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毛口罩賣1元被罰續：湖北重啓調查，省內鬨抬價格規定不再執行（鳳凰網）_風聞

近日，湖北一藥店6毛口罩賣1元被罰4萬的消息，引起熱議。2月15日，南都記者獨家獲悉，昨日湖北省就市場監管部門執法辦案有關事項下發緊急通知，明確省局此前下發的“購銷差價額超15%”涉嫌哄抬物價的文件，不再執行。

15日下午，湖北省市場監管局一名工作人員向南都記者確認，文件屬實。目前有關哄抬價格違法行為的定性和案件查處，按照總局的指導意見來認定。

據南都記者瞭解，2月1日，市場監管總局發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間查處哄抬價格違法行為的指導意見》，其中並未提及15%的購銷差額率。

6 毛口罩賣1 元被罰，當地重啓調查

2月12日，湖北省洪湖市場監管局通過微博發佈案件通報，洪湖市華康大藥房將進貨價為0.6元/只的一次性勞保口罩，以1元/只的價格賣出，購銷差價高於當地規定的15%標準，涉嫌哄抬價格。

據南都記者瞭解，1月27日，湖北省市場監管局發佈《關於新型冠狀病感染的肺炎防控期間有關價格違法行為認定與處理的指導意見》(鄂市監競爭〔2020〕3 號)，明確三種哄抬物價行為。

其中包括以1月21日前，商品銷售價格或者提供服務的價格為原價，在22日後超出原價銷售或提供服務；商品進貨成本發生變化，購銷差額未與1月21日前保持一致並擴大；所售商品無參照原價，購銷差價額超過15%。

據此，當地市場監督管理局對涉事藥房作出沒收違法所得14210元，罰款人民幣42630元的處罰決定。

南都記者此前報道，這筆違法所得包括涉事藥店出售的三批口罩，其中一次性勞保口罩共銷售38000只，獲利11140元。其餘兩款口罩違法所得合計3070元。

消息一出引發熱議。有觀點認為執法過度，疫情期間，執法部門既要打擊哄抬防疫用品價格行為，也需要讓經營者有合理的利潤空間。但也有觀點認為，涉案口罩的購銷差價額確實超過了15%，洪湖市場監管部門只能按照哄抬價格定性處罰，否則就是不作為。

針對此事，2月13日，南都記者聯繫洪湖市委宣傳部門，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當地已對這起案件重新啓動調查。15日中午，南都記者再次致電獲悉，相關調查的結果還未作出，若有消息將通報告知。

1 元口罩引發爭議背後，處罰的合理公平性受關注

根據湖北省市場監管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領導小組14日發佈的緊急通知，鄂市監競爭〔2020〕3 號文件不再執行。有關哄抬價格違法行為的定性和案件查處將按總局的指導意見執行。

據南都記者瞭解，市場監管總局2月1日發佈的指導意見提到，經營者構成哄抬價格違法行為共包括四種情形，涉及強制搭售商品，變相提高防疫用品價格、大幅度提高運費等行為。

此外，經營者銷售同品種商品，超過1月19日前（含當日，下同）最後一次實際交易的進銷差價率；疫情發生前未實際銷售，或者1月19日前實際交易情況無法查證的，經營者在購進成本基礎上大幅提高價格對外銷售，經市場監管部門告誡，仍不立即改正的，也屬哄抬物價行為。

可見，市場監管總局並未明確購銷差價額的標準，也沒有就利潤幅度進行規定。關於“大幅度提高”的認定，意見指出，由市場監管部門綜合考慮經營者的實際經營狀況、主觀惡性和違法行為社會危害程度等因素，在案件查辦過程中結合實際具體認定。

疫情期間，口罩成為防疫必需品。當市場監管部門查處相關價格違法案件時，北京市匯佳律師事務所律師邱寶昌主張，“把執法的槍口抬高5釐米”。這不是讓執法者不依法查處，而是希望執法者嚴格依照法律的同時，也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權。

邱寶昌告訴南都記者，“1元口罩案引起爭議，反映了人們更加關注的是處罰的合理性、公平性。”他認為，洪湖市市場監管部門雖無權審查上級監管部門制定意見的合規性，但參考總局、省局認定經營者構成哄抬價格行為的指導意見，執法部門在處罰時可行使自由裁量權。

“比如，根據總局意見採取先告誡的方式，若經營者立即改正則應從輕、減輕處罰甚至免除處罰，而非直接予以罰款。”他説。

據南都記者瞭解，總局發佈的指導意見指出，經營者以高於1月19日當天最後一次實際交易的進銷差價率銷售同品種商品，如果未造成實際危害後果，經市場監管部門告誡立即改正的，可以依法從輕、減輕或者免予處罰。

市場監管並不簡單等同於硬邦邦、冷冰冰的行政處罰

南都記者留意到，洪湖一藥店6毛口罩賣1元被罰不久後，有一則口罩新聞同樣引發關注。

2月13日，據媒體報道稱，湖北已籌集首批50萬隻民用口罩，將按照進貨價1元/只供應零售藥店，並要求零售藥店張貼告示按 2元/只平價向市場供應。

這讓不少人感到困惑，1元口罩價格翻了一倍賣2元，購銷差價額遠超15%，是否合適？

“問題的根本在於15%的標準，是否科學合理、正當合法，這個標準是如何制定的，是否履行了嚴謹透明、擇善而從、包容審慎的決策程序，是否聽取過商會、工商聯、消費者協會等社會各方的意見？”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稱，雖肯定監管部門的主觀善意，但對這一標準提出質疑。

在他看來，在抗擊疫情期間，監管部門既要保護消費者權益，也要促進企業發展，不應把二者割裂對立起來。同時監管部門要充分尊重市場作為“無形之手”的作用，發揮市場在優化資源配置、促進資源合理流動方面的積極作用。

針對社會各方面爭議較大的監管標準，劉俊海建議可先對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倫理效果、市場效果與政治效果的風險進行全面系統評估，經過科學、民主、透明的論證程序或聽證程序，才能讓消費者和經營者兩相受益。

“市場監管的工具箱是個八寶囊，裏邊有很多較為彈性化的監管工具。除了處罰，還有行政指導、行政服務、行政保護、行政促成與行政給付等。”劉俊海告訴南都記者，對商家的正當經營自由要予以保護；對不規範的經營行為，儘量通過行政指導敦促商家見賢思齊；而對違法失信行為予以處罰時，也要罰當其過。

“有温度、有活力、有底線的市場監管並不簡單等同於硬邦邦、冷冰冰的行政處罰。”他説。

南都記者注意到，湖北省市場監管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領導小組14日下發文件，就疫情防控期間市場監管執法辦案的有關事項作了緊急通知。

其中要求，市場監管部門查辦案件，要遵循合法性、合理性和處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既嚴格執法彰顯法律威嚴，又充分考慮疫情期間保供穩價的實際需要，實現案件查處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防疫效果有機統一。

此外，對生產經營疫情防控緊缺物資中的產品標識不規範等輕微違法行為，實行審慎監管，一般不予行政處罰；對未造成實際危害後果，經市場監管部門提醒、告誡立即改正的違法行為，可依法從輕、減輕或者免予行政處罰；對製售偽劣產品、哄抬價格牟取暴利等社會影響惡劣的違法行為，依法從重從快處罰；涉嫌構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