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進入21世紀了，為什麼病毒流行病卻愈演愈烈？_風聞

文章來源丨果殼

正在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引發的疫情成為全球性公共衞生緊急事件之際，那款2012年發行的模擬策略遊戲《瘟疫公司》，再次衝到了Apple Store熱門遊戲排行榜的三甲。各國憂心忡忡的玩家，都不約而同在遊戲中選擇能夠通過呼吸道傳染的“冠狀病毒”，試圖預測這場疫情最終的規模。

《瘟疫公司》遊戲畫面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不得不發表聲明稱，《瘟疫公司》內置的算法建模，雖然得到過專業流行病學專家的建議與優化，但終究不能取代權威公共衞生機構的研究。

實際上，有一羣專家確實在顧慮，《瘟疫公司》中的局面會在現實中真正出現。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與安全中心傳染病學專家阿米什·阿達加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衞生與安全研究中心曾在3年前，出台過一份名為《全球災難性生物風險》的研究報告。報告的作者之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與安全中心傳染病學專家阿米什·阿達加（Amesh Adalja）表示**，所謂全球災難性生物風險（global catastrophic biological risks，GCBR）事件，即是由生物介質導致，現有公共衞生與醫療系統難以應對的大規模傳染病與人為泄露/襲擊事件。**它不僅會造成大量人類生命的犧牲，也會引發一系列社會經濟動盪，而人類在最近半個世紀以來已經進入了一個全球災難性生物風險事件頻發時期。

危險從未遠離

導致生物風險的病原體有很多，包括細菌，真菌，原生生物，蠕蟲，朊病毒和病毒。其中最值得警惕的，是種類多樣的病毒。比爾·蓋茨也在2015年的公開演講中感慨：“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們最擔心的是核戰爭。但未來如果有什麼東西可以奪去上千萬人的生命，則更可能是某種高度傳染的病毒。”

21世紀全球災難性生物風險地圖 | https://www.vox.com

“我們之所以着手這項研究，是因為所有同行都會不時列出那些可能引發下一次致命流行疾病的病原體名單，有些可能在生物化學研究中已經證明其危險性，有的則已經引發過流性疾病，但幾乎很少人試圖深究這些病原體從潛伏狀態轉向高危爆發的內在機制。” 阿達加説：“為什麼流感要排在名單的首位？為什麼2016年之前我們沒有想到寨卡病毒？為什麼我們以前沒有想到過西尼羅河病毒會在美國爆發？”

如果我們回首人類的歷史，類似的全球災難性生物風險一直伴隨着我們。

中世紀壁畫，1342年被黑死病侵襲的比利時 | https://www.sciencemag.org/

**6世紀的查士丁尼瘟疫，源自一種致命的鼠疫桿菌，藉助人類貿易，遷徙與征服，它從北非跨越地中海到君士坦丁堡，又向北進入法國、德國，消滅了當時世界17%的人口。**14世紀，同樣由於鼠疫桿菌引發的黑死病沿絲綢之路，從亞洲中部一路向西，席捲整個歐洲，據估計，當時歐洲約有占人口總數30%～60%的人死於黑死病。

1918年大流感中的美國公立醫院 |https://www.history.com/

而**1918年大流感，在全球範圍內奪取了大約2000萬到5000萬人的生命，是有史以來最具破壞力的全球災難性生物風險（GCBR）事件。**其時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三條戰線上，高度密集的同盟國和協約國軍隊長期在塹壕中對峙，民事後勤人員和傷員在前線與後方之間頻繁流動，更加促進了流感病毒的散佈。

新病毒：自然對人類的報復？

理查德·普雷斯頓在描寫埃博拉病毒緣起的《血疫》中説，隨着人類技術的進步與對自然的加緊開發，我們似乎闖入了一個神秘黑暗的禁地，那些原本與人類相安無事的病毒，由於其原本動物宿主被消滅，或者被當做人類維繫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物資源，於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人類，作為新的宿主。

回首過去的半個世紀，隨着人類科技的急速進步和經濟繁榮，全球災難性生物風險事件的發生頻率反而在增高。從某種“因果報應”的神秘角度來看，人類征服自然的行為，導致了後者藉助自身豐富的病毒“存貨”開始傳播疫病，對人類展開了反噬：《自然》（nature）雜誌曾在2008年做過統計，當今新出現的傳染病中，有60%是人畜共患，其中72%又是以動物為宿主的病原體引起的。

西非原住民捕獲大猩猩，被稱為“叢林肉”的野生動物是當地人動物蛋白的主要來源 | 

例如西非人口的急劇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長期停滯，使得當地人幾乎80%的動物蛋白攝入依舊來源於叢林野生動物。1996年2月，加蓬與扎伊爾邊界一個名為梅依波特2號的小村莊中，原住民分食了一隻捕獲的患病黑猩猩，旋即造成31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其中21人死亡。

同樣，1989年，委內瑞拉西北部曾經爆發過的出血熱，罪歸禍首是當地叢林中的棉鼠和藤鼠兩種齧齒類動物。由於大規模農田開發，棉鼠和藤鼠失去了原有的棲息地，被迫在新建立的農村社區中與人類發生接觸，由於和隨身攜帶的一種沙粒病毒（Guanarito）共生多年，棉鼠和藤鼠本身並不會發病，但新病毒很快“發現”，免疫系統對自己毫無防禦能力的人類，是更好的新宿主。

更糟糕的是，**由於病毒宿主動物體內通常擁有多種病毒，這些病毒會互相交換基因，產生威力更大的“下一代”，並且能夠在不同物種間移動。**比如800萬年前 ，當時中非的黑猩猩由於捕食猴子，感染了紅頂白眉猴和大白鼻長尾猴身上的SIV病毒，後來黑猩猩身上的變種SIV病毒傳播至人類，最終變異為造成艾滋病的HIV病毒。

而本次新型冠狀病毒則可能要追溯到菊頭蝠身上。阿達加表示，根據病毒變異數據來推斷，它最早應該出現於2019年10月底，並用了大約兩個月時間完成了初期傳染。這一次病毒從攜帶動物向人體“飛躍”是如何發生，最終制造了這位“零號病人”，目前尚不明瞭，很可能存在中間宿主動物。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新型冠狀病毒尚未出現明顯的變異。

城市，脆弱的節點

今天，由於全球一體化經濟格局的建立，人類居住城市化帶來的人口密集度，大規模生活公用設施，以及快速交通工具，尤其是商業航空客運的普及，使得病毒的傳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開。阿達加告訴我們，本次病毒傳染率比2003年的SARS病毒更高，因為它以社區傳染的方式進行傳播：“根據中國方面提供的信息，我們可以看到持續的社區層面疫情不斷出現，感染者通過多種途徑，在社區中將病毒傳播給他們的家人和日常接觸的居民，從而在某種意義上，讓新型冠狀病毒的防控比2003年的SARS更加麻煩，後者主要傳播途徑是醫院，而社區傳播比醫院傳播更難以阻止。”

湖北街頭，被收治的新冠肺炎疑似患者

阿達加認為，本次SARS-CoV-2肺炎疫情算是一次危害等級不高的全球災難性生物風險事件，因為其死亡率在現有冠狀病毒疾病當中，屬於中等，比SARS略低，大約是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的1/50，並且它存在鮮明的季節性，集中於秋冬。

但是，如果未能徹底制止其傳播，那麼很可能在下個冬天它會捲土重來，最終和流感一樣，變為某種我們必須日常應對的“常規病毒”。由此導致的一個糟糕後果就是，如果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與冬季流感始終保持同期，爆發產生長期的“波峯疊加”，那麼會為診斷治療製造更多的麻煩。

尋找下一個嫌疑犯

令人擔憂的是，下一次全球災難性生物風險事件的元兇，可能潛伏在看似最不可能的地方，甚至也許還沒有被發現。所以需要醫學研究者充當“病毒獵手”。

**一種傳染病爆發的嚴重程度和四個因子有關：致命性、是否容易傳染、感染多久出現症狀、是否有疫苗和有效的治療手段。**即使疾病只有一部分特徵符合嚴重傳染病的標準，也能在人羣中肆虐。

美國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的疾病生態學家凱文·奧利瓦爾(Kevin Olival)和他的團隊，在2009年到2014年之間，發現了大約1000種全新的病毒。如果某種病毒帶有能夠潛入並“俘獲”人類細胞開始大規模自我複製的基因，且存在於某種人類日常接觸或食用的飼養動物身上，那麼它很可能就是製造下一場全球災難性生物風險事件的嫌疑犯。

微針陣列技術（MAP）疫苗使用示意圖 | www.thelancet.com

“面對全新的敵人，我們需要全新的武器和截然不同的應對模式”，阿達加表示。在報告中，他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衞生與安全研究中心的同事們列舉了幾項應對未來全球災難性生物風險至關重要的新技術：帶有Wifi功能的便攜式基因測序設備，讓醫療實驗室直接與一線醫療防疫人員實現信息共享；對自然環境進行大規模無人機實時監控，以便在動物傳播階段就對疫病進行預警；便攜式微流控芯片設備，可以加速病患的細胞採樣分析和藥物篩選流程；以及在非洲等疫病高發地區普及更容易貯存、吸收起效的微針陣列技術（MAP）疫苗。

不僅如此，阿達加還強調，面對傳播迅速的新型疫病，需要組織能夠快速反應的、結構扁平化的全新機構進行應對，比如CEPI（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DARPA（美國國防部先進項目研究局生物危機處理部）等，這些新型組織能夠將尖端技術研究與實際應用落地緊密結合。

“每一次與大規模流行病的戰鬥過後，病毒沒有被擊敗，不過是回到了它們原本安眠的叢林深處，”理查德·普雷斯頓寫道，“在那裏，它們繼續不斷地進化，變異，有朝一日會捲土重來。” 所以，此次面對COVID-19的戰鬥，僅僅是新世紀人類生存自救之戰中的一場戰鬥，未來的道路依舊艱險而漫長。