實不過的心境。因此，本文的旨趣，將拋開文藝，或許可歸納為‘異域觀新冠’。”

如同作者所説，本文着重於春節期間，作者在東京、北京兩地的私人抗疫觀察，也談及了他對中日文化差異的分析。這是一份疫期的私人筆記，同時，也藴含着某些共通的思考。

撰文 | 劉檸

（作家、日本文化研究者）

多年以後，面對晚輩後生，我會回想起在東京度過的那個遙遠的春節……上來就賣《百年孤獨》的關子，不是裝腔，而是這個春節實在是太特殊了，特殊得令人沒齒難忘。

1月20日凌晨，乘出租車到達首都機場T3。一切如常，沒有任何特殊措施。8：35，日本航空JL0020航班從首都機場起飛。在飛機上，向空姐要了當天的《朝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讀賣新聞》，從頭版、三版（日本報紙的社會版，所謂“三面記事”），到社論版，瀏覽一過，基本乏善可陳，至少沒有令人過目不忘的噱頭，關於中國的消息也都平平。回過頭來看，在那個時點上，所謂“新冠”肺炎，根本還不是問題。

天特別好，一路順暢，中午即抵達羽田機場，當我拉着行李到秋葉原的酒店時，還不到酒店規定的check in時間。説起來，我有四年沒在日本過春節了，內心多少有種小期待。在日本過年，雖然沒啥“喜迎”的節慶氛圍，但也清淨。

入住的酒店，是一家新開張的温泉旅館，位於JR秋葉原站和地鐵巖本町站之間，距我的老根據地御茶之水只有一站地，離神保町和本鄉這兩條書街，各有兩站地，溜達過去，只需一刻鐘。如此地利，“老炮”如我者自然不會坐失，“掃街”行動從當晚開始，一直持續到回國的前一晚。

蔦屋書店湘南店。攝影/劉檸

不過，我此行的目的，主要還不是掃書，而是帶家人看病，順便去關東地區泡温泉，間或看幾個必看的藝展，參觀幾處久聞其名而尚未得見的文化設施：包括兩家書咖、文具店，位於東京藝大邊上、安藤忠雄設計，由舊帝國圖書館改造的國際兒童圖書館，及一處攝影家杉本博司設計的自然景觀美術館，還有一家經長年改修後重新開業的美術館。

根據提前預約的兩所醫院的三次門診時間和美術館的定休日（多為週一），我把行程大體分三塊：在東京待到1月25日；大年初一去栃木縣的日光，在温泉泡兩晚，去了神奈川縣的相模原，從相模原回到東京（29—31日）；再從東京去小田原和藤澤，在兩地各泡了兩晚湯河原温泉後，2月4日回到東京，翌日便踏上了歸途。

我之東瀛行腳，久也多矣，但除了早年短暫的留學工作經歷外，大抵不外乎圍繞掃書、觀展、會友這三樁閒事。過去三十年來，在我個人難以計數的日本行旅中，這次確確實實是最不文藝的一次“東京文藝散策”了。而攪局者，不是別的，正是新冠肺炎疫情。

位於神樂坂的新潮社書咖KAMOME。攝影／劉檸

新冠肺炎疫情發展到今天，已成了全球性危機。中國是最大的受害國，而日本緊隨其後（截至2月13日，國內感染258例，死亡1例），以一種異常直觀且刺激的形式，再次凸顯了兩國的“一衣帶水”。隨着感染者陸續流入，日本的感染人數漸次增加，“地震波”呈漣漪狀漸次擴大。客觀地看，日本對這次疫情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但張弛有度，不失理性，基本未出現混亂與恐慌。

疫情初期，日本也並沒有太大的警惕。日本原本就是口罩大國，但我到東京頭幾天，從日航航班，到機場、電車，其實並沒有發現更多戴口罩的人。酒店裏，在辦完入住手續，等電梯上樓的空當兒，女侍應生一邊跟我聊天，一邊撫弄前台的一隻AI寵物狗，雲淡風輕得像極了首都圈的天氣。可後幾天，關於新冠肺炎疫情的消息逐漸多了起來，報道規格提升，時間也越來越長。但便利店和藥妝店，口罩仍擺在顯眼位置，看上去貨源充足。

1月22日是個雨天。下午，我先是在銀座的資生堂畫廊見了女藝術家朋友，去3層咖啡店，聊了近三小時。然後，一起去了位於東品川的著名攝影志IMA的編輯部，見了一位攝影界前輩，談了我和藝術家朋友準備共同推進的一個攝影項目的思路。從編輯部出來，已過了晚7點，雨還沒停，天更冷了，但空氣清冽。我與藝術家朋友在一間由港灣倉庫改造的啤酒精釀坊共進晚餐，那間精釀坊其實歷史蠻悠久，且相當大，那天幾乎滿座，但也不見口罩客。

1月23日下午，與一位住在橫濱的中國譯者朋友見面。一起去了位於藏前的一間好有品的文具店KAKIMORI，後又去本鄉吃西餐，中間乘了兩趟電車。乘車時，她提醒我：“妥善起見，在車上，我們還是戴上口罩吧。”我留心了一下週圍，直覺戴口罩的乘客明顯比前幾天多了，內心不禁繃緊了一陣，但一會兒就過去了。

1月23日，文具店KAKIMORI。人羣中戴口罩的人還並不多，但已經有人開始警惕。攝影／劉檸

1月24日是年三十。上午，我帶家人去位於東京都心部的一所小型私立醫院初診時，並沒有戴口罩。待我向接待處的中年女護士説明情況後，她面帶抱歉的表情，客氣地問了句：“對不起，你們不是從武漢過來的吧？”我説：“我們來自北京，而且是在之前就到了東京，請您放心。”女護士遂釋然。接下來的個把小時，接診的女護士和主治醫師雖然戴着口罩，但顯然屬於醫務人員的職業性規範。從對話中能看出，並無任何對我們的特殊戒備。晚上，在新宿高島屋14層的一間京都懷石料理，日本學者朋友夫婦邀請我們一起過除夕，整個店裏，根本沒人戴口罩。

25日，大年初一。啓程去日光，住在温泉酒店。白天，參觀二社一寺，晚上泡湯。兩天時間，很少看見口罩客。

27日上午，啓程返回東京。為看病的方便，我們當晚入住神奈川縣相模原的一間酒店。傍晚，我和家人去橋本車站前吃飯，途中路過一間藥妝店，有一搭無一搭地進去轉了轉，口罩是有的，且不止一種。太太想要多買一些，被我阻止了，怕徒添行李。不承想，這幾乎是我們這次在日本店鋪中最後一次見到口罩了。

翌日，我們去位於相模原的一家大學附屬醫院看病，那家醫院是日劇《白色巨塔》的舞台，很有名。雖然超大，但整飭有序，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幾天為我們過除夕的學者朋友夫婦，特意開車陪我們。預約的主治醫師很有名，但全無一點架子，親切平和，整整為我們付出了一個鐘頭的時間，且全程沒戴口罩。取完藥，結賬時，竟然只花了6919日元，簡直難以置信。中午吃完飯，跟學者朋友告別時，她塞給我們幾包口罩和酒精消毒巾，其中還有兩隻N95型專業口罩。

當天下午，我們回到東京，重新住進秋葉原的酒店時，發現電梯間裏張貼了一紙告示，“為了防止新冠病毒的擴散，給宿客提供更踏實、安全的服務，酒店全體員工從即日起戴口罩工作，誠望廣大顧客諒解。”雖然前台的AI寵物狗還在衝客人搖頭擺尾行禮，但感覺空氣頗有些緊張。從那天起，到三天後去小田原、藤澤，再到我們回到東京，尋找口罩和酒精消毒紙巾，便成了我的一項工作，其重要性甚至超過了泡書店。可偌大首都圈，無數間便利店、藥妝店和超市，這兩樣常備品竟然神奇地蒸發了。空空的貨架上，多貼着日文和中文的説明，“口罩暫時缺貨，何時進貨未定。本店對顧客深表遺憾”，或“每個顧客限購兩隻”，但貨是真沒有。

這期間，我每天在酒店裏看電視新聞。在街上，我會買報紙雜誌，同時也在追蹤朋友圈和微信羣裏的動靜，力求弄清每一個細節和真相。不過，既然人在東京，我會更注意解讀日本的各路輿論和信息。

21設計美術館，正在舉辦的“秘展”。攝影/劉檸

如今年1月底，一家位於箱根湯本温泉街的和果子店，在門口貼出了歧視性招貼。結果，被《朝日新聞》曝光後，遭輿論質疑，店主臊眉耷眼地摘掉了貼紙。從很早時起，便力挺武漢，各種救災物資源源不斷地流向武漢、湖北，至今未斷。據中新網報道，1月26日，日本民間捐助的100萬隻口罩，便通過川航包機（3U8086航班）運到成都雙流國際機場，後又經汽運緊急運抵武漢。而彼時，中方剛正式承認新冠病毒可以“人傳人”未久。

到目前為止，日本國內感染人數也在持續增加，也有了數例重症和1例死亡病例。2月8日，我的日本前同事發來電郵：“東京的街頭，有六成人戴着口罩，早晚的通勤電車上，則有八成。”今天早晨，我的畫家朋友發來微信，稱“在日本，新冠已開始慢慢放電，着實有點恐怖”。但到目前為止，社會還未呈現出任何混亂的苗頭。這背後，自然有很多可圈可點的要素，有些已是老生常談了。如“災害型”的自然環境，賦予了日人一種與生俱來的處變不驚、悲天憫人的性格。除了地震、海嘯、颱風等自然災害，在京濱、名古屋、阪神等地窄人稠的都市圈，每年開春的花粉症、流感等，都是一道道難關，加上從小的防災教育和一整套社會規訓，日人從心理上早已高度適應，不大會陷入恐慌；如良好的衞生習慣，就像鞠躬一樣，已成近乎本能性的自選動作，日本城鄉的所有公廁，包括城市街頭約定俗成對一般消費者開放的便利店內部衞生間，必備有洗手液和幹手器（或擦手紙巾）。任何一間餐館、居酒屋，哪怕是一爿小得不能再小的咖啡座，都會免費提供擦手巾……凡此種種，已經標配化，並不值得大驚小怪。

我還注意到，因這次災害的性質是傳染病，日本媒體在信息披露時，非常注意保護感染者的個人隱私，客觀上也避免了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早在1月16日，日本國內便發現了首例感染，是從武漢的輸入型病例。但新聞報道中只是説一位家住神奈川縣的三十多歲中國籍男子，因最近有過去武漢的旅行經歷，回到日本後發病，後經治療，已康復出院。後發現的第二和第三例，厚生勞動省官員在新聞發佈會上乾脆拒絕公佈感染者的國籍，“因對感染症的防控來説，國籍並非重要信息”。你去看日媒的新聞報道，都是諸如“埼玉縣50多歲男性”、“和歌山縣70多歲男子”、“居住在東京都內的70多歲出租車司機”式的表達，對首例死亡病例，則稱“神奈川縣80多歲的女性”，基本到都道府縣為止，隱去市以下的詳細住址，不公開患者的具體姓名、年齡。

疫情發生後，關於日本挺武漢、挺中國的報道，在社交媒體上簡直浩蕩如洪水，似已無需贅述。如仔細觀察，當會發現，此番日本的挺中言動，既帶有民間自發的性質，同時也是權力層自上而下推動的結果。自民黨幹事長二階堂博和公明黨幹事長齊藤鐵夫與中國大使孔鉉佑三雙手相握的新聞照片遍傳全網，執政自公聯盟兩位實力派高官透出的明確信息，是日本將全力助中國抗疫。目前到位的各種援助物資的數據表明，這確實不單是一個美麗的pose。特別是2月10日，當日方高層宣佈，自民黨全體397名國會議員，3月起，將從每人的經費中，扣除5000日元，作為捐助金，支援武漢。消息傳來，微信上的小夥伴們真的被驚到了。客觀地説，5000日元，約合300元人民幣，金額不算大，也許還抵不上中國每家購買口罩的費用。但自掏腰包，實行國際主義的象徵意義，不可小覷。

説起來，截至疫情發生前夕，雖然中日關係總體趨好，但日本對華及中國人的印象分，其實並不高，日國內各種關於國民對中國親近感的民調結果，可表明這一點。但是，日本社會是一個人情社會，有很強的現實取向。

日本的疫情，相當程度上是中國“輸入”的結果。但即使為保護自身計，日本也斷不能、也不敢放任——所謂“風險管控”，歷來是對華關係中重要的一環。其次，從經濟上説，過去近十年來，所謂“安倍經濟學”的實質，其實是“觀光立國”。2019年度，訪日外國人達3188萬人次，而中國佔了近三成，達920萬人次。中國人在日本創下的年度消費，可建27座晴空塔（Sky Tree）。今年是東京奧運之年，理論上，國人觀光客突破1200萬人都有可能。而春節長假，則是一個絕佳的商機。為此，日本早已做好了接待的準備：東京都東西兩個地標東京塔和晴空塔為中國點燈，喜迎春節；銀座和日本橋的各大百貨店，連員工的排班都定好了，只待中國團乘坐的觀光巴士駕到，支付寶、微信、銀聯齊刷，紅字變黑——把自去年10月消費税漲到10%後，難看的經濟統計數據給沖掉。然而，隨着疫情忽至，所有這一切，都變成了竹籃打水。但日本人也是最現實的族羣，他們絕不會坐視半年後的“奧運景氣”付諸流水。

不過，我個人更看重日本民間的聲援，因為這一塊是純自發行動，既不夾雜任何政治性的功利訴求，也不附麗於任何高大上的説辭——除了幾句唐詩偈語外，全無修飾。但温柔敦厚，情真意篤，一切盡在不言中。這方面，近日之被過度談論，不僅掀起了一波“感動中國”潮，而且眼瞅着開啓了東亞兩個大國的隔海飆詩會，湧現出成批的21世紀20年代唐詩宋詞學人和論客，給人以“復興近矣”的亢奮感。在這種情況下，確實是不應該再饒舌了。因此，我只就兩點略陳私見，“見好就收”。

一是，通過這次民間互動，我們看到日本除了我們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中，深受其益並耳熟能詳的政府開發援助（ODA）之外，還有專業組織日本分部等民間機構，以及各種非營利性的NGO和NPO——這方面，在“3.11”巨震後，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這次疫情中，率先做反應者，往往是這些民間機構。除此之外，與中國各地方城市結成“友好城市”“姊妹城市”的日本城市，如果不是在這次疫情中“出乎意料”的馳援行動，恐怕很多中國人都不知道還有這些城市的存在：如福島縣的會津若松市（湖北荊州市的姊妹城市），北海道的室蘭市（山東日照市的友好城市），埼玉縣的草加市（河南安陽市的友好城市），京都府的鶴舞市（遼寧大連的姊妹城市），等等。這些散落在東瀛各地的地廣人稀、且人口結構日漸老化的地方城市，不僅在關鍵時刻，以“姊妹”情彰顯了其存在感，而且以温暖善意的方式，讓我們看到一種良好的社會形態。

而這正是我所關注的第二點。“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豈曰無衣，與子同裳”、“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這些在我們看來雖似曾相識，卻千呼萬喚不出來的清詞麗句，大多來自日本的民間機構和上面提到的一些遠離首都圈、地理偏安的地方小城市。近日，國內媒體上，眾多論客競相論證日本的漢學教育有多成功，人家從“風月同天”到“與子同裳”，而你只會説“武漢加油”云云，其痛心疾首，捶胸頓足，溢於言表。作為一名日本文化研究者，我自揣多少了解一些當代日本的漢學教育，對近世以來，作為日本文士教養核心的漢學修養的背景及其成因，也算略知一二。但如果就事論事地説，中國的古漢語教育，整體不如戰後日本，這個結論怕是難成立。

在我看來，教育的問題是系統性的，而不僅僅侷限於古漢語。但這點既無關本文主旨，姑且打住。問題不是古漢語不夠好，而是對文化和審美不夠重視。這並不僅僅體現在書到用時方恨少，千呼萬喚不出來這一點上，而是會“漫反射”到方方面面。語言，當然是其中一個重要面向。我們的語言（包括媒體語言、學術語言，甚至生活語言）表達中，公益廣告語千篇一律，而段子生態則高度發達。諸如“出門打斷腿，還嘴打掉牙”這類説法，全國城鄉每天都在量產。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真是太妙了，“關鍵是如果不是在日本，想不出這樣的詩句來”，吾友、上海佛教學者成慶居士如是説。這，我也承認。不僅是這句，其他也是一樣。不是你不懂那首詩，而是你根本想不到這樣做。借用日語的表達，在這邊廂，不大會產生這種“發想”。日人寫信，哪怕是一張明信片，開頭是季節問候的“季語”。和果子、地酒，哪怕是一瓶鋼筆水，也要在侘寂範兒的包裝盒上，題寫古雅的標籤，或一首短歌、一個俳句。説穿了，日本訴諸文化，而國人訴諸政治——這儼然已成了一種“文化差異”。可以想象，此番做出馳援決策者，應該也是那些地方小城市的行政負責人。那些父母官自己，並不一定懂得那些標籤語，很可能會請教漢學者，甚至當地的中國人（網絡上也確有這類信息），但他們就是會有（或者採納）這種“發想”——這，才是問題的肯綮。

而“武漢加油”也並沒錯。在銀座的大百貨店門前和大阪道頓堀上，至今飄揚着用中日文寫的大幅標語：武漢，加油！（武漢、頑張れ！）。國人即使再碩學，也不至於不分場合地一味之乎者也，日人也不會動輒把《十八史略》中的表述，用來置評土俵上的大相撲。

題跑得似乎有些遠了，趕緊拽回。如此，我的庚子春節記，就這樣成了“抗新冠記”。2月3日，日本學者朋友鄭重建議我暫且放棄回京打算，權且在東京靜觀其變。但我還是婉拒了。內心沒譜，你完全不知到抻到哪天是個頭。

2月5日傍晚，我如期乘JL0025航班回到北京。登機前，在羽田機場日航公務艙高大上的Lounge裏，我摘掉口罩，最後享用了日本單麥威士忌、壽司、咖啡和餐後甜點。在機艙裏，一直戴着口罩，沒吃也沒喝。

到首都機場後，根本打不着車，只得電招家人來接。從落地T3，到辦完各種繁瑣的手續進入社區，幾乎費了與飛行等長的時間。深夜，當我在雪地上拖着沉重的行李，終於走進短別了兩週的家中後，竟有種隔世之感。就這樣，從當夜起，“咣噹”一聲，我就被拋進了一場波瀾壯闊、漫長得望不到盡頭的全民防疫運動中，且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