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幫助中國抗擊新冠，到底出幾分力算好？_風聞

最近因為日本捐助中國的醫療物資上書寫“漢詩”勉勵國人而引發社交輿論關注，很多人稱讚這些古詩詞朗朗上口且情懷備至，由此也引發互聯網上的“反謝詩詞大賽”。

觀察者網的網友對此事的評論多種多樣，但是大多數網友的論點卻停留在了奇怪的“日本援助得少”、“日本做二分説八分”、“都是日本華人捐助的”等觀點上，即否定日本政府或民間的支持與努力，而讚揚日本華人與留學生的行為。

日本華人與留學生當然也是這次日本民間捐助的主力軍之一，但並不能説日本政府機構與其他民間組織就對此“袖手旁觀”。

從官方媒體的報道中梳理日本對本次新冠疫情的對策來看，他們從上到下是充分考慮到中國政府、人民的感受了的。

1月24日，日本武田株式會社從總部調撥【3萬N95+7萬普通醫用口罩】，分批次向中國各口岸運輸，預計30-31日抵達中國。同時武田總社還授權武田（中國）向紅十字會捐贈【100萬元資金+100萬元物資】。

1月25日第一架川航包機降落中國，其中滿載日本國內捐助的物資，既有在日華人、留學生的定向捐助，也有日中友協的饋贈、日本中央政府從應急物資儲備庫裏調取的防護服百餘件。同日，松下（中國）向紅十字會捐助【100萬元】。

1月26日，日本豐田汽車向中國紅十字會捐贈【100萬元】。日本大金電器向中國紅十字會捐贈【100萬元】。

緊接着1月27日，日本派出1架政府包機接送在華日僑，順帶捎來了一共【2噸】的應急醫療物資（這一批次是由日中友協與自民黨高層牽線購買的）。同日，大分市政府單獨向武漢市捐贈了【3萬枚】醫用口罩（由國際快遞發出）全因大分市與武漢市是友好城市。

一天後，1月28號，日本政府再次派出2架政府包機，在接送日僑的同時送來了一共【9噸】的應急醫療物資（包括近【5萬枚口罩】及防護服、消毒液、消毒紙巾） 

同一天，東京迪士尼樂園與東京海洋公園宣佈：【不會因為疫情而禁止在日中國籍遊客或在日華人入園】。還是同一天，安倍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的會議上宣佈：日本將對所有在日本【確診病例】進行集中統一治療（強制性治療），不會區別其國籍，治療費用由日本政府報銷。還是同一天，日本資生堂集團授權在華子公司，向中國紅十字會捐贈【100萬元資金】。

1月29日，還是大分市，又通過國際郵件形式，向武漢市捐助【200套防化服+400護目鏡】。

1月30日，日本北海道苫小牧市向友好城市秦皇島市，捐贈【100套防護服】。

2月份開始，日本各地政府陸續定向捐助中國“友好城市”。比如：

水户市定向捐助重慶市【5萬枚醫用口罩】。

日本茨城縣常陸太田市捐贈餘姚市 【普通口罩1.8萬個，醫療口罩2000個，防護服150套，手套500副。】值得一提的是，常陸太田市的總人口只有5萬。

秋田縣的由利本莊市向無錫市捐贈【1萬個口罩，60套防護服、護目鏡】作為抗災物資。此次捐贈的防護服是市內儲備的防災物資（該市曾是311大地震災區）。

滋賀縣彥根市向湘潭市捐贈的1萬副口罩。

新瀉縣的柏崎市向四川峨眉山市捐贈8萬多副醫用口罩。此外還有：

舞鶴市-大連市（1.5萬口罩+消毒紙巾盒200盒）。

川崎市-瀋陽市（8萬口罩）。

鹿兒島市-長沙市（5.6萬口罩+200防護服）。

廣島縣-四川省（8萬口罩）。

薩摩川內-常熟（3萬口罩）。

東京都港區、東京都府分別向中國大使館與武漢市進行捐助。港區移交大使館5萬個口罩，東京都捐贈湖北省2萬套生化防護服。

據統計，日本共有11個都道府向中國各地捐贈了醫療物資，其中不乏大分市這樣連續捐助的。而這些捐贈行為並沒有引發民間的大規模反彈，這也説明，至少在明面上，幫助中國渡過難關是日本社會當前的“大共識”，哪怕是從為己的角度看，也是保全日本的唯一方法。

還需要注意的一點是，日本的【市】多數只相當於中國的【縣級】單位，甚至只相當於中國的【鄉鎮】，比如常陸太田總共5萬人口，薩摩內川市也才剛剛10萬人口。中國中東部隨便一個大點的工業區或鄉鎮就不止這點人。所以很多日本地方實際上屬於“傾囊相助”，他們的應急物資儲備也只有這麼多。

除了日本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援外，日本中央政府也沒有閒着，因為他們到18號為止總共向武漢派遣了5架政府包機，每一架都運載了成噸的應急物資。昨天17號的航班上運載了大量官民的捐贈，包括：

日本在亞歐會議（AESM）框架下所存第二批物資，含5220件護目鏡與5000件防護服，此外還有前田建設、大分市（大分市已連續多次捐助）、無印良品、air water集團的物資。

日本的自民黨高官，黨務幹事長二階俊博功不可沒，他從1月末就開始為募集捐贈物資而拉動關係、四處奔走，沒有他的出面，日中友協也很難拉到如此之多的應急儲備物資。

此外，日本的各大學府與民營機構，如日本東北福祉大學、日本東北福祉會、國際禪文化交流會、日本經濟新聞社等也向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捐贈了普通口罩20000餘個，醫用N95口罩1000餘個，護目鏡100餘個，東北福祉大學大谷哲夫校長、東北福祉會的大竹榮理事長親自到郵局寄送。

到此為止，我還沒有梳理完日本政商與民間的所有對華抗疫捐助，**但從中也能看出日本對華、對外捐助的一些特點：中央與地方分工合作，而非集中由中央政府進行捐助。**這是因為日本政治體制在目前來説還是一個分權制政府（非英美式）這種分權制模式從日本古代一直流傳至今，仍然深刻影響着日本政治，地方政府對外交流的主動權還蠻大的，儘管安倍已經在大力強化“中央集權模式”、削弱地方自治權。

總體而言，日本在此次對華援助中可謂是“盡心盡力”了，中央、地方、民間、商界、學界齊出動。

安倍甚至通過二階俊博，要求自民黨官員與議員每人扣5000日元工資捐給中國，合計大約23萬人民幣。引發了部分黨員的強烈不滿。 儘管二階聲稱“自願為主”，但該提案明顯帶有安倍“強迫捐助”的意思。這在日本歷史上也是前所未見的，畢竟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時候，日本政府即使派遣了救援隊，也沒要求高官自行扣工資捐中國的。

我們大可不必一廂情願地認為日本政府與民間這樣做“完完全全是滿懷真誠地善待中國”，因為國家行為的核心仍然是“利己主義”。日本總動員幫助中國渡難關，説到底是為了日本自身的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日本安倍政府已經深刻認識到中國對日本的重要性。

但即便如此，我們也應該深深地感謝他們在危難時刻的傾囊相助，而不必用病態心理去對他們的捐助金額、捐助數量、捐助目的“挑三揀四、挑肥揀瘦”。

畢竟任何一個外國，捐助我們是情分，不捐助我們是本分，沒有天經地義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