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10萬牀位待命：從居家隔離到集中隔離的艱難糾偏_風聞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作者：吳靖 王晨 吳曄婷 

武漢封城之初遇上醫療擠兑，“居家隔離”政策隨之推出。但社區資源和能力未匹配，反而加重家庭內部交叉傳染。這是武漢病例此後暴增的主要原因。

糾錯政策姍姍來遲，10天后的2月2日，“居家隔離”變為“集中隔離”。但初期隔離點醫護能力不足，同樣令政策推行吃緊。

形格勢禁。方向原本沒錯的政策遇上資源不足，導致“好事變壞事。”政策執行僵化、調整過慢，無奈之中錯上加錯。

直到此後一週定點醫院不斷增加、火神山雷神山完工、方艙醫院推出，外省醫護人員的加入，醫療資源才逐漸跟上。

2月20日前，武漢儲備10萬牀位。重症病人1.4萬張，輕症點3萬張，集中隔離點5.6萬張。

醫療與社會資源逐步擴充，令決策與施策更具資源支撐。前車之鑑，令如今的施政者更注重細節實效，更注重及時調整糾錯，武漢逐漸往“精細型”病人分流方向上轉化。

△ 2月14日，理髮師在幫援助醫療隊醫護人員剪頭髮，為了減少頭髮暴露帶來的感染風險。吳靖攝

20多天以來，武漢某社區書記張平（化名）精神狀態和身體慢慢好了起來，一直讓他緊張、一度因此擔憂是被新冠病毒感染的咳嗽也消失不見：“看來這不過是一場感冒”。

與之相伴，工作壓力也逐漸減輕。1月底時，他一天數次面對着闖進社區辦公室求安排牀位、用車的患者和家屬，半夜接到來不及住院的病人在家中去世、要求社區拉走遺體的電話。焦慮和恐懼寫在他的臉上，口中不斷重複一句外人聽起來有點荒誕的話：“我得讓我團隊的人都活下來。”

那時，武漢封城剛滿一星期。封城之初，恐慌的新冠病毒感染和疑似人羣，像潮水一樣湧向醫院，醫療資源馬上被擠兑，醫院不堪重負。“居家隔離”決策此時推出，在短缺的資源下進行粗放式病人分流。

重壓之下，全市2000多個社區承擔病人隔離和分流的任務。社區工作人員，像民兵被派上了特種兵的戰場。過去的20天，張平手下的社區工作人員有近一半辭職。十幾個人面對2000多户家庭，在防護設備不足的情況下，每天上門排查隔離效果，安排住院——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而由於家庭內部隔離和防護措施不足，全家被感染的例子比比皆是。得不到確診的病人、危重病人的家屬無法安心待在家，他們數次奔波於醫院和社區，成為一個個移動感染源。

“居家隔離”可視為危機初期的無奈之舉，但在明顯看出未達效果之後，糾錯依然姍姍來遲。在這期間，1月23日到2月2日，武漢報告確診病例增長了10倍，從495例變成了5142例。

2月2日，政策突然轉變，“集中隔離和收治”推向前台。然而各種資源沒有跟上，隔離點缺乏醫護能力，也沒有患者急需的檢測和就醫通道，一開始政策難以推行，“應收盡收”的時間點一再推遲。

隨着越來越多定點醫院被徵用，火神山、雷神山的完工，收治確診輕症病人的十幾個方艙醫院的開放，以及密切接觸、疑似人羣的賓館隔離點增多，還有外省醫護人員的加入——在資源擴張下的“病人分流”，逐漸成為現實。

2月8日，曾擔任武漢市委書記的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回到武漢，擔任中央指導組副組長之後，張平明顯感覺到執行力度一下子加大。2月13日，湖北和武漢又在同一天換帥，原上海市長應勇調任湖北省委書記，原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調任武漢市委書記。

張平所在的這個中型社區，有2000多户人家、5000多居民，在2月15日那天，十幾例危重病人都被醫院收治，終於完成確診患者“存量清零”。儘管手下的人走了一半，他做的工作開始聚焦於被嚴格管控出行的居民們買菜、買藥，迴歸社區工作人員能力之內的事宜。

失敗的“居家隔離”

1月20日，在武漢工作的互聯網工作者陳一君（化名），是極少數的提前實行家庭內部隔離的人。那時武漢一線醫護人員已敏感地意識到新冠病毒存在人傳人的可能，外界輿論還停留在“可防可控”。

陳一君聽到父母吃飯有些咳嗽，馬上用公筷分開吃飯。28日，母親開始發熱，他讓父母分房睡。29日，父母在各自房間隔離，三餐送到門口，督促他們量體温。家裏酒精不夠，輪番用紫外臭氧燈進行消毒。去醫院做檢查時，選在晚上十點，外界人流較少的時刻，外出穿的衣服和鞋子，全部放在門外集中消毒。

即便如此，感染還是發生了，父親核酸檢測為陽性，且病得越來越重；母親CT顯示肺部異常，核酸檢測卻為陰性。

武漢協和東西湖醫院重症醫學科ICU主任袁海濤，提到居家隔離時，認為老百姓很難意識到自己是否處在隔離狀態，以及如何隔離。袁海濤在1月中旬轉移危重新冠病人的過程中，不幸感染。當天回家時，尚未發熱，渾身痠痛，他就把自己關進書房，第二天發燒後，直接到醫院住院。尚未確診時，他讓家人做好隔離措施，為書房消毒，在極其專業的防護意識下，他的家人才沒有被感染。

到了2月初，陳一君的父母都沒有住進醫院，陳一君在網上看到無數個求助的帖子，越來越絕望，開始加入了“擠兑醫療資源的大軍中”，到處求人幫忙幫父親找一張住院牀位。他上網發帖、求助媒體，無所不用其極。

和他一樣，1月底2月初，居家隔離導致的大量聚集性感染人羣，又集體遭遇住院難的問題。而社區工作人員，反倒是最無能為力的人。陳一君多次打電話將父親情況告知，他們的回覆只是已將情況上報。

到了2月2日，武漢已徵用40餘家醫院、1萬多張牀位逐步開放收治新冠病人，此時確診數僅有5124名，僅為可收治牀位數一半的情況下，依舊是一牀難求。

△ 2月10日，定點救治醫院-武漢市第八醫院門口，醫護人員在逐一接收來自社區、街道送來的發熱或疑似患者。吳靖攝。

一位在武漢協和醫院工作的醫生稱，住院人數一直以來都大於牀位數。武漢12月底疫情開始，發熱病人大量出現，當時核酸檢測試劑盒尚未下發，各大醫院收治病人的標準是CT觀察肺部影像，“症狀嚴重的就收”，袁海濤説。

1月19日國家衞健委宣佈開始下放核酸檢測試劑盒。之前大量住院病人沒有出院，許多感冒病人因為恐懼託關係住院，即使公開的確診人數低於牀位數，實際上所有醫院早已住滿。

此時，核酸檢測結果成為病人是否住院最艱難的門檻，那些本來CT檢測後可能被收治入院的重症病人，成為等待核酸檢測的“疑似病人”，不能入院，被隔離在家中。

張平社區在春節前後，就有兩位80多歲的CT顯示肺部異常的老人，尚未等到核酸檢測，就因病情加重在家中去世。另一位50多歲的女性確診病人，被社區告知，當天上級協調出了一張牀位，可以去紅十字會醫院住院，在紅十字會醫院等待牀位時排隊了一天，還沒等到牀位，她的女兒打電話回社區哭訴母親去世慘狀：“媽媽死在醫院的地上，褲子全部尿濕。”

高危疑似病人的家屬也成為高度風險的密切接觸人羣，他們不斷去醫院排隊等待一線入院的機會，或者不斷找社區尋求解決辦法，社區無法限制他們出入，居家隔離的意義蕩然無存。武漢礄口區某社區的四位工作人員，就有一位被感染，導致同辦公室的四個工作人員全部被隔離，整個社區的居家隔離工作陷入癱瘓。

政策雖然變了，但資源沒跟上推進很難

政策轉折點發生在2月2日。張平等社區工作人員收到了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的要求，對涉及新冠肺炎的四類人採取集中收治：確診患者儘快安排牀位；疑似患者進行集中隔離；發熱患者集中隔離觀察；密切接觸者集中隔離——從根本上推翻了居家隔離的方案。

2月3日，一批賓館被改造為隔離點，但政策推進很難。

最初指揮部提出的要求是最晚至2月7日，完成武漢所有疑似病例的核酸檢測，爭取在2月5日24時，收治所有確診病人。後來，又提出9日以前完成發熱病人檢測，9日24時前所有確診居家隔離的病人都要收治。再後來，這個時間點又推遲……

歸根結底，原因在於醫療資源沒有跟上，隔離點缺乏醫護能力，定點醫院的牀位依然空不出來，一些本應住院的病人卻被安置到隔離點。八點健聞的文章《武漢新冠肺炎四類人員集中隔離，為何這麼難？》中記錄了一位患者的控訴：“我這麼重的病人就把我拖這裏觀察？到時候晚上要吸氧了，啥都沒有，那就等死了是不是？”

△ 2月3日，隔離酒店門口，疑似患者詢問工作人員目前隔離情況。吳靖攝。

家住武漢市江岸區天興花園23歲的鄭秀和19歲的鄭濤兩姐弟（均為化名），父母被確診為新冠病人，於2月3日被送進賓館隔離點，2月7日父親休克，隔離點工作人員讓鄭秀領回家，她想辦法送到了協和醫院，醫院當時看情況極其危重，不收。她跪在地上求醫生收下，最終雖然收治，但為時已晚，父親於2月8日去世。當天，母親又在隔離點呼吸衰竭，送到漢口醫院，醫院沒有牀位，只能在大廳輸液，自己買袋裝氧氣。兩姐弟在大廳冰冷的鐵皮椅子上坐了兩夜。最終，母親以危重病人的身份被送往火神山醫院。

父親確診、母親高度疑似的陳一君作為密切接觸人羣，在社區的反覆要求下於2月4日去了賓館隔離點，他的初衷在於如果順從社區，或許社區能夠安排病重的父親入院。但社區依然束手無策，最終，他反覆努力找尋私人關係終於把父親送進醫院。

這個問題的解決之道一方面是各地醫療隊的支援，另一方面是新增定點醫院和火神山、雷神山的建設，以及一種新類型醫院的大規模建設——方艙醫院。 

​**“方艙醫院建晚了”**

2月1日，呼吸與危重症醫學專家王辰院士到武漢考察，他的建議成為武漢新冠疫情防治中一個重要轉折點。在2月5日晚接受白巖松訪談的視頻中，王辰指出輕症病人收治不足，居家隔離不但不會避免傳染，反倒會造成社會和家庭的進一步感染，這是加劇疫情的最重要因素。他提出了“方艙醫院”的概念，利用大型場所，集中收治輕症病人。

2月3日，總牀位數超過一萬的第一批15家方艙醫院開始建設，並於2月5日陸續投入使用，相比定點醫院的牀位，方艙醫院的牀位起初較為寬鬆，它收治病人的標準起初是確診病人，輕症患者，沒有基礎疾病，65歲以下。

多位業內專家認為方艙醫院建晚了，“這次新冠疫情和2003年的sars很不一樣。新冠確診人數數量極多，但大多數是輕症，需要方艙那樣的大型設施來容納輕症病人。”

△住進方艙醫院的患者，開始跳起廣場舞

2月4日開始建設的塔子湖方艙醫院由湖北省中西醫院接管，2月12日開始接收第一批病人，到2月13日下午5點，一共收了430人。

該院院長凌瑞傑對八點健聞説，原則上方艙醫院是收輕症確診病人，因為條件比較簡陋，也有部分病情比較重的患者收進來之後，再轉出到定點醫院去。“現在要求（方艙醫院）不能有人去世，危重病人吸氧設備之類的都不到位，沒有安全保障。轉出去的標準是，按照指南要求，血氧飽和度、嚴重的基礎病等來判定。”（按照第五版診療方案：呼吸窘迫、呼吸頻率（RR）超過每分鐘30次；靜息狀態下血氧飽和度低於93%；氧合指數低於300mmHg，滿足這三條指徵中的任意一條就屬於重型患者）

2月13日收治的430人中，轉走了10個重症患者。“很多定點醫院都爆滿，只能轉到自己的醫院，別的醫院沒辦法接手。”凌瑞傑説道。

集中隔離控制了疫情的擴散，但早期錯過治療的病人需要定點醫院開拓更多的牀位。為了擴張重症牀位，2月中旬，中南醫院又擴張了200張牀，政府一聲令下，兩三天之內，分批收治重症病人。醫院連夜施工，將普通病區改造未傳染病病區。

但因為分流政策晚了一步，而重症患者的治療週期較長，定點醫院仍然一牀難求。

不堪重負的定點醫院，外界把收治病人當作對他們唯一的要求，但一些醫院內部病區的安排不合理，又加大院內感染的風險。2月中旬，一個外省醫療隊援助一家武漢市定點醫院，他們發現幾十位未做核酸檢測的疑似病人，病房是三人一間。醫療隊的一名醫生提出質疑，疑似病人應該單獨隔離，否則容易交叉感染。武漢那家醫院院長聽了非常不滿，認為醫療隊是想少收病人。最終，北京醫療隊堅持多人病房只收危重的確診患者。“這些危重患者，發病時間都是在2月初，發病都有十幾天了，時間比較長，錯過了早期治療的最佳時期。”上述醫生説道。

過渡期的“流浪病人”

陳一君的父親住醫院後，他又在隔離點開始擔心母親，因為核酸檢測是陰性，即使肺部CT顯示單肺感染，根本沒有入院或者是進入收治輕症患者方艙醫院的可能。她被送到離陳一君不遠的另一個賓館隔離點。“只有藥，不能打針，也沒有吸氧機等設備，一旦病情加重，該怎麼辦？”這成為陳一君隔離期間最焦慮的問題。

核酸檢測，一直是新冠疫情中決定病人是否收治、決定確診病人數量的重要指標。一線臨牀醫生卻對這一指標充滿爭議，陽性的一定是確診病人，但因取樣等因素，“假陰性”的存在導致核酸檢測準確率只有30%-40%。

最早提出應把CT檢測做為臨牀確診準則的中南醫院張笑春認為，病毒潛伏是跟病毒載量和採樣有關。陽性確診患者在治療後，病毒被消滅一部分，病毒數量減少，很可能取樣的部位檢測不到病毒，檢測結果是陰性，但肺泡內還有病毒。多地出現，一些患者多次核酸檢測為陰性，但病症不斷惡化的情況。

1月底核酸檢測放開後，確診人數暴增，但還有許多陰性的患者,CT診斷是應該繼續治療不該出院的。以第五醫院為例，1月31做的住院病人的檢測，超過70%是陰性，醫院就在2月5日發佈上級部門的內部通知，從當天起，“能出院的儘量出院，如有臨牀症狀重的，可以繼續留院觀察或治療，稍後會把雙陰患者名單上傳，各科室針對自己科室的患者儘量勸出院”，該通知得到了內部醫護人員的證實，大批患者出院。

同濟、協和、中南等收治危重病人的定點醫院，醫生內部達成一個默契。 “儘量只讓相對輕症的患者出院，很多陰性患者真的不適合出院。”一位同濟醫院的醫生説。

對這一類患者，決策層早有考慮。2月2日，武漢徵用第四批17家定點醫院，專門收治從前三批定點醫院轉出的首次檢測結果為陰性的疑似病例，包括武漢商職醫院、武漢市第八醫院等。

但第四批700多張牀位，無法接收全部轉出的患者。

以江漢區為例，全區只有武漢商職醫院能夠接收需要繼續治療的雙陰性患者。武漢商職醫院院長對八點健聞介紹，醫院聽從安排，只接收紅十字會醫院轉出的這類病人，由120急救車接送，“雙陰性，隔離觀察，有基礎疾病在這裏治療，比如這個患者還有糖尿病、中風等”。

△ 2020年2月10日，武漢市商職醫院門口被封鎖，此時已經接收了200名左右的新冠雙陰但仍有基礎疾病需要治療的患者。吳靖攝。

而江漢區還有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協和醫院、同濟醫院等家定點醫院，上述類型患者在轉出時就沒有定點醫院接收。

從2月1日開始，截至2月10日左右，商職醫院已經差不多快收滿了患者，230張牀位，配備的醫護人員除了本院的，還有來自社區醫院的和援助醫療隊的，但仍然“真的不夠”。

當核酸檢測成為確診病人的唯一標準時，大量的陰性但重症的病人，被卡在核酸檢測這一標準上，成為現實中要麼入不了院，要麼必須出院的“流浪病人”。

儲備10萬牀位，收治能力是精細分流之根本

讓張笑春等臨牀一線醫生感到驚喜的是，2月5日，第五版診療指南的確診標準添加了CT影像的臨牀判斷，這意味着在準則上打破核酸檢測的缺陷。

調整幾天後，對外公佈的確診病例就按照診療指南。2月12日，武漢確診人數一天暴增13436例——這並不是真的新增，而是原本已有但遮蔽的實際病例浮出了水面。

核酸檢測雙陰，但CT檢測有肺部影像學改變的“流浪病人”有了被醫院接收的條件。

讓陳一君開心的是，他的母親終於可以從隔離點轉往方艙醫院。

但暴增的確診病人，更加考驗定點醫院的收治能力。張平所在的社區，街道要求將一位65歲的核酸檢測雙陰、肺部影響改變的老人送到紅十字會醫院。這位老人檢測標準改變後，成了確診病人，此前因為雙陰的檢測結果，定點醫院不收治，而方艙醫院因為病人65歲，也不收治，她成了無處可去，只能在家隔離的病人。街道辦保證醫院一定有牀位。但病人被送到醫院後，等待了幾個小時還沒有被安排牀位，老人幾小時沒吃沒喝，也沒人管，開始在地上打滾，鬧了起來。後來終於入住。

並不是所有社區都像張平他們那樣，已將所有確診患者送進醫院。礄口區一個1920户，5000人左右的小區，因為社區書記退休，一個社區人員感染，2月12日社區的7個確診病人，全部在家，依舊沒有送往醫院。

徵用定點醫院的牀位依然在進行，由《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下發的2020年25號文中，提到：“武漢市將在2月20日前，達到定點醫院病牀14000張，用來收治重症病人。”武漢市2月20日預計達到的新增牀位儲備總數將達到10萬張，除去定點醫院收治重症病人的14000張之外，還有輕症點（方艙）牀位30000張；集中隔離點牀位56000張。

一個讓人感到有希望的現象是，武漢新增新冠肺炎的確診數據在2月12日爆漲之後，此後三天，新增確診數據急劇下降。2月13日降至3910例；14日降至1923例；15日是1548例；而治癒人數卻在大幅增加，2月15日，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湖北省委常委王賀勝在國新辦的發佈會上介紹稱，重症定點醫院武漢金銀潭醫院和肺科醫院出院率超過30%。

△ 吳曄婷製圖

方艙醫院也將迎來建立伊始第一個出院的高峯，2月15日下午，武漢客廳方艙醫院首批17位患者出院，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副院長、武漢客廳方艙醫院副院長李志強接受媒體採訪時稱：“最近幾天應該會是方艙醫院出院的第一波高峯期。因為自2月7號開艙正式收治病人，已過去一週時間。很多病人經過治療後，都處於穩定再到恢復的狀態，等幾天內幾項檢測客觀指標達標後就會達到出院標準”。

還有許多一個個具體的希望逐漸出現。父親去世，母親病情危重的鄭秀、鄭濤姐弟，姐姐已在兩天前被收治到第一醫院，弟弟也去了隔離點。在火神山一度病危的母親，昨天忽然“想吃飯，吃水果”。

陳一君一度病危的父親，2月8日開始接受瑞德西韋的雙盲試驗，隨後逐漸退燒，雖然血氧尚未達標，但最危急的時刻已渡過。在隔離點隔離了12天的陳一君，一直未發燒。他剛做完核酸檢測，如果結果是陰性，馬上就可以走出隔離點。十天前的絕望，已開始慢慢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