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羣毆高福是搞錯了對象_風聞

如果羣毆高福是搞錯了對象華生2010 02-16 14:50 投訴閲讀數：126萬+如果羣毆高福是搞錯了對象   **———**我們要從新冠病毒疫情真正總結什麼（上）

       一聽説我要碰這個題目，就有朋友勸我，你很久不發聲了，怎麼開口就找罵名，要知道高福已經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這不是自找風險自討苦吃嗎？但是，須知這次新冠病毒疫情已經讓國家和人民付出了和還在不斷付出巨大和慘重的生命財產代價。非典過後才不到十七年，我們就兩次掉進了同一條河流。一個本來有可能在早期防控的病毒感染，演變為一場改變了幾乎所有人生活乃至生命軌跡的大疫情。這次疫情的發生發展再次説明，我們最大的敵人不是説真話，而是説假話空話大話套話。為尋求真正的原因與短板漏洞，我們必須堅持實事求是，説真話實話，包括人們不喜歡不入耳的真話實話。

       因此，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如果我們的總結找錯了目標，放過真正的原因和責任人，而讓其他人挨槍背鍋，那就對不起那些消失的生命和無數人的奉獻與犧牲，也難以防範這類災難的重演。

       有人會説，高福不正是我們追溯的罪行累累的元兇之一嗎？非典之後，國家花巨資建立了疾病特別是傳染病的網絡直報系統，但在這次疫情防控中，完全沒有起到預警作用，他作為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難道不應該被首先追責乃至問罪嗎？

       但是，如果情況是我聽到的另一個故事，即在去年12月30日，也就是武漢幾名醫生當天傍晚上在同行的朋友圈中剛剛提醒大家注意這個新型不明肺炎的同一天，由於高福有在睡前在網絡上搜索有關傳染病信息的習慣，偶然發現了有關武漢市衞健委內部發出了不明原因肺炎緊急通知的相關傳聞，這讓他大吃一驚。因為他去年還在政協會上拍着胸脯説，現在有了這個疾病直報系統，象Sars那樣的大疫情不會再發生。所以他隨即打電話給武漢市疾控中心負責人瞭解情況，在得到肯定的答覆之後，立即問他們案例早已超過三例必報的預警門檻，為什麼這麼多天來從未向網絡系統直報？都這樣的話，國家重金打造的網絡直報系統還有什麼用？

       據知情人説，正是從對方含糊的解釋中，高福感到問題不小，自己責任重大，於是不顧時間已晚，連夜給國家衞健委多名領導分別打電話報警。據媒體報道，國家衞健委也可算行動迅速，第二天就由分管領導帶領工作組、專家組到達武漢。國家衞健委並在1月1日就成立以馬曉偉主任為組長的疫情應對處置領導小組。因此據這個消息，高福實際上是12月30號武漢幾名醫生在朋友圈發消息提醒的同一天晚上，體制內最高級別的報警人。如果這個情況屬實，我們是否要更謹慎點才下結論呢？

       有人也許會説，即便是高福首先報告的，那也不過是履職，但他作為首批國家衞健委專家組組長，面對武漢日益嚴重的疫情發展卻在長時間內隱瞞真情，宣稱此病“人不傳人”，延誤了控制疫情發展最關鍵的20天，即便是工作中被人欺騙，也是工作不實不透，有瀆職之疑，罵他有何不妨？

       但是，如果如他的學生髮文所説，他根本不是第一個專家組成員，更別提什麼組長。況且只要上網一搜就可以發現，我們在任何的正式報導中並查不到他參加了最初的專家組，也查不到他在1月20日前接受過任何媒體採訪的消息，那網上盛傳的“人不傳人是高福”，到底是從哪裏來的呢？

       也許有人還會説，就算他不是第一個專家組的成員，不在武漢，也沒説過人不傳人，但他作為中國疾控中心主任，疫情大敵當前，他不去前線，不是臨陣脱逃嗎？這至少也是瀆職吧？

       但是，如果有專業人士人告訴你，對新的不明原因的傳染病，防疫工作實際上有着兩條主要戰線，一條是第一線即前線，需要流行病學專家和經驗豐富的資深臨牀醫生，研究怎麼對症下藥、治病救人，以及根據臨牀實踐，去分析判斷疾病傳播的途徑、速度和阻止方法，另一條是後方的科研戰線，要彙集最優秀的微生物學家、醫學家，根據前方送回來的樣本，剖析和找出致病的真正根源，如是病毒還是衣原體。如果是病毒，又是哪類病毒，有何特性，這樣才能給前線作戰提供正確的指導和戰鬥方向。17年前的非典，限於當時的科研水平，我們就在這裏走了彎路，浪費了許多寶貴的時間。

       據報道，高福這段時期被分派和領軍的就是這第二條同樣重要和需要爭分奪秒的戰鬥。結果，我國各單位科研人員共同努力，在短短几天內就找到了元兇。1月8日，中國疾控中心正式宣佈發現一種新型冠狀病毒是此次疫情的病原體，1月10日發佈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序列，並完成P C R診斷試劑的開發和測試。1月11日，中國疾控中心開始向武漢提供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試劑。1月12日，世衞組織在一份聲明中説，已從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獲得更多有關武漢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詳細信息，包括從病例中檢測到的新型冠狀病毒基因序列信息，這對其他國家開發特定診斷工具有重要意義。中國科研人員的高水平和高效率，得到了國際上普遍的肯定。

       也許有人説，發現和鑑定出新型冠狀病毒，是很多科研團隊的努力，不是他個人的功勞，中國疾控中心由於其地位只是牽頭，而且既然發現了新型冠狀病毒，作為疾控中心主任就該全力投入防疫工作，他卻忙着給自己寫英文論文到國外發表，論文中還詳細描繪了疫情從一開始每個階段的發展過程。這説明他一開始就知道這個病的發生和傳染擴散，他早就知道這一切，卻不告訴國內公眾，致使這麼人生靈塗炭，難道他不是良心太壞、罪該萬死嗎？

       但是，如果認真查一下國際期刊就知道，武漢疫情以來，國內是有很多專家及其團隊在國際著名期刊發表了不少文章，總起來看作用是正面的。但也確有一些單位和科研團隊之間為發論文起了齷齪，故科技部還專門發聲提醒專家們要注意這個搶發論文而影響防疫工作的情況。不過，仔細查下來看，還就恰恰是高福及其團隊迄今並未獨立發表過屬於他自己成果的任何一篇科研文章。人們議論發表的兩篇關於新冠病毒科研與疫情發展回顧的文章，都顯然是有關管理部門組織，由全國各地多個單位參加的集體工作成果，參加署名個人都是從近20人到近50人不等。我們做學術研究的人都知道，這種集體工作成果與個人及小團隊發表的文章完全不同，記不到自己頭上，與個人的科研成果完全不是一回事。鑑於疫情已經擴散到其他國家，這些論文的發表幫助了國際同行瞭解第一手資料，從而就可以有更多一流研究力量加入到這個難題的研究和攻關。這也是這次國際上讚揚我們科研透明度高、分享資料快，以及世衞組織始終在各種場合力挺中國的重要原因。

       至於有人用根據現在所收集的資料總結回顧疫情的發生、發展，就認為這眾多科研單位的幾十名作者們早就知道疫情早期發展的每一步情況，這自然是一個極大的誤解。當事後諸葛亮的回顧只是可以讓同行們瞭解具體情況，幫助人們總結經驗教訓，希望能為下一步作戰和今後提供指引。這就如股市一樣，回顧過往，每一個股評家都可以慷慨激昂，彷彿料事如神，但預測未來，就完全不同了。股評家們如果都真像他們説的那樣神，那就早就財務自由，不會再幹這份費盡口舌的苦差事了。

       不過現在回過來看，高福之所以後來成為眾人口誅筆伐的靶子，除了因為他的疾控中心主任的身份扎眼外，還真恰恰因為他參加了這份組織上分派的集體打工的工作。

        實際上，我聽人介紹的情況是高福前期只在12月10日去了武漢一、兩天，而且還是由於武漢的早期病例中有相當部分並不來自於華南海鮮市場，因此，高福的工作是去對病毒溯源，尋找病毒更早期的來源。聽説由於在當地收集前期證據的種種困難，並沒有取得什麼進展。

       還有人渲染高福的獸醫專業出身，言外之意是由獸醫來研究防治人的疾病，當然不可能稱職。其實這些人不明白，現代社會發生的一系列危害極大的病毒性傳染病，往往都是從動物傳染到人的。因此在年輕時有學習過動物疾病的經歷，對一個專家今天來研究人類防治病毒，其實並非弱項，而是優勢。

       有人説，儘管如此，高福作為中國疾控中心主任，他總應當比我們大家都更瞭解真實情況吧？他不就是顧惜那頂烏紗帽，不敢出來説實話嗎？香港大學教授袁國勇接受媒體採訪時説，他1月17日就書面通報多個機構包括高福本人，説他已發現此病毒已有人傳人的案例，那高福又幹了什麼呢？這與鍾南山院士不是有天壤之別嗎？

       但是，媒體上其實有報道，參加衞健委組織的高級別專家組的成員都是分別在自己單位接到通知，18日從各地分赴武漢的。有知情人告訴我，正因為高福剛收到袁國勇教授的通報，就以袁教授也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完全可靠稱職為依據，竭力推薦香港大學的袁國勇教授參加高級別專家組。正是因為他的建議被領導採納，所以袁國勇教授才成為唯一一位參加專家組的境外人士。而袁國勇教授的加入，顯然加強了高級別專家組中敢於直麪人傳人問題的聲音。

       另據央媒報道，這個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以鍾南山為組長，組員依次為高福、李蘭娟、袁國勇、曾光等。1月18號到達武漢後，如鍾南山院士在後來的記者會上介紹，疫情發展很快，情況一天一變。所以這個高級別專家組很快形成一致意見，疫情已經很嚴重，肯定發生了人傳人包括醫務人員感染的情況。故在1月20日召開的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記者見面會上，組長鍾南山首先發言，確認了人傳人和醫務人員感染現象。在答記者問中，袁國勇院士也明確指出，人傳人已經發生。疾控中心的曾光教授説此病“已進入社區傳播的早期”，李蘭娟院士則上來就表示認同鍾院士的判斷，説“剛才鍾院士已經把疫情做了很好的介紹”。高福的發言則明確“現在看來（疫情）已經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專家們通常所説的動物跳到人、變異適應有限傳人到最後人傳人的傳染病三階段，並指出“我們的防控措施和對病毒的認識，就是和病毒做一場賽跑”。另一位持相同態度的高級別專家組成員雖然沒發言，但也不應該被人遺忘，他是北京協和醫院的杜斌教授。我個人深深敬佩鍾南山院士的領頭作用和高貴風骨，但是，我想人們也不應該忘記這個組其他組員的貢獻和作用。

       這樣看來，除了十二月底之前武漢方面令人痛惜的最早期延誤上報，使我們失去了在病毒對人體的適應性變異傳播前，將其扼殺在搖籃中的可能機會之外，國家行政主管部門和地方政府對情況的瞭解和行動反饋的時間應當説還都並不算晚。那麼，新冠病毒疫情的前中期防治為什麼還會出現那麼多的遲緩、失誤和問題，真實信息的傳遞和反饋為什麼在相當一段時間遠遠滯後於病毒的傳播和擴散，以至在一個醫療力量極為雄厚、並且是向全國介紹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經驗的模範省會都市，卻完全無力阻止剛剛開始傳播的傳染病，有效醫療資源逐步枯竭崩斷，一步步發展為這個讓武漢以及湖北人民付出慘重代價、波及全國乃至世界的嚴重疫情呢？這才是人們應當關注和不能不追問的，也是我們必須要真正總結和記取的東西。（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